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北京市政協和人民政協網聯合推出了大型原創訪談節目《委員會客聽——點京》。我是付裕。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的嘉賓是北京市總工會巡視員、北京市政協社法委工會工作小組組長王玉英委員。王委員您好，歡迎您做客我們的節目，歡迎您！

[王玉英]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市政協委員王玉英，很高興今天下午與大家進行交流。

[主持人]

王委員，我們知道您已經做了近十年的委員，在這十年履職過程當中，您有哪些心得呢？

[王玉英]

應該說在十年委員的工作當中，我深深地感到作為一名政協委員，能夠通過政協這樣一個平臺將我們職工和通過政協這樣一個平臺的訴求表達出來。

[主持人]

最近我們知道北京市政協工會界別進行了兩次有針對性的專題調研，您能講講這兩次專題調研的情況嗎？

[王玉英]

是這樣的，2015年、2016年我們圍繞著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京津冀發展這個大背景，職工隊伍狀況情況了兩次專題性調研，在調研當中我們近三年來，首都在疏解功能當中的一些企業達到了將近1300多家，還有一些撤銷和疏解的一些市場將近400家，同時這幾年在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也啟動了這樣一個疏解工作，所以涉及的面還是比較大的。

通過這樣一個調研，我們也看到在整個京津冀發展協同戰略下，政府在推動這個戰略的實施當中也出臺了很多配套政策來保證我們疏解功能的到位。同時，我們看到很多企業和職工能夠積極地理解、支持、參與到這個疏解功能當中去，也體現了我們的大局觀。

再有，我們的一些工會組織能夠圍繞疏解功能這樣一項工作，積極地去做好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保持著職工隊伍的穩定，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在調研當中，我們也看到、發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問題可以也是我們下一步工作當中急需要解決的，也影響到一些勞動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穩定，所以我們覺得也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很好的解決的辦法和建議。

[主持人]

您剛才說到在調研當中涉及到1300的家企業，具體的工人數有一個統計嗎？

[王玉英]

大體可能涉及十多萬吧。

[主持人]

在這么多人的非首都功能疏解過程當中，您覺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么呢？

[王玉英]

是這樣的，在疏解過程當中，因為我們很多企業的職工涉及到年齡比較偏大，在就業轉崗問題上應該說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另外，在疏解過程當中，我們還有一些政策的配套不能一時到位，比如說京津冀三地的醫保協同問題，還有是社保的問題，以及孩子學習、上學、幼兒園，這些實際困難可能都給這些職工帶來了一些影響，或者是大家的顧慮比較多。包括在整個安置職工和經濟補償當中，我們有些企業對政策的理解不到位，或者相對方法比較簡單，就用經濟補償了事，有些在涉及職工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和切身利益，程序上做的還不到位，比如說沒有召開職工代表大會，這樣可能就會埋下了潛在的矛盾的發生。

[主持人]

那有沒有什么比較好的解決辦法，或者說有沒有什么比較好的解決的例子呢？

[王玉英]

應該說在這些問題當中，我們一個是從工會角度積極的推進我們引導職工能夠服從大局，企業的發展和首都的發展，包括個人的實際利益三者怎么很好的處理好這個關系和矛盾，多做政策宣傳。第二我們把政策講解到位。另外，要通過職工的知情權把改革的分流方案、安置方案要經過職代會這樣一個形式來實現、來通過同時我們也做好勞動關系的矛盾爭議調整上，應該說這幾年工會和政府的相關部門和仲裁、法院、司法局常年堅持了六方聯動的勞動爭議調解機制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這樣從不同的角度來共同做好這項工作，應該說為我們功能的疏解、為京津冀的協同發展保證能夠和諧的勞動關系，我覺得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

明白。我覺得在這些工作當中，其實工作本身就比較瑣碎，又關系到職工的切身利益，可能壓力也很大，您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什么一些好的做法呢？

[王玉英]

