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反腐敗策略的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創新反腐敗工作思路、方法，不斷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新局面。總結起來，反腐敗策略有四大轉變。

　　從體制機制改革上看，由過去注重級別高低向注重職能發揮轉變，強化履職履責。

　　紀檢監察機構設置，幾十年來經過了多次變革。最早，紀檢機關作為黨的一個內設機構，1980年開始實行雙重領導；1982年，紀委班子作為六套班子之一，由黨代會選舉產生，后來很快取消了這一提法；1988年，明確紀委內設機構比同級其他內設機構高半級，2001年實行地方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副書記擔任，十六大后黨委“減副”，又恢復了紀委書記由同級黨委常委兼任的模式，延續至今。

　　縱觀此前多次紀檢監察機構的改革，主要是在機構級別待遇及干部職級高低上作調整。而這次紀檢監察體制機制改革，無論是“雙重領導”體制的變化，還是“兩個責任”的劃分、以及旨在提高紀檢監察機關治理能力的“三轉”、巡視制度創新等，核心目的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更好地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問責作用。而在強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過程中，紀檢監察機關和紀檢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同，威望也普遍得到提升。

　　從反腐敗思路上看，由過去較為宏觀籠統向更加具體清晰轉變，強化主責主業。

　　十八大前，中央的反腐敗工作強調總體部署、宏觀要求，具體怎么抓，依靠地方的理解結合。而一些地方不愿直面主要問題矛盾，往往避實就虛，把面鋪得太寬，發力點分散，什么都參與，什么都沒管住，往往淪為程序性的擺設，甚至成為一些腐敗行為的擋箭牌；有的紀委書記分管的領域太寬，既不能集中精力抓反腐敗工作，有時也不得不站在被監督對象的角度思考問題，這些都是制約反腐敗成效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紀委發現了其中弊端，進行了一些改革探索。比如在2012年，四川省紀委監察廳要求紀委書記不直接分管與紀檢監察業務無關的工作，一些省市紀檢監察機關對一線辦案執紀人員占總人數比例做出規定等。但從全國層面明確提出相關要求，則是在十八大以后。紀檢監察機關在工作思路上體現出三個明確：首先是職責明確。針對過去紀檢監察職能泛化、主責淡化等現象，紀檢監察機關通過調整內設機構，加強系統管理，把更多的力量調配到查辦案件的主業上來，從事與案件查處工作相關的人員比例基本超過了40%。如中央紀委退出111個議事協調機構；并以上率下，及時批評廣東河源市紀委牽頭治理“偷伐生態林木”等行為屬“多管閑事”，引導各級紀委聚焦主業。其次是重點明確。王岐山書記提出：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指明了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心和著力點。通過加大查處力度，一方面盡最大可能化解腐敗存量，兌現黨的莊嚴承諾；一方面通過高壓態勢，形成不敢腐的震懾效應，防止出現新的腐敗增量。再次是靶心明確。嚴查“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等“四類人”，將其公開曝光等。以上一系列部署可以用“思路清晰、任務具體、責任明確”來概括。

　　從反腐敗策略上看，由過去神秘低調向公開宣戰轉變，強化高調高壓。

　　過去，曾有人把各級紀委稱為“最神秘機關”，事實上，紀檢監察機關在查辦案件上往往孤軍奮戰，多年來也一直奉行“多做少說”的原則。十八大后，中央紀委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公開曝光，才能對腐敗分子形成更大震懾；只有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才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中央紀委點名道姓曝光貪官及所涉罪行，高調推進紀檢機關公開透明。王岐山書記帶頭，中央紀委副書記、常委悉數登場，多次在重大場合發聲，在電視和網絡上亮相，向貪腐官員“喊話”，向群眾宣傳紀檢監察工作，回應外界關切，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開辦中央紀委網站，運用傳播規律，及時通報查處的案件，形成輿論高潮；邀網民曬“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強調發揮群眾和輿論監督的“正能量”；請外國學者參觀中央紀委，與其坦誠對話等。這一系列措施，結成了更廣泛的反腐敗戰線，凝聚了強大的反腐力量。貪腐分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形成了“中央發令、紀委發力、群眾發威、輿論發聲、貪官發抖”的反腐高壓氛圍。

　　從反腐敗手段上看，由過去較為粗放向精細化轉變，強化高效高產。

　　過去，一些地方以“影響大局穩定”、“影響地方形象和經濟發展”、“法不責眾”等為借口，對個別干部嚴重的腐敗問題或“家丑不外揚”，藏著掖著；或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理應深挖細查的腐敗窩案設定“紅線”“禁區”，往往查“點”不查“面”，查下不查上，查小不查大，漏網效應讓一些干部普遍存在僥幸心理，認為反腐敗不過是隔墻扔磚頭，只要偽裝得好，把上下關系打通，即使長期鋌而走險，也可安然無恙，這是多年來腐敗呈蔓延態勢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八大后，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要求，在腐敗案件的查處中，中央采取零容忍的“凈土行動”，更加注重精耕細作。特別是在查處腐敗窩案和塌方式腐敗案件上，既“向上延伸”，又“向下拓展”，抓大不放小，應查盡查，不留死角，不遺后患。通過查處一地或一單位，盡可能留下一塊純潔的土壤，大大提高了反腐敗效率。

　　我們看到，在山西腐敗系列案中，有9名副省級以上高官落馬；僅該省呂梁一地，2014年就有5名縣委書記被查。而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案發后，因涉嫌違反黨紀政紀被立案調查的多達466人。一系列事實證明，精細化反腐、嚴查“塌方式腐敗”并不會影響一個地方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相反，刮骨療傷會讓人民群眾看到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讓黨的肌體更健康，政治生態更清朗。

　　兩年多來，通過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創新反腐敗工作思路、方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王岐山同志強調的，“把遏制腐敗蔓延勢頭作為重要任務，形成有力震懾，營造不敢腐的氛圍”，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