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進入委員會客廳。今天我們來聊聊監督，提到監督您可能會想到報紙、電視臺的記者奔赴新聞現場的采訪，可能會想到通過市長熱線反映大事小情，甚至還會想到居委會大媽的紅袖章，對，這都是監督。或者是輿論監督，或者是社會監督等等，而我們今天著重要談的是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1982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修訂政協章程，正式將民主監督確定為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如今對于人民政協的三項基本職能大家耳熟能詳，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可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這三條腿并不是一樣長，民主監督這一項一直相對薄弱，存在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擅監督的現象。就在1996年1月16日，八屆北京市政協第二十七次主席會議通過了對本市財政收支情況加強民主監督的設想，當年2月1日，八屆市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批準，市政協經濟科技委員會正式成立了財政預算協商監督小組，14名熟悉經濟工作的各界政協委員對新一年財政預算提前進行協商監督，由此開啟了北京市政協20年財政預算民主監督之路，今天我們就請來了國務院參事，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財政預算監督組組長,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教授劉桓，請劉委員和大家一起分享，北京市政協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的實踐和思考。

[劉桓]

主持人好，各位網友好，我是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的教授劉桓，也是北京市政協委員，是北京市財政預算民主監督小組的組長，這次很高興跟大家一起分享這方面的內容。

[主持人]

劉委員您剛剛說8年，應該是2008年那一年參加市政協的財政預算民主監督工作的，您還記得當年的時候，你們的民主監督的內容是什么嗎？

[劉桓]

當時因為我本身是學財政金融和會計和稅務的，所以很有幸我干的工作和專業是一致的，我覺得工作的一致這給我們進一步開展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方便。當時我們面臨的問題和全世界和全中國的問題是一樣的，就是經歷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以后，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緩，財政收入也從過去高速增長每年平均20%，甚至30%的速度開始往下降，這種情況下大家就開始提出稅收能否保證我們的財政收入滿足的需要？我們財政的支出能不能達到我們科學民主的標準和要求，所以我們從這方面開始介入。

[主持人]

當時的確定您剛剛講的大的背景，我想知道從機制流程來說要走一個什么樣的過程，如何確定背景？報給誰，通過誰，最后誰確定？

[劉桓]

財政預算民主監督政協的做法是這樣，首先我們要開委員會，我們與會的小組成員的政協委員會大家一起議論，今年關乎到北京市經濟發展當中的重大的問題有哪些，當然主要是經濟問題，財政的預算本身是折射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各個方面。比如說政府要干一些什么事情？首先是要花錢，你政府要收多少錢，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財務關系，所以這件事情受到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幾方面，所以我們是從預算的角度入手，而且是剖析整個北京市一年來經濟工作當中，社會發展當中經濟需求和供給情況，提出當年可能出現的突出問題是哪些，依次進行篩選，第二個是走訪一些委員會，比如說我們走訪國家發改委，北京市的發改委，走訪一下北京市的財政局，稅務局，看看他們在預算安排當中有哪些他們的困惑，有哪些他們的難點，有哪些需要我們幫他們去呼吁和解決的問題。政協的作用之一是什么？是要解決一些職能部門他們所需所困擾的一些問題，比如說財政預算當中他們覺得這個預算安排的可能這樣安排更好一些，但是有礙于各種各樣的法規和制度，現在的要求可能這樣做有困難，那就需要通過我們委員的角度提出來，引起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這樣就達到了相互互動的結果了。因此我們說大概是這么兩個程序，程序結束以后，我們在正式會議上提出，今年按照預算安排的要求，發現哪些問題是需要提醒領導注意的，提醒市民關注的，形成文件，文件經過反復修改之后，上交給委員會的主席會議和常委會，他們通過以后這樣的文件正式報給市政府，這個我是一個財政民主監督的文件形成的基本過程，這個文件形成過程也反應出了預算民主監督程序的嚴肅性和和諧性。

[主持人]

在確定的過程當中每一步走的很扎實，有據可依的。咱們再談題目確定了開展民主監督活動，有哪些手段和形式可以借鑒，要怎么做？

[劉桓]