好的做法，一個是工會在傾聽職工心聲，前期多做好調研上應該是做的更充分一些，比如說我們有些企業疏解了，前期我們要召開不同的職工座談會，了解職工的訴求，或者是他的困難所在，包括他的一些認識問題，通過了解之后，我們召開小組會或者是職代會把一些方案能夠進行雙方的討論，包括一些政策的宣講。這樣使得職工能夠了解和理解，我選擇的渠道，比如說有的可能隨著企業的外遷，還有的可能就選擇補償的方式留在家中進行二次就業，這些讓職工了解了一些，他選擇起來就更具針對性，就使得矛盾的爆發點能夠降低一些，然后我們再做一些其他的預案，比如說有些職工確實不同意補償標準、期望值比較高，但是按照政策補償落差又比較大，這樣可能會選擇一些仲裁的方式，我們如何給他們提供一些法律的援助，這些我覺得都是在工作當中可做的。

[主持人]

那有沒有什么更好一點的辦法呢？政協委員這方面來講？

[王玉英]

一個是呼吁政府，包括各級工會為職工的轉崗再就業的培訓上加大力度，另外在政策的解讀上要更加細致一些，同時在經濟補償標準上能夠結合國家的政策和規定，以及企業經濟效益，最大限度地能夠與職工進行溝通，向職工進行傾斜。就做這些建議和呼吁吧。

[主持人]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細致的很繁瑣的工作，做起來也會很有成就感的。

[王玉英]

是這樣的。

[主持人]

我們覺得現在“工匠精神”是一個非常高頻的詞，我想問一下北京市總工會針對“工匠精神”做了哪些工作呢？

[王玉英]

“工匠精神”這幾年在產業職工隊伍建設方面，應該說從國家提出到各級企業和組織都在積極的響應，我們國家的發展、首都的發展需要“工匠精神”，在這方面從市總工會來講也在響應政府的一些號召，在積極的推動做一些具體的工作，比如說我們最近提出的選拔北京大工匠這項工作正在進行當中，我們有的區和企業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另外，我們在積極的推進職工的創新技術，培育職工創新工作室，以及職工的創新計劃。同時，也開展了一些技能比賽，職工技能技術大賽，這幾年我們在人力社保局的整體協調下開展了幾十項的技能大賽工作，使一些職工能夠脫穎而出。

[主持人]

其實我覺得您提到一個特別有趣的詞就是“創新”，我們傳統意義上理解，就是我在本崗工作里面，除了一小部分創新之外，很少有在本職工作當中能夠有一些創新和創業的東西出現，我們是怎么解決職工的本職工作和他的創新之間的關系的呢？

[王玉英]

其實創新不是另起爐灶，一定是有基礎的。比如說我們一個技術都在不斷的更新，如何適應我們新技術的發展，比如說我們這個創新一直在工人當中是有傳統的，過去叫“五小”——小改革、小建議、小發明等都在職工隊伍當中是有傳統的。同樣，我們現在也是一個企業工人、產業工人的技能、技術、工藝的提升，都是和我們原有的工作脫不開的。所以，我們一直在這方面，職工在崗位創新，所以很多職工的技能創新工作室，我們現在培育了近千家職工技能創新工作室。

[主持人]

能舉一兩個例子講一講嗎？

[王玉英]

比如說我們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北汽汽車、奔馳汽車跑的很多，趙郁這也是我們勞動模范代表，或者是職工技能人才代表的一個典范，也是我們市總工會的兼職副主席，他帶徒弟，他本人是技術能手，用他的技能帶一些徒弟來進行研發，以解決汽車維修當中的一些技術難題，應該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不僅是經濟上節約了成本，同時也帶出了一批一線的職工能夠學技術，我覺得像這樣的創新工作室還是很多的。

[主持人]

是在北京市總工會的培養之下有很多。您剛才提到一個詞我覺得特別有趣，就是“勞模”，我們好多年或者是很長時間都沒有聽到過這個詞了，因為大家在現在的宣傳語境當中都是明星、藝術類或者是文杰界的，可能“勞模”這個詞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既熟悉又有一點陌生，您能介紹一下在北京現在的情況下，這個勞模的一些情況嗎？

