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舌尖上的中國》，帶給不同人群不同的享受，吃貨們看到了美食，商人們看到了商機，而如果我們從經濟或者能源的角度來解讀“舌尖上的中國”，也同樣可以得到非常有意思的結論。

　　我們說，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背后都有著最為直觀的經濟因素。看中國飲食，我們會發現其中與西方最大、最明顯的差異，實際上在于對食物的處理，中餐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肉丁、肉末、肉絲、肉片，而西餐則絕大多數是以肉排為主。看“舌尖”就會讓人聯想到，為什么中國飲食文化會如此執著于食材的處理?

　　實際上，從中國和西方兩地古代的農業生產模式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找到問題的答案。不夸張地說，西歐人食肉傳統與東方人食糧傳統這一區別至少從新石器時代便已存在。原始的資源配置允許歐洲人消費充裕的畜產品，擁有足夠的作為牽引動力的大牲畜，擁有充裕的木料和木材。

　　中國在自然條件上有兩方面劣勢于歐洲：其一是降雨量分布不均，以及氣候的不均，與之對應的是歐洲大西洋氣候的相對穩定;其二是土地資源不平均，中國古代的農業地區除清末開發的東北地帶外，絕大部分的土壤物理性狀都較差。

　　惡劣的自然和種植條件，導致中國農業發展受到制約，這種局面實際上演變出了一個非常極端的狀態，就是中國人幾乎什么都吃。有數據統計，中國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種，比西方多六倍。這種情況并非說明中國農業發達，而恰恰證明了中國在難以大面積種植西方當主菜的蕪菁、蘿卜、土豆等作物這一情況下的退而求其次。

　　農業發展受阻，而直接構建在農業之上的畜牧業便更加無法得到長足發展。中國古代的農業模式一直是單一的糧食種植農業，畜牧業的比重很小，少數的牲畜主要用于助力農業開墾。這種結構不僅決定了中國的生產形式和經濟結構是小農經濟，同樣也決定了蛋白質對于中國人的飲食來說屬于稀缺資源。

　　一方面，西方長期保持著的畜牧業、農業、狩獵和漁業的混合經濟，畜牧業比重甚至高于谷物種植;而在中國，少數的蛋白質食材作為稀缺的珍貴資源，“值得”廚師進行深度加工。

　　另一方面，西方工業革命的展開以及發達畜牧業帶來的高水平社會生產力使其能源資源相對充裕;而中國在有能力進行煤炭開采(同樣受到工業的制約)之前，一直屬于能源的相對貧乏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肉類的小型化處理也有利于其熟熱，從節約能源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是最為合適的。

　　我們可以找到幾個非常直接的例子。一個是東北。因為需要考慮到熱量在寒冷天氣下的流失因素以及對于能源的最大化利用，東北發明了燉菜，通過高比熱容的“水”對食物進行保溫，進而實現對于能源的經濟化處理。同理還有云南的過橋米線。

　　第二個是新疆。我們看到，中國對于蛋白質處理最為粗獷的就是新疆，與之對應的恰恰是新疆發達的畜牧業水平，這種背景與歐洲非常相似。

　　第三個例子是日本的生食文化。日本的生魚片聞名全球，這種生食文化的背后，恰恰是日本對比中國更加貧瘠的能源資源。

　　可以說，自然資源的獨特模式成就了今天中國花樣繁多的飲食文化。“舌尖上的中國”背后，實際上是老祖宗們對于食材的尊重以及對于生活本身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