和民間請客一般由主人點菜不同，官場上的主位者往往不會親自點菜。“負責接待的辦公室主任通常會在領導來之前把菜點好，等主客到達之時涼菜必須上好，絕不能讓桌子空著，這是大忌。”

　　這位副秘書長是北方人，他說以單位名義宴請客人有一定規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對面，1號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號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隨意。但有些地方經常會讓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機，“大概他們覺得，這個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點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國家統計局財務司司長張仲梁曾在一次講座上笑稱，自己開會、處理各種文字的時間大幅縮短，“是八項規定把公務員們從文山會海中，從酒桌上解放了出來。”

　　前文提到，根據張仲梁的調查，2012年各級干部有很長的時間花在吃飯上，而到了八項規定出臺的2013年，數字出現了急劇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級干部平均每周飯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級0.5次、市長10.2次、縣長12.2次。

　　官場上因此流行起這么一種說法：“沒想到八項規定的力度這么大，范圍這么廣，影響這么深，效果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縣為樣本調查官場“吃喝尺度”的變化。該縣工業較發達，人口50多萬，2012年GDP約為150億元。

　　該縣財政局副局長表示，八項規定出臺已有一年多，三公經費大大減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萬元。在這1400萬元中，“飯桌”上用的錢大幅減少。全縣2013年前10個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費用同比減少30%。一名公務員的公務接待費用預算，本來是一年一萬元，在2013年壓縮至9000元。

　　該縣縣委書記帶著方便面下鄉人盡皆知，還一度登上過省級媒體。據一名紀委干部回憶，有一次來了上級領導，要留人進餐館吃飯被婉拒，“你們縣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們就一人來一碗米粉如何？”

　　官場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員們也自由閑適了不少。國土局一名工作人員說，“以前自己搞接待，一個星期要參加四五次飯局，現在一個月都吃不到兩次，‘三高’也降下來了。”縣里的普通民眾看到了往日見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門官員甚至有縣領導，在河邊陪著老婆孩子散步閑逛。

　　張仲梁的調查也顯示，2013年，官員工作節奏明顯改變：逐漸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招待和飯局減半，在家時間平均增加了30分鐘。

　　公款吃喝少了，餐飲業的收入也隨之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前兩個月，高檔餐飲酒店等“限額以上企業”餐飲收入增長僅為8.4%，同比下降3.3%；商務部的抽樣調查也顯示，北京、上海、寧波高檔餐飲企業的營業額，分別大體下降了35%、20%、25%。

　　數字是否能反映官場飯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許不能讓人樂觀。據廉政瞭望報道，中部地區一名縣委秘書長王安東表示，“雖然各地紛紛出臺針對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時候又不得不吃，我們只能轉戰第二、第三戰場。”

　　相對于高檔星級餐廳，“二三線戰場”更為隱秘。“吃得最多的是單位食堂，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貪局的審查點吃的，那里的廚師是從五星級酒店請來的，手藝不錯。”

　　除了單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開辟為“二三線戰場”：

　　2013年1月新京報報道，甘肅、福建、河北、河南、內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級駐京辦餐廳，至少3日內餐廳的包間和宴會廳都已預訂一空，“主要都是國企和政府部門的公務接待和年會”。

　　2013年4月，有媒體暗訪了北京幾處分別位于公園、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場所，發現這里就餐價格高，并有公車的身影。一名服務員表示，他們接待的領導很多。

　　看來，想要遏制公款吃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新京報新媒體編輯 郭彥博　參考資料：新華網、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廉政瞭望、環球人物、中國新聞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