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用戶不勝其煩的廣告信息有望得到根除。4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消息稱，工信部已起草了《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其中明確規定未經用戶許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其發送商業短信息，這一規定也將成為治理垃圾短信現象的政策依據。（11月5日《京華時報》）

　　治理垃圾短信離不開立法，但立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和賦予消費者足夠的維權途徑，才是決定最終實效的關鍵，否則相關的條款徒具觀感價值。

　　按照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的相關規定，明確未經用戶許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其發送商短信息。條款的設計，將用戶“許可”視為了判定標準，這意味著任何商業廣告對個人信息發送前的征詢信息具有合法性，不知道這種信息算不算“垃圾信息”？按照大部分人對“垃圾短信”的困擾感受來看，擾煩并不是內容本身，而是不必要通信量帶來的影響。更何況，征詢信息也能承擔植入廣告的功能，成為準商業信息新的載體，許可設計本身也有技術漏洞。

　　更關鍵的是，管理規定屬于行政規章，治理和規范商業短信息作用力還是來源于行政執法。從行政執法的實務來看，類似的法規很難調動了公眾維權的積極性，電子信息終端用戶如果不能從維權中切實受益，實在是犯不著為了幾條擾人的短信來較真。民不舉官不究，執法便形同擺設。

　　更何況，執法本身也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商業短信息是建立在對終端用戶海量群發的基礎上，并且一直都是電信值業務而存在，也就是說短信群發業務電信與廣告群發商才是受益者。辦法規定電信業務管理部門是執法主體，不得不說他們集“運動員”和“裁判員”于一身，嚴格執法與自損利益，如何取舍不難判斷。事實上，近些年整治垃圾短信都陷入了雷聲大、雨點小的怪圈，即因如此。

　　群發商業短信息之所以不被社會認可，根本原因是其對個人私權的侵害，本身形式所具有的強制性。這些決定了，首先商業廣告介入手機用戶或者私媒體的合法性需要界定，是否合法、界線在哪里？其次，找準商業廣告的商家、廣告運營商以及電信運營平臺的守法邊界與責任禁區。只有在這兩點上形成了共識，才具立法可行的基礎，才能有效建立公共監管的法律機制以及消費維權的利益制約機制。

　　相反，一味在短信發送的環節上打補丁，在監管的砝碼上作修補，把規范商業信息發送作為信息群發運營者的規則，改變了既定的監管與維權格局，立法樹起來的不過是法規“稻草人”，中看不中用不說，也造成了立法資源的浪費。（木須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