第一個，我們這個小組成員們對我們提出的問題有深刻的了解，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提出，北京市有一個從長遠發展來看，稅源的健康持續培養的問題，因為大家知道，目前我們國家稅收制度還是中央與地方是共管的，這個稅收假定說是中央稅，今后他恐怕他的征收管理等等是由北京市管，但是主要的歸屬是中央的，比如說北京市尺有地稅局和國稅局，國稅局征收增值稅，增值稅是收完以后過去是75%歸中央，25%歸地方，這個辦法持續很多年，只是在去年調整是5：5，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這個稅收產生于北京市，但是稅源是歸中央所有，就產生了一個北京地方稅源你怎么培養的問題？我們北京市有地稅局，要解決很多地方稅的征收問題，這些稅夠不夠？這些稅從長遠發展看能不能滿足我們北京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發生變化以后，這些稅源可能發生哪些重點的變化？比如說長期以來我們北京市的稅源主要依靠房地產，房地產火爆稅就源源不斷的來，但是一旦受到一定的限制和控制稅就會少，因此我們說這個稅源忽大忽小的局面對我們的城市發展，資金的穩定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們要研究，有哪些稅源是需要我們穩定培植的。因為我們說培植稅源核心是培植相應的企業，因此財政金使用，能我北京稅源起到長期支撐作用的行業就大力扶持所以說調研首先我們要認清楚這樣的基本過程。再有就是一個問題確定以后，馬上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就是要搞實地考察調研。

[主持人]

手段就是調研。

[劉桓]

調研的做法實際上這個是大家都通行的，因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比如說這次營改增，營改增這個提出以后對我們全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好處的，但是并不是每一個企業一定是減稅的，可能在一定的時期之內可能會增加，這樣是什么原因？和我們現在的財政體制產生哪些不相適應的東西，還要做哪些調整就要開座談會了，第三個就是成一個稿子，然后提供給某一些部門作為參考，比如說我們發現這個營改增的做法可能對某一些行業產生了不利影響，或者是暫時會使收入下降是什么原因？我們要做分析，分析以后提供給有關部門讓他考慮，這些問題能不能在北京市范圍內解決，因此提交文字的東西是調研結果，第四個就是要聽有關部門，我們主要是職能部門的反饋，這個問題要經過他們的認可，基本是經過這幾個方面，環節最后把這個問題敲定了。

[主持人]

劉委員您說到效果問題，我們說已經反饋給職能部門了，通過我們這一系列的機種方式配合做，我們看監督的成果和效果怎么樣？

[劉桓]

因為我是學這個專業的，我認為還是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不斷的改進和不斷的創新才是我們這個事業長治久安，能夠延續下去的生命力。但是就我們做的工作而言，目前看起來有很多的東西還是有效果的，在我接任組長之前，前組長已經做了很多了，在90年代北京發生一些違規的事件，這個基礎上出現的小組，那幾屆的委員我看了資料，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說財政資金使用，一定要堅持他的人大和政協的事先的監督和協商這一點做的很好，在財政資金使用科學性合理性和制度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這個可以說是效果，那么我接手以后有很多的工作是親歷親為，知道的比較詳細一些，這些年我們關注的問題很多，比如說我們比較明顯的取得效果的一個問題，是財政補貼的問題，大家知道財政補貼其實是我們的通常的做法，財政補貼經過這些年的改革以后，逐漸減少，但是北京市有一種補貼就很多，比如說交通補貼，交通補貼我們說對于廣大市民出行來說有好處，但是補貼如果用的過濫會出現負作用。那么我們當年監督就發現，財政補貼這項開支，在北京財政預算支出里面占的比重很大，在前十年左右，7-8年以前，我們北京市財政預算一年的數字，公開的數字市級本地財政收入支出部分是1600多億，財政補貼達到200-300億，因此我們說一個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當中的五分之一，因為財政補貼是交通補貼，無論如何是會形成負擔的。所以連續好幾屆的主席支持我們，我們連續多少年在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提出辦法之一首先是這些補貼應該是由暗補變成明補，票價漲上去，但是給北京市民每個人增加你的交通支出的這種費用的增加，比如說每人每月給你多少錢，票價提高以后，讓企業能夠正常運轉，否則的話每年成本不夠，那么對行業的發展是不利的，而且對員工的積極性打擊是很大的，這樣的事情提出很多年，經過反復的研究終于在2014年就解決了。所以說因此我們說這個是我們財政預算民主監督長期努力的結果，因此可以這樣說，這算是效果不錯的.