[王玉英]

應該說我們勞動模范是我們黨和政府對我們在生產當中、工作當中那些佼佼者或者說我們現在說的精英一個最大的獎勵和褒獎，應該說它引領了我們幾代人的這種精神，大家都耳熟能詳，像時傳祥、張炳貴，這些都是在平凡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事業的代表人物。應該說勞模精神，它不僅在我們過去的生活當中，包括以至于我們今后的生活當中都應該提倡、發揚和倡導的。

[主持人]

那您覺得新時代的勞模是什么樣的？

[王玉英]

新時代的勞模，我覺得他既有我們傳統勞模對事業的愛崗敬業，既有對工作上的精益求精，也對吃苦耐勞、那種忘我，也有現代的創新、敢于超越自我的那種新的一些技能和現代知識的掌握，我覺得這是不矛盾的。

[主持人]

那您覺得怎么樣才能把，無論是勞模精神、“工匠精神”在我們廣大職工里面能發揚起來這種精神？

[王玉英]

我覺得，一個是我們多選樹一些這樣的領軍人物，或者是先進人物，通過我們這些身邊的榜樣的引領和傳承來帶領我們廣大職工。應該說現在“工匠精神”和勞模精神有相通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工匠精神”可能更多是廣大的職工在生產當中的產業工人、一線的工人，如何在自己的崗位能夠使自己成為工匠，我覺得是有它的特點的。勞動模范是我們千千萬萬的職工的佼佼者和代表者，所以兩個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一定的細微的差異性。

[主持人]

在未來，您覺得我們怎么樣才能發揮好勞模精神或者是“工匠精神”？

[王玉英]

我剛才講，一個是在廣大職工當中要倡導大家，引領大家，我覺得這是一個。再一個樹立一些更好的機制和政策，給他們成為工匠有一些渠道，暢通一些渠道。再有就是要廣泛的宣傳，要尊重勞動、尊重勞模，尊重勞動偉大的這樣一個精神，我覺得只有這樣使大家有一種責任感、一種使命感、一種自豪感，我覺得可能更好一些。

[主持人]

您剛才提到機制的問題，現在是沿革什么樣的機制呢？

[王玉英]

現在我們選樹機制評選有了，這是一個。但是我們感覺還遠遠不夠，因為這種機制從國家政策保證上還應該給一線職工的發展有一個暢通的渠道，我們感覺現在這方面的渠道還需要不斷的進行拓展和發展。

[主持人]

就是評選的渠道上并沒有特別多？

[王玉英]

我們現在評選我覺得不是目的，更多是在我們政策的指導和保障上，比如說過去大家講八級工制，每一個職工可能都會知道我的技術要達到哪個等級，我一級一級的往上去，不斷去追求、去學習能達到一個最高的級別。但是我們現在因為打破了這種八級工制以后，我們現在一線職工的技能晉升的渠道就顯得越來越窄，或者我們現在的職業領域發展新的崗位出現的頻率比較快，所以有些職業的規劃或者是這種等級的鑒定和系列，還沒有完全形成，所以這樣就使得職工在他成為工匠的過程當中沒有一個有序的連接，而不僅僅是我們光平工匠就行了。

[主持人]

其實互聯網+、工業4.0，包括智能制造也提供了一些機遇吧，尤其是互聯網了出現，是不是它創造了一些新的職業，然后也對我們傳統的這些評價，互聯網本身會對他們有一些促進嗎，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玉英]

這個題有點相對比較大一些、宏觀一些。我覺得不管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包括我們技術的進步，從另外一個方面給我們提出了對這些新的技術、新的崗位，包括它的一些標準，我覺得應該盡快地加緊制定這樣一個系列的體系的職工發展的體系標準，不光是評價標準，包括他的薪酬標準，以及它的晉升等級標準，這樣讓這些年輕的職工能夠更自覺地在技能上和技術上不斷的去創造、去發展，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好一些。

