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于1923年出生于大連，其父恭親王溥偉雖是清朝遺老，但思想比較開明，從不反對學習西洋知識，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打下國學的基礎，因為溥偉始終堅信“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溥偉曾經從北京請了一位老夫子教他念《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等書，然后念《四書》。教學的方法就是“死背硬記”，完全沒有講解，此外就是每日苦練大楷和小楷字。溥偉過世后，由于家中斷了生活來源，本文作者母親帶著三個孩子無法生活，聽說溥儀在偽滿洲國宮廷內開設私塾，專門招收宗室子弟，并包食宿，于是就將其送到溥儀的私塾讀書。

　　1937年春天我到長春時，發現私塾里已經有五位學長：班長溥儉、溥英、毓嵣(本名毓嶺，因為溥儀的第三個妻子名字叫譚玉齡，為了避諱，改叫毓嵣)、毓嵒和毓慈。算上原先送走的幾個學生，我應該是私塾第三期學生了。后來發現，五位學長之所以來私塾讀書，基本和我的情況差不多。雖然五位學長比我早入學，但私塾里并無學年之分，新來的學生不用考試，也不問文化底子，也沒有規定何時算畢業。

　　我進私塾時，課程倒是比較正規，共開設了好幾門課程，有國學，也有數理化、外語課，歷史課主要講清史，各門課都有專門的老師任教。我初到長春時，雖然具備了一些國學底子，但跟幾位學長一起上課還是跟不上，于是溥儀就給我辦了一個“一人班”，讓我在學生班長住的小屋單獨跟著三四位老師補習。

　　記得補習語文的老師是由偽宮內府請來的一位老學究，姓何名壽芬，福建人。何老師和別人說話時很親切，臉湊得很近，以至于我很害怕他講到高興處會把口水濺到我臉上，總是把課本舉得高高的。給我上課當然要用普通話(“官話”)講，但何老師的口音很重，我曾問學長們老師說“盹兒不盹兒”是什么意思，因為我并沒有上課打盹兒。學長們告訴我：老師是在問你“懂不懂”。除了補講古典外，何老師還教我對“對子”，做“詩鐘”(即自擬對聯，或詠一事物，或詠兩不相干的事物，但要求對仗必須工整)，這倒是給我以后做詩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給我補習數理化的老師叫汪鸞翔，是位博學多能的人，且精于書、畫，西洋的水彩、油彩畫也很精通。我補課用的課本，都是木刻、線裝的課本，全是汪老師在光緒年間教書時自己編的教材。記得汪老師獨身一人住在一家旅館里，20來平方米的房間，里面堆滿了書籍和理化試驗用的教具。別的老師曾說，汪老師屋子里放著“一萬件東西”。

　　歷史課不分年級，跟著學長們上就行了。老師姓費名志宗，號地山，留著八字胡，因為和我們有親戚的關系，我應該叫舅爺爺，溥字輩的學長叫舅舅，結果在課堂上按輩分叫，每次弄得很熱鬧。后來溥儀聽說了，讓我們一律叫老師。費老師有個嗜好———聞鼻煙，一次吸到鼻孔里足有指甲蓋大一堆。我看到他的鼻孔熏得發黃，胡須也被染黃了。費老師的歷史課講得非常生動和客觀，大家都愛聽。他講到乾隆帝時，竟然說由于和珅貪污，“聚斂了半個天下的財富，國家的元氣大傷，清朝從乾隆以后就一天天衰敗下去了”，而這都是乾隆帝縱容的結果。后來，他的直言不諱傳到溥儀那里，有人指出：費老師講課竟敢連老祖宗乾隆皇帝都批判，那對陛下您是否也會有不敬之詞呢？結果費老師的歷史課講不下去，只有辭職。于是歷史課也就停了。