[主持人]

還是挺驕傲的。

[劉桓]

當然我們說市民出行是大事情，這個事情之所以拖了這么多年，并不是某一些部門不作為，而是要做反復調研，聽群眾的意見，聽部門的意見，聽他企業的意見，因此拿出這樣的方案其實挺不容易，我們只是起了潤滑劑的作用，這是一個。再一個實際效果，我再說一件事情，剛剛咱們談到財政有超收，超收的使用辦法并不是很嚴謹，這個是廣大市民和委員和人大代表們反復詬病的事情。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辦？后來我們除了一個主意，這個事情應該是納入預算管理的范圍之內，既然是超收的部分，不在我年初委員代表們審議的范圍之內該怎么辦？先建立一個基金，叫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先把錢存起來，不是超收嘛，過去是10%，多收了5%，這5%假定是50億先放在基金里面去，這個基金怎么動用？我們專門有一個辦法，在財政部的支撐下，最后全國都成立了一個地方政府的預算的超收穩定調節機制的基金，基金動用的過程要走嚴格的人大的程序，因此等于是和預算是一樣的，這個也算是我們努力的結果，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有一些效果不一定很明顯但是也在做。比如說大家比較關注的是地方債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這些年引發的問題很多，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從政府的領導者，包括企業、銀行、還有普通百姓都關注，因為這些如果搞的不好的話會引發系統風險，因為地方債叫政府地方債，但是也有很多是變成企業的行為，比如說企業在承擔一些政府指派的功能，因此有一個融資平臺，融資平臺如果是錢不夠怎么辦，政府要買單的，這對我們地方政府的穩定，對財政安全意義很大，所以我們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但是好在哪？北京的地方債控制的不錯，因為北京市有比較好的經濟基礎和管理的模式，因此這方面沒有出過問題，現在沒有出問題，不等于以后不出問題，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卡住這個口子不放，以便于今后更好的運作，未雨綢繆，是因為我們說效果有很多方面，有是顯性的，有一些是效果體現在方方面面。

[主持人]

更多的是基礎性，制度性的建設。

[劉桓]

對。

[主持人]

您說的民主監督我選這個題目是由于其的，做完這個民主監督出成果看，有時候跟您的預期一致，是不是也有不一致的時候？

[劉桓]

不一致的時候很多，只是說我們有一些想法比較超前，有一些想法比較滯后。

[主持人]

還需要現實條件支撐。

[劉桓]

在我們看來有一些財政預算的安排應該是非常非常科學合理，但是和現在的法制制度之間有一定的沖突，比如說咱們國家是從2015年開始在實行三年的滾動預算，我們預算體制改革，現在預算是預算當年的，比如說2015年預算結果什么樣子我們就說2015年的，2016年不管2015年的2017年不管2016年的，因此當年預算平衡，那其實很多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是跨年度的，比如說要搞一些工程項目，或者是養老事業，投資要幾年見效，因此今年給多少，明年給多少是滾動的，但是預算一年一卡，一年一卡，這使得事業發展受到影響，所以發達國家和地區多搞滾動預算或者是周期預算，像美國搞預算是當年預算和周期預算之間要相互銜接，比如說我們中國提出有”十二五”發展規劃，”十三五”發展規劃，同時又”十二五”的財政預算規劃和”十三五”的財政預算規劃，但是我們沒有，這是很大的弊端。

從2015年開始各地方政府在實現三年的滾動計劃，現在開始施編，施編這個預算應該是和當年的預算銜接的，比如說我三年算下來，今年編制的是2017年，2018，2019年，2019年回顧三年的話，應該和滾動預算是一致的，那現在這種中期預算，滾動預算和當年預算平衡一致性比較差，這個是我們覺得還是需要進一步努力的過程。

[主持人]

當年算賬和三年算賬對不上。

[劉桓]

至少是大概是吻合，現在我們看起來就是監督2015，2016，2017年，按照我們的預算看吻合率不是很高，這個不是怪某個部門，是我們缺乏經驗和在探索，這個是我們下一步努力的之一，剛剛問有沒有你想到的效果很好，還有效果不太好的這個是一個。這個反映出我們目前還需要細，其實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的工作，一方面有時務性，一方面有科研性，所以我們還要做這方面的科研，搞一個中國特色的有北京特點，首都特點的滾動預算和年度預算銜接的范例，這個是我們的使命。

[主持人]