因為我們現在感覺發展非常快，新的技能、技術、工藝也走在層出不窮，但是我們制定這樣一個系列的，形成這種制度體系、評價體系，包括薪酬獎勵體系上，現在好像有點落后于這樣一個發展。

[主持人]

而且我覺得因為這些新的，比如說互聯網、工業4.0、智能制造的出現與傳統企業的結合過程當中，人才隊伍也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現在90后、95后已經進入到我們現在生產者隊伍當中去，您覺得這個人才隊伍的變化很明顯嗎？

[王玉英]

這一塊應該說還是有明顯的差異性，比如說現在的40、50人員，或者是將近退休的人員，應該說在傳統產業當中受調整的力度應該是在加大，因為他們的技能，包括他們再就業的壓力也在增大，現在互聯網時代，90后、或者是00后他們對新事物的把握，對互聯網很快的接受度和使用，應該說有一種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當中他們有一種很快就能夠融入進去或者是接受它、使用它，這兩邊的差異就需要我們，一個是怎么為這些年輕一代去創造這樣一個條件和發展，同時我們對那些傳統產業當中的40、50人員，我覺得也應該給他們一些知識的普及，同時也為他們再就業，因為不光是這種現代產業，我們還需要現代服務業和一些原有產業當中不能一下都沒有，這些人在物業管理當中如何有一種新的再就業的途徑，我覺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

北京市總工會針對于不同職工的分層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嗎？

[王玉英]

是這樣的，我們沒有特別說對不同職工的分層做那么細具體的設計，但是我們在職工技能人才對于培養上這幾年也在不斷的加大力度，這幾年應該說從首都工會來講，從2011年到去年連續在二個五年做了職工“十二五”和職工“十三五”的職工發展規劃。第一個規劃主要是實現職工的體面勞動上提出了維護職工的權益方面有一些具體的規劃和要求。職工“十三五”現在我們在職工的全面發展上做了一些相應的規劃，比如說我們在職工技能人才培養上加大力度，提出了職工助推計劃，這已經實施了好幾年，對一線職工能夠取得國家的一些資格認證，避暑說高級技師、高級技工，不管你在那兒，只要取得了這樣一個等級證書我們都給與資助，2000元到800元不等的一個資助，讓廣大的職工能夠參與到自己的技能提升上。

[主持人]

我們知道，其實除了技能培訓方面，困難職工也是我們總工會工作的一個重點，在精準扶貧和幫扶困難職工方面，我們做了哪些工作呢？

[王玉英]

我們國家提出了在三年要實現所有困難群體群不脫貧這樣一個大的要求，首都應該說困難職工相對數量還不是很大，這個群體的面不是很大。我們按照全國總工會的困難職工的標準要求，在檔的大約將近7000人，這7000人應該說我們精準脫貧的首要考慮對象，政府對這些也是非常關注的，也撥的專款從就業、子女的助學到技能提升和培訓，這些都有一些我們具體的工作安排。比如說對困難職工子女助學的問題，我們已經有的是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畢業，甚至你讀研究生我們都可以實現學費的全程的資助，這樣就使得我們職工不要因為職工的困難讓子女上不起學，這都已經堅持的很多年，實實在在的救助。

另外，針對一些身體有病，在醫療上給予一些救助，除了他享受國家的政策醫保以外，比如說我們推進了職工在職的醫療救助計劃，對醫藥費超過一定比例的，自付部分比較多的，我們都給予一些資助，這些來緩解他在就醫上的經濟上的壓力。

對一些我剛才說的技能上相對于比較單一，再就業方面我們也納入到我們職工技能助推，包括可以實現再就業給予免費就業技能的培訓，包括一些喪失勞動力，我們給一些生活上的日常的救助和多級的救助，這樣使我們的在檔的困難職工能夠在享受國家政策的幫扶救助機制上工會能夠拾遺補缺，使他的生活狀況或者是他的困難得以緩解。

[主持人]

明白。除了我們的幫扶以外，有沒有授人以漁的過程，有一些培訓或者是職業發展的？

[王玉英]