　　等我補課結束（沒有考試），正式進入私塾和學長們一起學習的時候，發現教語文的老師是久仰大名的陳曾壽先生。溥儀在天津時，陳老師是他的顧問，也是皇后婉容的師傅。陳老師年歲大身體不太好，那時長春的冬季冷到零下30多度，他就到北京過冬，天暖和了再回長春。我們一年下來實際就上半年課。論起來陳老師和我也有親戚關系，毓嵒的親姐姐是陳老師的兒媳婦，我應該叫陳老師為“親家爹”。記得陳老師上課非常傳統，教《春秋左傳》時特別給我們準備了木版線裝的新書。老師用朱砂筆一邊點著句號，一邊讀給我們聽，做一些講解。一次就講了好多頁，陳老師不主張死記硬背，他說，你們都成年了，沒必要像小學生那樣背書，挑自己喜歡的內容多讀一讀就可以。在讓我們作文、作詩時，陳老師不給出題，讓我們想到什么就寫什么，然后給老師批改就行了。

　　日語課是“必修之課”，當然是從字母開始。老師是日本人，叫岸名幸基，是偽滿皇宮內府掌禮處的禮官。一周有兩堂課，因為不考試，下課基本上不復習，加上溥儀平時禁止我們交朋友，更不會給我們找個日本人經常練練日語口語了。1944年，岸名老師“很有先見之明地”辭職回日本去了，日語課也就停了。除了學日語外，溥儀還為我們開了英語課。請的老師叫陳承翰，是溥儀二妹夫鄭廣元的舅舅，早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系，在偽滿的“滿映”(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當宣傳課長。我們讀的課本名叫《NewCrown》，但太平洋戰爭打起來后，溥儀怕日本人說他親英美，就不讓我們學英語了。

　　私塾還有體育課，主要是學馬術。在馬廄旁邊修有馬場，我們每周一、三、五有馬術課，每天必須騎馬跑一兩個小時。教我們馬術的是位蒙古族老師。我是后去的，馬術這一課也得補上，學的時候從馬上摔下過好幾次，但不久也就學會了。太平洋戰爭打起來以后，汽油供應非常緊張，偽宮內府也不例外，以前每天接送大官兒上下班要用汽車，就把汽車改為馬車，馬廄里的馬除了兩匹御用馬，都被用來拉車，我們的馬術課也就結束了。另外有一位負責管理私塾的人，叫佟濟煦，一個星期帶我們練習一次射箭。因為他是偽宮內府警衛處處長的緣故，我們不叫他老師，只叫他“老處長”。“老處長”還保存著一把他年輕時用的弓，要用75斤的拉力去拉才能拉開，我們誰也拉不開。“老處長”就讓我們用竹板弓，就是用竹子做的，但也很規范。不久日本人要給溥儀蓋“假宮殿”，就是同德殿，把我們射箭的地方給圈起來，結果射箭一共練了不到半年就停了。

　　我們的課程里最特殊的，當屬溥儀親自上的“思想課”了。溥儀給我們上的第一課就是雍正帝的《御制朋黨論》。他說，對他就得要無限忠誠，絕對不許可說假話。記得偽滿成立之初，日本人要成立個“協和黨”，溥儀聽了“黨”字，不顧傀儡皇帝的身份，堅決反對，結果竟讓日本人把“協和黨”改成了“協和會”。

　　溥儀生性多疑，以致偽滿皇宮里也有人說他是“屬曹操的”。溥儀本來是把我們幾個學生當作心腹來培養的，但又時刻懷疑我們思想有問題。溥儀給我們教授《御制朋黨論》后，他告誡我們要從實際出發，“互相督促”，對他人的言行感到不對時要隨時向他反映。我們幾個學生本都年紀小，又有親戚關系，相處得十分融洽，但學完了課程后，個個都不再和其他人多說一句話，生怕被別人打小報告，且時刻得向他做思想匯報。

　　后來，私塾的老師越來越少，到最后就剩下教理化的關老師和另一位教數學的老師，兩位老師都是長春市中學里的教師。但二位老師每每按時前來授課時，我們這幫學生則告訴老師說今天不上課了，“放了老師的假”。隨著戰事越來越吃緊，這個私塾也就名實俱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