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紀事》出版，書中記載了為人民政協成立作出卓越貢獻的各界代表人士的故事。翻看記載著祖輩樊弘先生那一頁時，我的內心波瀾再起，塵封的記憶再次被喚起，似乎與祖輩“有一個跨越時空的對話”……

發展國家經濟、救民于水火

樊弘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追求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中的北京大學已經成為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樊弘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立刻投入到北大學生運動之中。他是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也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干事。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以及青年時期的毛澤東，還在“五四”運動中結識了馬敘倫、許德珩、賀麟、陳岱孫、周培源、費青，他們成為并肩站在一起的好友。

樊弘認為，只有通過研究經濟學、發展國家經濟，才能救民于水火。他的愿望得到了社會學家陶孟和的大力支持，時任北大教授的陶孟和組建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招收了眾多北大背景的青年學者。樊弘脫穎而出，成為所長陶孟和的秘書、助理研究員。

按照陶孟和提出的研究課題，樊弘完成了《社會調查方法》一書，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為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30年，商務印書館發行了樊弘編譯的《進步與貧困》一書，此書校者為陶孟和，孫中山當時讀過《萬國公報》上的譯文，很推崇該書。此書出版之后，樊弘的研究方向從政治學、法學、社會學轉向了經濟學。陶孟和也對樊弘鉆研馬克思經濟學說給予鼓勵和支持。

1940年，樊弘成為全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界的知名教授。1942年，蔣介石深知樊弘在國內教育界、經濟界的威望，想邀請他加入國民黨政權，采用各種方式籠絡他，曾贈給他一張戎裝照片，照片背面題詞：“愿共同攜手奮斗之。”樊弘則說：“蔣介石想籠絡我，辦不到。”

“一生最正確、最堅定的選擇”

1948年，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戰略進攻取得節節勝利，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

而就在“五一口號”發布之前一個月，即3月29日，是辛亥革命黃花崗之役紀念日。當天，國民黨當局在南京召開了第二屆國民大會。數千名來自北平、天津的學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舉行紀念黃花崗先烈大會，揭露國民黨召開“國大”、操縱會議的真相。樊弘與許德珩、袁翰青不理睬國民黨特務的威脅，抱著永訣家人、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毅然出席大會，并發表演講，支持學生運動。

許德珩、袁翰青分別作了精彩的演講，樊弘則說：“剛才袁先生告訴諸位只有一條路，我認為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由少數人掌權，為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壓迫全國大多數；一條路是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聯合起來，向國民黨獨裁集團要回政權，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權跟他們奪回來。”

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對三人提出“忠告”，要他們“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北平市50萬國民黨黨員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曾有人向樊弘夫人張才明（筆者的姑婆）表達擔憂，擔心樊弘會像聞一多先生一樣被暗殺；也有人當面勸他前往解放區避避風頭，但他拒不前往，說“學生們需要教授的支持”。

吳鑄人的“忠告”經進步報紙揭露后，北大、清華、燕京、師院等高校90名教授馬上聯名質詢國民黨當局：“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制造中？”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旅港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茅盾、鄧初民等150余人相繼致函樊弘與許德珩、袁翰青，表達聲援。侯外廬教授向世界學術界發出了題為《誰敢制造第二李聞事件》的申訴。對此，國民黨北平當局被輿論搞得焦頭爛額，這一文化教育界與北平當局的激烈斗爭被稱為“四月風暴”。

隨后，“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9月中共中央致電華北局并城工委員會，為籌備明春可能召開之新政協，邀請平、津地區的代表性人物，樊弘與許德珩、袁翰青、勞君展、王之相、費孝通、徐悲鴻等黨派、產業界、教授24位代表性人物受邀赴西柏坡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業。

1949年1月26日，樊弘與許德珩、袁翰青、薛愚、勞君展、黃國璋、俞平伯、方亮、魯寶重、樓邦彥、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義發表《擁護毛主席八項主張》。1949年9月，樊弘受邀參加中共中央為民主人士舉行的招待會，會上毛澤東與樊弘握手時，連聲稱贊他是“社會科學家”。之后，樊弘又多次接受周恩來的宴請，并受邀到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講授經濟學理論。

1949年9月21日，樊弘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后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樊弘曾回憶告訴我們全體親屬：“當站在天安門城樓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大典時，心中感到無比的自豪，因為他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是他一生最正確、最堅定的選擇。”

積極促進國際經貿往來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新中國實行極其嚴厲的“封鎖、禁運”，很多國家中斷了與中國的直接貿易關系，使我國的國際經濟環境急劇惡化。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是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和關心指導下，我國有關方面加緊了出席國際經濟會議的各項工作。周恩來對參加國際經濟會議的人選問題很重視，對報給他的代表團人選方案做了非常慎重的考慮，其中樊弘就是周恩來親點的經濟學家，當時他是全國政協財政經濟組副組長。代表團由南漢宸（1950年加入民建）和雷任民（對外貿易部第一副部長）分別擔任正副團長，冀朝鼎任秘書長，代表有樊弘、孟用潛、陳維稷、劉子久、章乃器等22人。

在會議上，樊弘見到了自己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時的老師和同學，分外親切。樊弘代表新中國的經濟學者，熱情地宣傳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發展成就。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雷任民、秘書長冀朝鼎也非常高興，對他講：你認識的經濟學家很多，英文又好，可以多為新中國做宣傳工作。樊弘努力地同外國學者交流。

這次會議上，樊弘特地邀請他的好友、與凱恩斯齊名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訪問中國。會議結束后，1953年羅賓遜夫人如約對中國進行了訪問，開啟了破冰之旅。

國際經濟會議使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大大增強，同英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直接的民間貿易關系，與芬蘭、錫蘭、巴基斯坦、印尼等國建立了政府間貿易關系。會議成果的鞏固和擴大，為新中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進一步拓展與西歐國家貿易往來局面，建立半官方貿易關系，奠定了良好基礎。

十屆三中全會之后，樊弘成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不幸的是，會后不久，他就因病臥床不起。病重期間，他一再告誡我們所有親屬，不允許以他的名義給自己“謀位、謀名、謀利，不要給黨中央添麻煩，在各自的工作中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堂堂正正做人，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走是唯一且正確的道路”。

回顧祖輩堅定地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同心同德、同心同行的那段崢嶸歲月，感慨頗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人民政協制度堅持好，把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好，是我們這一代政協委員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作者系樊弘先生親屬、成都市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