這些各個單位工會都在做，不管是疏解功能當中，或者是有時候他的崗位需要調整，原有的比如說有一些單位是制造業，現在他可能不愿意轉崗，不愿意隨著疏解到外地，我們可能就要對他進行物業的管理，比如說開辦物業培訓班，他可以來進行學習；或者水暖技術的培訓，使他的轉崗能夠更順利一些。比如說我們首鋼，大家都知道在京津冀疏解當中是排頭兵，最早在十年前已經到曹妃甸，他們在這方面就有很好的經驗，做得很好。

[主持人]

我知道，首鋼當時轉的時候其實也面臨著很多問題？

[王玉英]

是的。

[主持人]

：比如說職工的安置問題，包括轉崗的問題，包括兩地的問題，您覺得有沒有什么特別好的經驗值得大家分享呢？

[王玉英]

我覺得首鋼在這方面，正好我們在搞調研當中去了首鋼曹妃甸，也跟那兒的職工進行了很好的座談。我覺得首鋼為我們在京津冀當中的疏解做了排頭兵和探索，同時也提供了很好的經驗。首鋼從黨政領導，包括咱們市政府各個單位很重視，政策的配套上應該說還是提出了很明確的政策配套，另外企業和工會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對職工的訴求、對職工的一些狀況的調研，都做的很細致。因為調研研究做的很細致，情況很了解，所以他們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分流的方案，疏解的方案就針對性比較強。

[主持人]

我們剛才一直都在談工會的工作，我想作為一個政協委員，想問問您這二年關心的問題是，提案是什么內容？

[王玉英]

是這樣的，因為是工會界別的政協委員，所以更多的是根植于職工當中，因為我們也是職工的一員，所以我們跟職工有這樣一種天然的聯系。我們要把職工最關心、最迫切、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和呼聲，通過我們政協委員這樣一個身份或者是這樣一個平臺和渠道向政府來建言獻策，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就是我們提提案，這是我們履職和參政議政的一個基本形式，所以我們每年工會界小組都要結合工會的實際和職工的一些訴求形成我們團體提案或者是委員的一些提案線索，在兩會上進行提交。比如說我們關心的職工帶薪休假的問題，比如說在疏解功能當中的職工安置和分流問題，以及在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當中的勞動關系的調解化解問題等等，我們這幾年應該說每年都有大量的提案提出。

[主持人]

明白。您剛才提到了帶薪休假的提案，能講講這個提案的背景和情況嗎？

[王玉英]

這是我們在2008年國家提出職工帶薪休假的一個條例，國務院發表了這樣一個條例，隨后又頒布了兩個辦法，一個是《企業職工帶薪休假辦法》、一個是《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帶薪休假辦法》，這是我們常說的一條例、兩辦法，實行這么多年來，在基層落實的情況如何、職工的感受度如何，我們覺得有必要進行一次調研。再有每到黃金周的時候都引起了社會的熱議，這堵了，那堵了更多的是看人，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引發了黃金周休假和我們日常職工帶薪休假制度落實的熱議和反思。同時，我們感覺職工帶薪休假是實現職工體面勞動的內容之一，也是職工權益落實的一個內容之一，所以覺得我們作為工會組織，另外在每年帶著職工心聲上兩會熱線當中也有一些職工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我們感覺綜合這樣幾個方面的考慮，所以選擇了職工帶薪休假制度的落實情況的調研。

[主持人]

目前它進行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呢？

[王玉英]

這個調研我們已經完成二年了，在2015年做了這樣一個調研，只不過在今年我們又提出了一個界別的提案，根據這個調研提出形成工會界小組的提案，應該從總的來看北京在落實制度（一條例、二辦法）當中，總體還是不錯的，我們的基本數字是大于70%的企業或者是職工能夠享受到這樣一個制度。但是在調研中感到也是不平衡的，單位與單位之間還是不平衡的，群體和群體之間不平衡。比如說一些比較規范的外資企業落實相對可能要優于國有的，或者是自身的企業。

