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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鈞儒保存的這份會議提綱和會議記錄為何在人民政協籌建歷史上極其珍貴?

2024年11月04日 09:48  |  作者:李紅梅 閃佳雯  |  來源:人民政協網-人民政協報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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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薩空了(左)、沈鈞儒(中)、章伯鈞(右)在香港研判國內形勢。

沈鈞儒是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主要創建者,被譽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中國共產黨親密的朋友”“愛國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他一生追求民主、追求進步,為人民政協制度的創建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沈鈞儒誕辰150周年之際,回顧他參與人民政協制度創建的重要史事,對于進一步發掘沈鈞儒的偉大精神和優良作風的時代價值,進而深入理解人民政協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具有積極意義。

“民盟要堅決地 站在人民的立場”

沈鈞儒早年曾中進士。國家內憂外患之際,他放棄仕途,赴日本攻讀法政。回國后投身辛亥革命,參與愛國民主運動。

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救亡成為民主革命運動的主旋律。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沈鈞儒被推選為該會主席。4月下旬,沈鈞儒與中共中央派駐上海的馮雪峰取得聯系。

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等14人為常務委員。7月15日,沈鈞儒與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共同署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明確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各方面共同聯合起來,結成“廣大的民族救亡聯合戰線”,共同抗日救國。8月10日,毛澤東致函沈鈞儒等人“致送熱烈的敬禮”,表示希望“同一切愿意參加這一斗爭的政派的組織或個人合作……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斗爭”。

沈鈞儒等人的愛國救亡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強烈不滿。11月23日,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名,逮捕了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章乃器七位救國會代表,激起全國各界人士的義憤。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制造“愛國有罪之冤獄”。在全國人民的共同聲援下,最終“七君子”被無罪釋放。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沈鈞儒前往武漢、重慶等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其間,他與周恩來、董必武建立直接聯系,開展更為緊密的合作。

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由于種種原因,沈鈞儒并未參加大會,但作為創議人之一,他發表聲明:“支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主張,在行動上與他配合一致。”1942年,沈鈞儒及“救國會”加入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正式改組為由有黨派與無黨派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組成的政治聯盟——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

在重慶這一時期,沈鈞儒進一步增強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曾向周恩來提出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抗戰勝利后,“救國會”改組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沈鈞儒擔任主席。他支持和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召開國事會議、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主張,提出要“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實現而奮斗到底”。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民盟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上,沈鈞儒代表未到場的民盟主席張瀾致詞,指出:“和平與民主是相輔相成而相依為命的兩件事,但在步驟上,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實現民主。”會議期間,沈鈞儒等民盟代表與中共代表團密切配合,面對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取得共識,一起推動政協協議的達成。

但是,國民黨政府獨裁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政協會議結束不久,便公然撕毀協議,發動內戰。當蔣介石為召開國民大會千方百計拉攏第三方面時,沈鈞儒與民盟成員選擇與中共一致行動,拒絕出席“國大”。沈鈞儒和民盟的堅定立場,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國民黨打擊迫害“向中共革命路線一邊倒”的民盟,并于1947年10月27日悍然宣稱民盟為“非法團體”。為保護盟員,民盟被迫解散。面對這一情況,沈鈞儒堅決不改為民主和平奮斗的初衷,反對妥協。他曾堅定地表示:“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國內已不能公開搞,我們只有去香港吧!”“我如走不脫,剃掉胡子也要走!”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多位愛國民主人士遭暗殺或遇襲,沈鈞儒也曾收到裝有子彈的威脅信件。但他不顧艱險,喬裝打扮,化名潘豫,改低年齡,于11月26晚登上游輪秘密離開上海去往香港。