提高到科研是有研究性質的，您是稅務專家和學者，我看您的資力里面有2004-2005年在北京市地稅局之后是北京市西城區地稅局的副局長北京市地稅局的局長助理，現在在大學里面做教授，這個專業身份非常明顯，跟您說的監督的科研性很匹配，您現在民主監督組，財政預算這一塊一共有多少組員，大家都是經濟另嗎？都是這樣的身份的嗎？

[劉桓]

我們目前這個組是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加一塊等于是領導班組是三個人，其實我們都是兼職的，我是大學教授，我的基本身份是老址，另外兩位一個是民主黨派的組委一位是當過北京市尺國稅局局長，因此都是兼職的，所以這個機構設置本身讓我們開展工作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好在大家比較努力，因此大家還是盡職盡責，現在組員，剛剛您說的一開始14個人擴大了，現在有41-42位，我們組員目前實際上第一個都是政協委員，另外我們在政協委員之外還聘請了一些專家顧問，專家顧問是補充了我們知識不足，我們請一位財政的專家顧問，他是國內研究財政補貼的權威，還有一位研究企業稅務管理的權威，也是國內知名專家，所以組員來自方方面面，以前我們的組員都是懂經濟，但是這些人是可遇不可求，財政預算監督小組，我們當組長和當副組長，國稅局長這樣的人太少了，整個政協里的人不多，我們發現其實是從財政預算出發研究的問題，預算項目涉及到的具體內容，比如說研究教育投資，其實很多的教育家比我們要懂，研究什么科技投入，創新投入，很多企業家科學家比我們明白，因此我們組員選擇不僅限于這些，我們在政協范圍之內選擇，這些當中我們大概算了一下，監督組的成員，大概跨7-8個行當有農業的有工業的有科技的有金融的，有教育的，還有一些其他衛生的都有。因為我們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的內容擴大到什么程度，就需要人發展到什么程度，所以這些人也是我們目前進行開展工作的最重要的中堅力量。

[主持人]

涉及到這個問題，是知識結構，工作經驗各方面閱歷多元化的組合，但是大家做民主監督的這項工作，之前有沒有一些培訓？

[劉桓]

培訓是有，但是目前還在摸索當中，我們說句心里話，我是搞財稅金融研究的，搞政協財政民主監督我也是外行，一開始也不知道怎么著手，就憑著自己專業的特點，專業的執著做這個事情，一開始也碰過不少的釘子有一些比較尖銳，地方不太接受，慢慢慢慢地我在琢磨，這個專業和政協工作和財政民主監督怎么要融合一起，這個確實需要一個過程，同樣我也有這個問題，我們組員也有這個問題，一開始的時候大家滿腔熱情，我是各方面的專家，但是一看預算都發懵，我是搞這個專業的，還有我們國稅局長等等，我們看得懂預算，別人看不懂，首先第一個事情就是要參加這個工作，首先第一個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所以說培訓的時候是我們在做工作當中必不可少的伴隨的一個內容，以前的培訓我還沒有太研究，我接手以后我們培訓做很多次，比如說我們首先請專家學者介紹預算編制情況，我們中國預算編制特點，還有我們這個預算和別的國家之比，我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讓大家能首先看動預算，比如說有他的章，條，款，目。因此我們現在委員一說，財政局稅務局一說你們不得了，這個款級的科目如何，都是專家了，所以說預算的成員現在很自豪，所以當政協委員我們這個協會就了不得。

[主持人]

又多了一技之長。

[劉桓]

他們下去以后對一個企業報的投資計劃或者是融資計劃審計應該是有基本的知識，所以我們和財政局，稅務局接觸以后他們說你們的預算水平挺高的，第二個是你要想懂預算，得懂會計，因為我們說會計是各種計算的基礎，我們在大學期間，我們學財稅的，首先會計要好，你得知道錢怎么收怎么支，通過什么科目報表怎么回事兒？反映什么樣的情況，因此我們找會計專家培訓，政府預算會計是怎么回事兒。另外其實財政預算民主監督也有很大的功能是審計，因此我們請審計專家，告訴我們審計是怎么回事兒，從哪入手，比如說政府的采購，目前是什么情況？政府財政補貼各國怎么進行，我們中國有什么問題，目前我們怎么發展，我們還請過什么樣的專家呢？我們請過研究中國社保的問題，因為社保是目前財政預算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幾年以前開始，我們財政預算從一本變成四本，過去一本是指財政的一般性的公募預算，第二本是國有企業上繳，第三個是政府性基金，大家廣泛關注的政府賣地，賣地以后錢跑哪去了？形成一個政府基金，是土地出讓金，這個等于是政府基金，第四個就是社保。所以說預算的審計從一本變成四本，我們說社保的很少涉及，我們請社保專家給我們介紹，社保是怎么回事兒？國際上有哪些社保的模式，我們中國，我們北京市社保目前是什么狀態，我們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怎么樣回應百姓們對社保體疑問，因此我們請專家做這樣的解答，我們一年大概瞄準一兩個題目，這么幾年下來之后，大家覺得這個委員不白當。