另外，機關事業單位在落實帶薪休假當中，可能又相對的薄弱一點，因為他的工作性質不同。同時我們比較堪憂的就是在一些小型的、非公企業當中落實職工帶薪休假，或者是勞動密集型的，比如說快遞業的休假、休息制度落實可能就會有一定的難度，我們感覺還是有很大的空間或者是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對這項法律法規的落實監管和落實工作，還有很多。

[主持人]

現在我們有沒有什么特別具體的建議，是要分類別，分行業還是什么？

[王玉英]

其實這里面不需要什么分，不管是企業的大與小，還是企業性質，所有制的不同，還是機關性質，大家首先應該是建立一個法律的意識，因為條例是國家的法律。我想大家覺得欠薪是違法的，但是大家不認為欠假是違法的，其實這兩個是一樣的，欠薪和欠假從法律的本質來講都是違法的。為什么大家能夠諒解欠假，不能諒解欠薪呢？其實這就是一個認識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首先要大家增強法律意識，不管是領導，還是企業，還是員工，都有一個對法律的學習和再認識的問題。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傳統的認為，任勞任怨，放棄自己的休假可能是一種進步的表現，這可能是我們傳統認為是這樣的。其實我們怎么合理的安排、高質量的生活，以及我們精益求精的做好工作，我覺得這是不矛盾的。再加上我們就業的競爭，有的人可能怕休假以后崗位被代替，多種因素，主要還是認識當中還需要我們進一步需要提高的。

[主持人]

其實您剛才說的一句話我特別感興趣，就是帶著工人的心聲上兩會，這是我們工會界別提出了口號嗎，還是要求？

[王玉英]

這是政協工會界小組在履職工作當中，或者是通過政協平臺架起我們職工和政府之間的一個溝通的渠道、聯系的渠道當中的一個工作項目，每到市兩會要召開之前，我們所有政協委員通過職工熱線來傾聽職工的呼聲，這樣跟職工不見面、直接的溝通來了解職工關注的問題和他們的一些建議，我們通過分析以后形成我們各位委員上兩會的一些提案的線索。

[主持人]

這個熱線是每年兩會之前，要多長時間？

[王玉英]

大概有二天的時間，要向社會公布，公布完之后我們委員分兩天要坐在職工12351熱線上進行傾聽，將他們的訴求和熱線當中反映中的問題記錄下來，然后我們對這些電話進行分析。日常當中，市總工會的熱線是常年不間斷地，所以我們也在上兩會之前將常年我們接的這些熱線進行一次系統的分析，大家反映，比如說取暖的問題、剛才說的就業培訓的問題、大家關注的物價問題、房子問題等等，我們進行梳理，各位委員再結合日常工作當中接觸的單位的職工和系統內的職工反映的問題形成他的個人提案。對于比較突出的，關注度很高的，大家反映比較強烈的，我們就形成工會的團體提案或者是工會界小組的界別提案。

[主持人]

您做了十年的政協委員，覺得工會界別的政協委員和其他界別的政協委員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王玉英]

我覺得從政協委員這個角色來講應該說沒什么區別，因為其他的界別的委員和政協委員在履行委員職責上都是一樣的，從工會界的委員應該說有其自身的特點，因為我們工會界別的委員本身就是職工的一員，所以我們跟職工沒有什么距離感，應該說有一種天然的聯系，平時都根植于職工，所以對職工的所思所想應該了解的比較清楚一些。通過政協委員這樣一個角色來將職工這些訴求能夠反映出來，也就是說作為工會界的委員是我們職工在政協這個平臺上的一個代表者，同時也是職工訴求的一個傾聽者，更是職工心聲的一個發聲者，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工會界的委員一個角色定位吧。

[主持人]

明白。您在未來的工作當中，或者是未來的履職過程當中有一些什么樣的想法呢？

[王玉英]

我覺得還繼續發揮三者的角色，來做好這樣一個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主持人]

感謝王委員給我們交流了一些關于北京市政協工會結業的一些話題，我們也非常歡迎您下次繼續做客我們的節目。謝謝大家的收看，再見！

[王玉英]

謝謝。

——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