到達香港后,沈鈞儒與先后抵港的章伯鈞、周新民及原本在港的民盟中央部分執行委員,召開8次談話會,決定恢復民盟總部,由沈鈞儒、章伯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義領導全盟工作。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國民主同盟第一次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香港正式舉行。73歲高齡的沈鈞儒被推為大會主席并致開幕詞:“今天國內形勢,民主與反民主已壁壘分明。我們要檢討過去的政綱政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重新估計,而后確定當前應走的政治路線和新的工作方針!……民盟堅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堅決地站在人民方面奮斗,這個信念是始終不渝的。”在閉幕會上,沈鈞儒再次重申“我們民盟堅決不能夠在是非曲直之間,有中立的態度”“我們要公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實行密切的合作”。他明確提出在新階段“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

“中共‘五一口號’一呼而天下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5月1日,毛澤東親筆致書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中央負責人沈鈞儒,重申“五一口號”精神,并以協商的態度就當時形勢的判斷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發起者、參加范圍、實施步驟等提出建議。

這封信開啟了政黨協商的先河。

“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迅速響應。5月2日,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討論“五一口號”。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蔡廷鍇、馬敘倫、李濟深等人發言。沈鈞儒率先指出:“中共‘五一口號’一呼而天下應,足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解決國是、非一黨一派之主張,而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及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12人聯名致電毛澤東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認為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8日,在由《華商報》召集的“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上,沈鈞儒發表書面談話。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五一”號召是“一個和平的民主的具有建設性的號召”“我們既為中國國民之一分子,我們便有響應的責任與義務。”在這個談話中,他明確指出:“五一口號”的發布表明中共“在政治上鋪下了一條達成民主革命的道路”,體現出中共與全國人民合作、與各民主黨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決心與誠意。

據最新發現的一份文獻資料記錄,民盟中央曾在香港召開數次會議,討論“五一口號”和新政協,沈鈞儒保存了會議提綱和會議記錄。這份文獻在人民政協籌建歷史上極其珍貴。它記載和彰顯了民主黨派響應和討論“五一口號”的重要細節。會議提綱包括:第五項與其全文的關聯在哪里;從國內和國際方面觀察,中共為何在這時提出新政協的號召;新舊政協的性質、組織成分、要求目標的不同;新政協的號召對于美帝、蔣介石政府、各民主黨派以及全國人民與海外僑胞的影響;新政協統一戰線以什么為基礎;怎樣發動蔣管區同胞和海外僑胞方面響應新政協的號召;怎樣從宣傳、群眾工作和政策研究方面促成新政協之實現。會上,盟員們提出了“我們是要真的和平。新政協一定要比舊政協徹底”,主張“注意研究中共文件”等。從這份資料上看,一開始,民盟對新政協的性質和意義,就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6月14日,民盟發表了《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指出: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其第五項主張“正與本盟一貫的主張相符合,本盟當然愿為這一主張的早日實現積極奮斗”。在這份聲明中,民盟倡導在香港開展“新政協運動”“其意義不只在于準備新政協會議本身,而尤其在于通過這一運動來加速獨裁政權的覆滅,以為新民主中國之誕生造成前提”。

6月30日,中共香港分局召開座談會集中討論新政協問題。沈鈞儒深謀遠慮地提出,新政協的召開時間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為開新政協號召力度大,利于鼓舞人民解放軍軍事上迅速發展,同時可以加速敵人的崩潰和他們內部的動搖與分裂。他還建議,新政協應制定共同綱領,憲(法)草(案)則可另組機構來研究起草;人民代表大會,主要是各省市縣選出代表,在蔣管區還擁有半壁河山的情況下,談不上全面選舉。

在8月24日的《華商報》上,沈鈞儒就召開新政協發表談話。他就新舊政協的區別、召開新政協的意義、新政協會議應討論的內容等問題回答記者提問。他強調:“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中,絕不允許有反民主的成分”“參加到新政協中,來商討國是的,不論黨派、團體、個人,必須完全站在民主的一方面。”他還指出,召開新政協是全國人民所熱切盼望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全國人民“共同來負責,解決國是”。