[主持人]

其實本身做貢獻的同時自己有很大的收獲。

[劉桓]

對，這樣一來使得我們參與一些重大的投資項目審計的時候心里有底，因為我們的成員具備剛剛我說的這些素質，你說很好不一定，因為必定和我們不一樣，我們是專業的，但是他們這樣的基本素質，在專業的領域把這些問題看的比較透，這些年我們和人大代表參與過很多很多重大項目的審議，大家覺得確實是其中收獲不小，這也是我們財政預算工作當中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主持人]

劉委員提到人大，政協要做民主監督和人大的監督就財政預算這一塊來說有什么不同？

[劉桓]

人大是權利機構，表現在預算方面的，批準和不批準有這個權而政協沒有這個權利，不表決，沒有什么過不過的問題。

[主持人]

我們是軟的。

[劉桓]

所以人大是硬的約束監督，我們是軟的監督，但是現在我們經過多年的工作發現，二者之間還是有所分工的有所不同的，人大對預算的監督，其實是審計他的合規性和合法性，比如說這項開支你該不該有？首先要找到依據，比如說我們國家現在有一條法規規定的，每年的教育經費應該占到當年GDP的4%比如說，今年我的北京市GDP是1萬億元，我就安排財政預算支出里面教育經費達到400億，達不到400億的話，首先這個合法性過不去，不合規，這個400億往哪花？有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職業教育等等有合理的匹配，因此人大是審計這些東西看你是不是合適，因此他們具備的基本的素質是什么，是他們對法規的熟悉程度，這個是人大的特點，那么我根據你安排的合理性合規性合法性做出我的決定，批準哪項不批準哪項，提出建議怎么調整，調整完以后重新審議，所以每年我們在這樣的會議，人大會和政府協商磋商很多次。大家看到我們每年年初開兩會的時候，市長做的報告，里面念的數字都是經過人代會批準了的，所以說這個是人代會的基本功能，而政協財政預算基本的監督職能是不具備這些基本的條件，我們怎么做呢？我們研究一開始很迷茫，所以說大家說為什么一開始我們民主監督大家不敢監督不會監督呢？就在于，我們目前不是希望兩院制，政協是議政機構，那么這種監督用什么辦法進行比較好，經過多年的摸索我們發現，其實這個監督和人大之間是有分工，他解決很多務實的，我們解決務虛一點的，務虛不是完全的脫離實際空談，而是就這個事情本身展開可能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我們做的監督，因此我們監督內容大概是可用幾性表達第一個是前瞻性，第二個是政策性，第三個全局性。

[主持人]

政協開展民主監督有哪些優勢？

[劉桓]

政協的優勢在哪？第一個比較超脫，因為政協的委員們一般的有的是我們政府的領導干部出身，有的是學者，有一些是企業家，但是不管什么樣的身份，到了這里大家都是建言獻策，他說的問題很少有部門利益，因此就是我們立場的中性大概是大家說話比較直截了當，而且意見比較尖銳，比較客觀的一個基本的前提，第二條就是政協不得我說我們的人才優勢，政協這個里面的人才優勢還是很明顯的，因為學者專家一大堆就不說了，還有很多長期從事領導工作的同志，他過去也是專家學者，他對問題的研究和操作過程當中的實際問題了解很透過去他在領導崗位上說的話辦的事兒，受很多法規職務的限制，到政協以后會把經驗全部貢獻出來，甚至有一些政協委員讓我很感動，包括有一些領導很感動，他現在說某個問題的時候，敢于直面自己過去當政的時候他說采取的措施有哪些對和不對，是嚴格剖析自己，說是因為我自己的工作有失誤，比如說北京市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很好，有這樣的貢獻，有一些問題比如說我們城市過于擁擠，人口過多，道路交通模式，大城市病，有一些是我自己造成的，因此嚴于律己，所以說他所提出的問題，大家覺得很有說服力，而且提出的辦法很有針對性，所以我覺得這些領導同志是我們政協的寶貴財富。第三批人很多委員是很接地氣的，比如說我們的界別像工會界別，黨派界別，他們接觸的人和領域，其實大家說的話，事情是百姓日常關注的問題，所以有三條，政協委員確實說話底氣很足，再一個政協形成很好的氛圍，這個是大家互相之間只要是有利于北京市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事情大家是直言不諱的，有一些問題大家看也不完全一致，但是說話大家都很尖銳，不尖刻，我們本著一個基本的準則，就是幫忙不添亂，但是該說的話我們都要說。

