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爾濱一女班主任因教師節學生未送禮物，訓斥學生一節課，隨后學生湊錢貼班費為其買禮物。該縣教育局通報稱，已令涉事班主任退回禮金禮物，撤銷其班主任職務停止教學工作。此外該班主任與校長均行政記大過處分。（9月14日《南方都市報》）

　　因為沒收到教師節的禮，活活將學生訓斥了一堂課。言語鄙俗、姿態彪悍，輿論普遍認為，此舉與“記大過”的罰單相比，已經算得上是小懲大誡。教師節剛過，“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的禮贊猶言在耳，卻爆出班主任因未收到禮物而雷霆咆哮之事，雖屬極端個案，其間亦折射著值得探討的公共價值。

　　該不該送禮？從公共理性來說，這本來不是個問題。教育部門耳提面命多了，老師們也做足了面子上的承諾。今年7月份，教育部還專門出臺了6條禁令，禁止教師以任何名義收禮，狠剎教師失德收禮的不良風氣。但這樣的禁令，顯然也不具備多大的可操作性。因為“送”與“被送”的，基本是利益共同體——除非為了“釣魚”，誰會一邊給孩子的老師送禮、一邊去實名檢舉？這就像一線員工的加班費一樣，誰也不會“因小失大”，頂多敢怒不敢言。

　　于是，有人批判家長的投機心理，以禮物為潤滑劑來指望老師“特別關照”。這話說得沒錯，家長與老師之間的“禮尚往來”，永遠是單邊關系，屬于權力資源的贖買。主動投其所好的，是為了孩子好；被迫隨大流的，還是怕被老師記恨著。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不能約束教師在職務行為中自由裁量的權力，又如何能禁絕送禮的沖動呢？

　　有媒體對廣州的家長進行民意調查數據顯示，超過一半的家長稱會給老師送禮。這樣的數據，以生活經驗來看，并不算神奇。值得追問的是：教師節過去，又有幾個老師因為送禮而被禁令嚇唬住的呢？前幾日，江蘇揚州一位疑似幼兒園老師甚至還在網上炫出家長送大閘蟹，直言“更喜歡人民幣”。真相也好、高級黑也罷，都反映了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在約束教師收禮層面，制度與監管所秉持的“不訴不究”原則，基本被現實所歸謬。

　　教師工資高不高，跟送不送禮是兩個議題。道德詰責之外，亟待反思的是：家長為什么不敢不送禮？這個問題于今天觀之，已經有了最鮮明、最準確的答案：她敢“訓斥一堂課”、你敢不送禮？這話當然不是要對倒霉的班主任落井下石，而是在教育自由裁量權無限大的語境下，若不能約束好執教者挾私報復的“合法傷害權”，家長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不去送禮？這才是歷年來，送禮之爭難以破題的關鍵。

　　一堂課怎么上，家長不知道；體罰還是心罰，孩子不說或不能分辨，家長還是不知道。監督這回事，對于教育而言，基本是“家務”。這是家長選擇送禮求個心安的根本所在。古人有言，“國將興，心貴師而重傅。”但要真正讓教師職業風清氣正，職務行為透明、外部監督有效，才是有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