在“五一口號”發表伊始,在香港新政協運動中,沈鈞儒的一系列談話、文章,對于各界人士了解中共主張、加強引導、提高認識,起到重要作用。這些都為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創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和理論準備。

率先北上籌建新政協

盡管有重重危險,沈鈞儒和章伯鈞、譚平山、蔡廷鍇,還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北上的行程,成為第一批“北上”者。

9月13日清晨,沈鈞儒等人換了身份,喬裝打扮,乘蘇聯貨輪波爾塔瓦號離開香港。沈鈞儒、譚平山當時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平時蓄有長須,很難收藏,只能扮作老太爺。他們途經臺灣海峽時遭遇強臺風,險些觸礁。在大風大浪面前,沈鈞儒這位經受過重大政治考驗的老人,淡定如常,旅程中還在甲板上曬太陽、打太極。

中共中央專門委派東北局負責人李富春到朝鮮羅津港迎接沈鈞儒一行。9月29日,他們抵達東北解放區的首府哈爾濱。

待諸事安頓后,沈鈞儒等人于10月2日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佇待明教。”次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自西柏坡聯名復電:“諸先生平安抵哈,極為欣慰。弟等正在邀請國內及海外華僑、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準備在明年適當時機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在目前準備期內,已托東北局負責人高崗等與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隨時請教,使會議準備工作臻于完善。”

沈鈞儒等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使中國共產黨與民主人士面對面協商新政協成為可能。1948年10月,為了更具體地同民主人士商談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似宜將名單及其他各項擬成一個文件,內容字句均須斟酌。周恩來與中央統戰部,擬定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中共中央委托高崗、李富春等東北局負責人,與沈鈞儒等民主人士進行協商。

在馬迭爾賓館,雙方集中召開三次座談會,圍繞《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和《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兩個文件進行深入討論。

中共中央對沈鈞儒非常倚重。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給高崗、李富春的電報中,提出了民革、民盟、民進、農工黨、救國會、民促、民聯七個黨派及團體參加新政協的名單,專門提出“你們對名單上的人物有不熟悉之處,可先與譚老(譚平山)、沈老(沈鈞儒)詳談,不夠時還可與王(王紹鏊)、章(章伯鈞)兩人談。”

在10月21日召開的第一次座談會上,七位民主人士中,沈鈞儒、章伯鈞是“舊政協”的過來人。在大家的建議下,沈鈞儒在會上扼要回顧了舊政協會議的情況。他的結論是:“舊政協是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面對面斗爭的會議。蔣介石毫無誠意,在美蔣勾結下,放出通過政治協商會議以求和平的煙幕,爭取時間發動內戰。民盟為和平而奔走努力,結果不僅都歸于徒勞,而且是上了一個大當。”這一論斷今天仍然是學術界的共識。

在這次會議上,關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問題,章伯鈞、蔡廷鍇主張新政協即等于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可產生臨時中央政府。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這一建議。11月3日,中央致電高崗、李富春:“請單獨告沈(沈鈞儒)、譚(譚平山)、王(王紹鏊)三老:依據目前形勢的發展,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這是新中國建國程序的重大調整,也是這次協商座談的重要成果。

座談會期間,沈鈞儒、蔡廷鍇、朱學范等人還提議將中共中央完善后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送至在港的李濟深、何香凝、馬敘倫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征求意見。經過廣泛協商,中共中央于11月25日與沈鈞儒等民主人士達成《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這份協議直接影響到新政協籌備乃至人民政協正式大會的召開。

完成新政協“諸問題”的協商討論后,沈鈞儒等人移居到剛剛解放了的沈陽。在沈陽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沈鈞儒代表民盟講話,宣布“民盟中央已議決遷入解放區,為全部、徹底、干凈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而努力”。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自此,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明確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同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

在新政協的舞臺上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進駐北平后不久,就請沈鈞儒到居所雙清別墅一敘。為歡迎這位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毛澤東親自到門口迎接,并拉著沈鈞儒的手一直走到會客廳請他坐下。