[主持人]

盡職盡責。

[劉桓]

對。

[主持人]

我們能不能再補充一下，我們委員來自各方面培訓，可能解決專業性的問題這點有改善，還有一個不敢監督，不敢監督有沒有存在這個問題？剛剛說委員很有積極性在實際的操作過程當中，有沒有出現不敢監督，畢竟是提批評和建議的。

[劉桓]

也有，不敢監督我覺得主要是對于一些目前大家有爭議性的話題，一些敏感問題監督可能不太夠，這使得委員產生了一些為難的情緒，我舉個例子。比如說對于我們北京市預算安排，那么你提出你的不同的看法，比如說你覺得預算支出的結構要調整，調整什么意思？在總盤子以后你多我小，我多你就少，那怎么切法？你說給誰多肯定高興切誰誰不高興，所以我們座談的時候覺得財政預算花很多錢，人家提出你怎么知道我花很多錢，他會擺出種種理由，但是其實我們很清楚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改，這個改其實是不斷的修訂法律的過程，過去有一些法規，如果不突破的話，那改革不能進行，所以說一開始我們也很矛盾，后來想想該說還得說，但是我們說是有一定的范圍之內說的，而且是有有理有據有根據，所以說不敢監督的問題，一些委員還是有的，但是好在幾屆政協主席說，我們內部說話大家可以討論的，大家發言的觀點是善意的，是無禁區的，所以說這就打破了大家的心理障礙，這一方面我覺得其實政協委員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一個職責說真話，要發現我們生活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發現不足才有創新動力，這個是政協委員天然的職責之一，否則生命力就沒有了。

[主持人]

我們把您剛剛說的很多的課題，您說的是18個，您擔任組長，副組長這段時間是18個，這些課題的民主監督工作有什么共性？所有的這些特點是什么？這些課題我們在確定的過程當中。

[劉桓]

要說共性有兩點，第一條這些問題都是屬于事關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第二個就是這樣的話題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執行難度有爭議的，因為如果沒有爭議不用我們說話，法規辦事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做好了，但是有一些是市委市政府有這個想法，但是與現行制度之間找不到根據，這個時候要找出一些辦法，提出一些建議和意見，這樣做是不是可以，這些問題我們就認為帶有一些實驗性和前導性，這兩個問題我們的選擇話題或者是我們選擇議題的基本標準，我們把我們自己定位兩條，第一條說真話，你只要是查的有根據，不要怕得罪什么人，只要對大家有好處，要提，第二個是有據是什么？要做調研，調研包括很多種，比如說走訪社區，考察企業，和有關的部門座談，親自去感受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做的事情，說個有趣的事兒，今年政協我提案是關于交通的問題，我也是要下工夫，比如說我們提出交通的問題，比如說三環路目前我們開了一個交通的公交專線，早晨幾點到幾點晚上幾點到幾點，但是這個專線開了以后，車反而堵的很厲害，這是什么原因呢我就開始考察，我在路口看，一個路口，30分鐘之內，半個小時之內，公交線過了多少公交車，最后我發現公交車過不多，因此我提出建議，我說能不能公交的范圍擴大一些，因為我們現在說公交只是掛著牌的公共汽車，但是像大巴，單位的班車，機場大巴，甚至是7人座以上的，中巴都可以算公交啊。因為公交是和私人車相對應的，不能只是公交車，因此我們說委員都有這個特點，我要提出這個問題都要去考察，比如說我們說企業是負擔重不重，稅務重不重，你拿賬單看看，你不是說重嘛，你一年收入多少，交了多少稅和多少費，占比是多高，有多少東西是自己不交的漏稅行為，有多少是政府收稅你覺得收的有點過，我們具體分析，這樣把情況把握住以后，說話心里有底氣，有時候跟他們談的時候，提出的建議和意見是很有分量和針對性的。

