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三

　　合作醫療跨地醫保難題為“黑診所”助了風

　　現行醫療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進步

　　2012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竺被封堵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被記者追問“何時能夠實現異地醫保統籌”，陳竺稱要到2020年。

　　社會進步，人口流動，獨生子女父母跟隨看病的一系列問題開始浮出水面，不能異地即時結算費用，門口看病社保不報銷的瓶頸性問題逐個現身，以至于醫療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進步。

　　“黑診所”也是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出現的。此前，農村人口還未大規模流動，農村中延續著我國從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逐漸成形的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

　　但這項制度的基礎是人民公社制度，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村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務工，農村合作醫療出現了嚴重萎縮。農村居民受到醫療保障的比率由1978年的85%急劇下降到1998年的13.7%。

　　失去了舊保障，又受困于戶口問題，不能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公共醫療資源的進城務工者，只能在城市陋巷中和邊緣處的非法診所里，解決治病就醫的問題。

　　終于在2003年，我國開始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才出現新的基本公共醫療服務，進城打工者的醫療問題看似得到了解決。但實際上，農民工作為城鄉“兩棲”人口，仍然處在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夾縫之中。

　　前者要求他們回戶籍地定點醫院就醫，路費和其他開銷、異地就醫等手續繁瑣、補償不能及時到位和比例降低，對于在城市里苦苦打拼的他們來說，并不劃算。而后者又涉及到簽訂勞動合同問題，這對工作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來說難度依舊較大。

　　原因四

　　違法成本低終究為“黑診所”點了火

　　重拳打擊不凈，無風死灰復燃

　　必須承認的是，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對于打擊“黑診所”的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說是：發現一起打擊一起，但究竟“黑診所”為什么會死而復生、打擊不凈呢？

　　有專家表示，黑診所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有強大的市場需求，也與處罰難有關聯。從目前情況來看，1994年頒布實施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已經滯后，無法對黑診所形成震懾作用。

　　目前，我國衛生行政部門打擊非法行醫的主要依據是1994年出臺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多是采取責令停業、沒收藥品和醫療器械以及罰款等行政處罰。

　　談及到處罰，法律法規限定了對“非法行醫”的處罰金額，對非法行醫者或機構最多只能罰一萬。其中分第一次行醫的，罰3000元以下，第二次被查處，可罰款3000元以上，一萬元以內。即便經濟處罰，區區幾千元的罰款與高額的利潤相比，違法成本太低，根本無法對這些黑診所起到震懾作用。

　　而在最新修訂的《刑法》里，對非法行醫的入刑標準也只是定義為“情節嚴重”，但對于本罪的理解和認定，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爭議。

　　最終致使無證行醫行為一般不觸及刑法，而行政法規上又沒有對無證行醫者規定強制措施，幾千元的罰款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他們很快就會重新換個地方“另起爐灶”，死灰復燃。

　　文/《浙江日報》記者 劉子瑜 柳博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