此時的沈鈞儒已74歲高齡,但他不辭辛勞,以飽滿的激情參加中共中央主持召開的各種會議,商談新政協籌備的各項事宜。4月3日,他應邀到雙清別墅參加集會,商討中共與各民主黨派聯合發表的《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聯合聲明》。14日,應周恩來、李維漢邀請,在北京飯店聽取有關國共和談代表正式會談情況介紹。27日,周恩來邀請沈鈞儒商討民盟參加政協的代表問題。5月24日,與民盟總部臨工會全體成員赴周恩來舉辦的晚宴,商議政協召開前是否先開籌備會一事。27日,與“救國會”臨工會委員一起,與周恩來商討今后的政治趨勢和民主黨派發展問題。6月11日,與周恩來同車赴香山雙清別墅毛澤東寓所,參加討論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問題……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開幕。會議通過了《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并推選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沈鈞儒作為民盟代表,在籌備會上積極建言,發揮了重要作用。

籌備會開幕典禮上,沈鈞儒發言中率先賦予新政協強烈的“人民性”。他開篇就提出:“今天是中國人民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的日子。”他強調:只有掃除了反動統治,實現了全國人民的國家主人翁地位的時候,“各階級、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的人民大協商,才能保證國家人民所需要的真正民主與持久和平的實現。我們今天開始籌備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正是這樣的一種人民的大協商會議。”

會議采納了沈鈞儒等代表們的意見,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沈鈞儒是著名的法學家。他還從法理上闡述了新政協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他說:“今天所開始籌備的這個新政協會議,雖然不是通過全民普選而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因為它將盡可能廣泛地包括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各人民團體,乃至各種職業、各種信仰的廣大人民的代表,它的實際威信,一定是不亞于一個人民代表大會的。”

籌備會期間,沈鈞儒參加常委會第一小組擬定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單位及其代表名額和第四小組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工作。在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首席代表關于參加新政協代表名單的座談中,沈鈞儒積極發表意見。當有代表建議民盟單位“將沈衡老(沈鈞儒)排列第一名”時,沈鈞儒則婉言謝絕,表示民盟內部問題,仍須以張表方(張瀾)列首名。這種英風亮節受到大家的崇敬。

推舉人民政協正式會議的代表,意義重大。沈鈞儒以高度的責任感,在堅持政治性和代表性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人選。當“救國會”推選新政協代表時,王造時、龐藎青等人通過各種關系找到沈鈞儒,“要求沈老為他們提名做政協代表”,但他始終秉公處理,不曾動搖。

國旗國歌國徽是新中國的象征。7月初,沈鈞儒特地將新政協籌備會《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草案)》從北平寄給其子沈叔羊(美術工作者,時在上海),并在文件上親筆寫下:“國旗圖案此間收到約有三種:一與蘇聯相似;一中國式的鐮刀斧頭;一線條。汝有何意見否?”千里迢迢寄之以征求意見,可見沈鈞儒對此問題關切之深。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這次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好全面準備。沈鈞儒出席會議,并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9月24日,沈鈞儒代表民盟在大會上講話,表示無保留地贊同和接受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等三個文件。他以法學家的邏輯,對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政協組織法的意義和內涵進行解讀。他概括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構,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組織,團結協作的精神,這就成為目前我們所可能采取而且必須采取的總的方向和總的路線。”。

會議期間,沈鈞儒作為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代表提案的審查工作。9月26日,他還應邀參加由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進一步協商國家名稱是否需要保留“中華民國”這一簡稱問題。他從法學角度做了專業的闡釋:“堂堂的立國文件里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中華民國’”。凝聚著代表們的智慧,在政協大會上,新中國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30日,沈鈞儒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毛澤東親自簽署命令,任命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同日,他和政協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

9日,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沈鈞儒為常務委員、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本文作者李紅梅為中國政協文史館三級職員、閃佳雯為中國政協文史館宣傳展覽部干部)

編輯:廖昕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