[主持人]

真的是先了解了實際情況才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意見，這樣可能的話人家聽你的。

[劉桓]

對而且你提出的建議和意見有針對性可操作，所以我們力圖要做到這一條，但是目前因為各種原因還不能做到每一件都這么細致，但是我們要求我們的成員都這么說，首先自己帶頭，提出的每個建議后面是有數據支撐的，因為我們搞經濟學的數字概念很清楚，沒有數字支撐的話，那意見提一般的是沒有針對性。

[主持人]

您是2008年開始參加北京市政協民主監督工作到現在，將近9年，您覺得這個就從民主監督工作來說，環境也好，各方面的條件最大的變化，或者是進步是什么？

[劉桓]

首先是百姓對這個問題的認可度高了，過去我們說財政民主監督，包括我們說人大，包括政府的部門，財政局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很你們沒有關系，是哪條法規規定你這樣做呢？所以說對這個工作不太了解，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這些問題比較重要，尤其是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目前開始深入人心，我現在發現，財政預算稅收等等，目前變成一種顯學，過去很冷門，現在是都知道了，說個笑話，我上大學的時候，我考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大家說你這個學院是干什么的什么專業？我說我也不太懂。

[主持人]

您報這個專業的時候。

[劉桓]

是我父親稅務總局出身他讓我考我就考上了，但是我同學說財政金融學院你是搞工科的，我說怎么是工科呢？他說財政干嗎我不知道，所以說你看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可度低，但是現在發現不是，我們全國十幾億人口是財學專家，大家知道怎么算錢怎么交稅，因此大家都關注，因此我們說這也是我們開展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的一個很好的環境，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我認為，我的體會就是目前各級領導的支持程度和對我們的重視程度比過去高的多，我當委員之后的三屆政協主席，包括楊主席，王安順，還有齊立（音）同志對我們的工作很支持，另外特別感動的是幾位主管的副主席，像過去熊大興、王永慶、嚴東秋（音）這幾位對我的支持非常大，過去熊大興主席跟我說，你就按照學者的辦法去提高，學者的要求說實話，政協也是要求說石化，這是契合的，對我的工作很支持的。像我們寫這本書《財政民度監督20年》這本書，這個是我們袁主席大力提倡的要出，為什么？說第一條你們工作20年中經驗要總結，第二條就是說工作總結的不光為你們自己，要為后代留一些東西，第三條就是給全國做榜樣，因為財政預算監督北京開展的比較早，你們應該出經驗和出教訓供大家借鑒和避免，所以他們的支持是我們工作開展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支撐點，否則的話我們也沒有這個膽子。因此這兩點是我特別難忘的。

第三條我們說委員的使命提高了，確實是這些年大家對財政預算認可度高了以后，委員關注的程度，比如說高，提出的問題比較有水平，因此這和我們下面的一些企業和行業主管的認可，覺得你專業度夠，否則的話你開口說的外行話，說的驢唇不對馬嘴，人家就不接待你了，所以這個是我們工作要開展下去的，而且比較順暢進行的核心的保證，當然核心保證還有一條，這些年其實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政協的功能職能，認識程度提高了。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開展工作的一個基本的前提。

[主持人]

好，這是比較各方的支持和關注都有了，事情就好做了形成合力了。

[劉桓]

對。

[主持人]

放在更廣闊，或者是更高的層面來說，就是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我們在中國的現代化治理體系中的作用，應該是發揮怎么樣的作用呢？

[劉桓]

還是廣開言路，因為廣開言路要允許不同的聲音發表，大家可以就這個合而不同，我印象當中中央召開過政協的工作會議。

還有是關于統戰工作會議，習主席發表過很多的意見我覺得很重要，比如說我們不強求一致，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發表，但是只要對我們國家的發展有好處，初衷是好的，我們不揪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這個大家要暢所欲言，這個是習主席和這屆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一個基本的要求，所以說我覺得財政民主監督，是反應出這樣的基本的訴求的，這個是我們國家我認為民主建設的一個環節和發展的階段，那么中國制民主是什么意思？大家有事協商，互相監督，這個做法只要是大家互相理解，善意，表達方式是合法，訴求是正當的話，我們執政黨是支持的，我經歷很多的事情發現，親自聆聽習主席的講話我覺得他是很民主的，我們在會上提出的意見和他的不完全一致，那很高興采納，所以說這反映出來自政協的反映民意的這方面的要求，其實還是我們國家整個體制當中非常重要的表達部分，再提出和人大的差異，人大代表的選舉是反映出社區，地區的問題，我參加過全國政協和北京政協的會議，也參加過全國人大和北京人大的問題，他們提出的問題非常具體，比如說這條馬路修的不合適，這個車站距離我們換乘站的遠近是很不方便的，提出的問題很具體，但是政協委員一般很少提出這個問題，你這個預算當中哪些方面不合適，我們這個務虛和務實的，宏觀和微觀的都是反應社情民意的但是二者的職能不同，代表的性質不同，決定提出的問題，我們說不能因為有了人大代表以后沒有政協，這個是從更廣泛的角度反映出更深的社情民意和更深的社會發展問題，所以我認為政協的民主監督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的框架的組成部分。

[主持人]

我想請劉委員，一場堅持了20年的實踐探索和創新，讓您梳理出幾條成功的經驗的話您的答案是什么？

[劉桓]

首先第一條是做大做強的話，首先制度化，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什么意思？就是說你首先從國家治理體系來看，要給他這個職能，如果沒有這個職能的話，你監督，發表意見也好，缺乏法律依據這個是政協委員們大家都非常關注的問題，制度化，這個是從國家治理體系里面固定起來，給政協加強基本的職能而且給他一定的地位，第二條是人員保證，我發現很多的事情還是靠人去做，我們政協，北京政協財政預算民主監督，堅持是得益于前任領導敢于建言獻策說真話的傳承，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前幾任的組長，現在我們開會把他們請過來，他們都來。有一些老同志讓我很感動，身體已經不是很好了，拄著拐棍，冒著自己有病的危險到我們這里提意見，我們每次問他對這個問題你怎么看？那都是一絲不茍的給我們寫出來他的意見和建議，所以說人的堅持，感動了我們，所以說一屆又一屆人對這個事情本身是有一種值得的精神，這是第一個是制度，第二個是人。

第三個還是要有一份好的辦法需要總結，目前北京市開展的，雖然在中國比較早，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和外省市的同志相比較的話還有很多的經驗需要借鑒，我記得我們財政民主監督大概在2017-2018年的時候，當時我們在政協余于主席的支持下在全國推廣了經驗，我去上海給他們做過交流，我發現上海的做法比我們北京有所長，因為上海經濟發展比較快，學者專家很多，我跟他們做交流的時候，過去的都是同行，有搞證券的銀行的，稅收，財政的，大家舉一反三，給我們提出了很多供我們參考的意見和建議，比如說預算的安排和審計，他們怎么樣引進審計手段，我們已經產生的財政預算他做出哪些安排的判斷？確實比我們做的好，所以我們說這種手段的創新，不斷的借鑒我們說提高了科技含量，探索經驗，這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三條，第一個是制度，第二個是人，第三個是不斷的總結經驗形成一種規范化，這幾條要做好我們的工作就可以長治久安的做下去了。

[主持人]

說到人的話有一個心火相傳的問題，北京市政協的財政預算民主監督組怎么做到更好地可持續發展。

[劉桓]

這個我想法很多，因為我們兩屆委員是老委員了，下一屆就離任了，但是我不希望這個事情是人走政熄，因為這么多年我們做的工作，對社會發展，對北京市發展有好處，對我們全國有一定的借鑒經驗，我們希望這個工程能傳承下去，所以幾次我們的主席會議上我呼吁，我們下一屆委員當中選當中，要多找一些有經驗的人，比如說專業要考慮，人有沒有這樣的工作熱情愿意不愿意做這樣的付出？這一點還是很重要的，心火相傳這個詞您用的很準確，很多事情靠人去做，人的這種奉獻精神，專業水平，不斷的培訓這個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希望在我們最后的一段時間內，一年或者是二年之內能夠留下好的傳統。

[主持人]

感謝劉委員的真誠分享，作為一名北京市民，也感謝北京市政協委員們在民主監督道路上的努力和盡責，讓北京錢袋子里的錢用的更合理，也希望通過這次訪談能幫助廣大網友增進對人民政協民主監督職能的了解，感謝各位網友，我們下期再見。

[劉桓]

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