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吳宏偉從劍橋大學回到香港。緣于年少時的夢想，吳宏偉的歸國之路走得異常堅定。

“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和我的老師講，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建設祖國。因為年少，我的夢想還被我的老師當作玩笑。但藏在心底的夢想在國外深造時被更強烈地激發，促使我回來報效祖國的夢想愈加清晰。”

吳宏偉回憶起自己曾經在外求學生活的日子，“那時總有人因為看到我們是亞洲人的長相，就問我們是不是日本人、韓國人，在生活上、學習上各方面確實都有很強烈的渴望被尊重的感覺。種種生活上的小事也激發了我本就熱烈的歸國情和內心深處的民族認同感。”

“1995年回到祖國，才真的心安。”吳宏偉有些動容，“那時國家對各個領域的人才都很急缺，包括我所從事的專業。因此，2000年我也被北京大學地質系邀請做兼職教授，參與周末工程地質碩士班課程的講授。”回憶起那段日子，吳宏偉分享了一個動人的小故事，“那時和我對接的教授和我道歉，因為他們沒有經費支付我每周的往返機票和住宿等花銷。我就和他說，課時費我一毛都不收，自己也會解決機票、住宿等花銷。我當時想得很簡單，就是想為祖國的建設出一點點力。”

吳宏偉說能被國家需要，這是他的榮幸。白駒過隙般，20多年的時光悄然逝去。吳宏偉感慨，國家科研環境的種種改變令人難以置信，即使自己是親身經歷。“最明顯的就是制度的支持、經費的供給。我們的學術話語權也有很大水平的提升。曾經有很多大學如果能發一篇SCI論文，獎金就達上萬元，相當于幾個月的薪水。現在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了，因為在國際期刊上發表高水平論文，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已經漸漸成了‘家常便飯’。”

吳宏偉說，科研環境的改變，讓國家的前沿科技創新有了更多可能。“最直接的，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愿意回到祖國開展科研創新。過去，很多學者更傾向于留在國外發展，因為設備儀器更齊全，供給支持更廣泛，雖然都想離‘家’近點，但回來就可能沒有辦法繼續發揮個人特長了。不過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歸國的學者也越來越多了。”

吳宏偉感慨——曾經海外歸國科學家大多是已在國外有了成績，回國后可獲得國家傾力支持，到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科學家已不用在國外等待“功成名就”，青年時期就可以安心地踏上歸國路，在自己“家”就可以踏實地施展抱負、開展世界頂尖水平的科學研究。

這樣的轉變，吳宏偉見證著，也參與著。1995年，他從劍橋大學回國就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職，一直著力開展國際化人才培養工作。“在我看來，香港科技大學這樣的大學一定要扛起打響中國‘招牌’的責任。我們不但要參與現有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的競爭，還要進一步提升中國在科研界的學術話語權，創建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術體系，以引領更高水平的創新實踐。”

如何實踐這一理想？吳宏偉介紹，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從創建之初便謀定了走交叉學科建設這條道路。“可以說，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所有的學生都是建立在學科交叉的模式下培養的。目前為止，我們也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學科交叉培養院校。”吳宏偉自信且篤定。

在他看來，開展交叉學科建設道路，首先就需要明確學科交叉建設的目的是什么？“應該是解決達到國際水平，滿足國內需求的重大工程科學問題。”吳宏偉表示，交叉學科建設是提升我國學術話語權的必需項，也是推動各種真實問題解決的必需項。“以AI發展為例，能解決其發展所出現的現實問題，需要計算機、數學、統計等學科的專業知識，也需要法律、倫理等學科知識。”

基于此，香港科技大學做了諸多創新嘗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們要讓老師們有更多‘交叉’互通的機會。”吳宏偉介紹，如今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完全打破了教師按照所在院系分布的傳統化辦公方式。借鑒國際化辦學經驗，采用抽簽式的方式，完全隨機地讓不同專業領域的教師都有機會坐在一起。“我們就是要讓老師們在日常教育教學上都有互通互聯的機會，充分地發揮創造性思維的價值，打開思路去開展前沿創新，哪怕是面對自己從未設想過的方向。”

在吳宏偉看來，開展學科交叉及前沿創新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于教師，特別是教師的篩選上。“不同于傳統的單學科人才，沒有一個專業本身叫‘交叉學科’，所以到底要按照什么標準去招聘教師？”吳宏偉回憶當時學校的學術委員會就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最后確定了兩個核心標準，第一，其必須有優秀的專業素養，也就是說有與其他學科交叉的“資本”。第二，還必須有足夠跨入其他領域的興趣。

“這樣選擇師資的更深層次原因在于，我們相信‘專業’與‘興趣’是引領一名學生參與學科交叉最重要的動因。要盡可能地去培養學生的‘專業’，并釋放學生‘興趣’動力，這是我本人在前沿科技探索中的成長、教學心得，也是我一直想通過更廣泛的育人實踐，著力推動的。”吳宏偉說。

“無悔當初的選擇”

人民政協報：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姚期智的回信，您是不是也一樣有感觸？

陳松蹊：是啊，非常感動也深受鼓舞，姚先生回國后，為我們國家急需發展的人工智能領域培養了大批人才，作出了極高的貢獻。

相信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封信，也是寫給我們所有從海外歸國奉獻于祖國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的。它是對我們已有工作的肯定，更是對我們要進一步做好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工作的鞭策，激勵大家眾志成城，為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供堅實力量。

人民政協報：我們了解到您曾后先后在澳大利亞、新加坡、美國等國家開展教學科研工作，為什么會選擇回國？十幾年前您選擇回國時候是怎樣的一番感受？

陳松蹊：民族感情已經進入血脈，自己有時都會感到驚訝，那樣一份強烈的對國家對民族的感情會影響著自己在大事小情上的一切所思所行。1992年博士畢業后，我開始在澳大利亞聯邦科學院海洋實驗室任統計師。1993年9月份，北京與悉尼共同競爭2000年夏季奧運會的申辦權，悉尼成功了。瞬間，澳洲同事們興奮異常，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我卻傷心郁悶。我意識到，我和我的祖國那么深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可以說，這種和祖國命運同悲同喜的感覺充斥在我在國外的日常生活中。作為中國人，不論身在何處，一直心系祖國，關注祖國方方面面的發展，也希望能有機會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2008年，恰巧有這樣的機會，我沒有猶豫，就回到了國內。

人民政協報：如今十幾年已過，您怎么看待自己曾經的選擇？

陳松蹊：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選擇！在國外，我的生活確實看起來舒適安逸，拿到終身教授的職位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培養學生、上課，做做自己感興趣的科研，一直到退休的生活，完全可以預測。正所謂“人各有志”，能夠真正參與到國家發展中才是我向往的生活。而正是這樣的參與，讓我覺得人生舞臺很大。

人民政協報：您的理想在回國后實現了嗎？

陳松蹊：實現啦。我們國家“講求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開展多領域結合的“大科研”項目，攻克世界級難題，填補相關研究領域空白。從我自身所從事的統計學研究來看，可以將數學和統計學方法，應用于大氣系統建模與預測、科研數據集生成、二氧化氮計算、氣候變化等工作中，且可以通過對大氣環境的研究，延伸解決很多國計民生問題。總之，祖國為我們搭建了廣闊的舞臺。我置身其中，雖然還會有各種挑戰，需要忘我付出，但成就感也是巨大的。

人民政協報：基于您的實踐來看，十余年來，我們國家在前沿科技創新及人才培養等工作上有哪些變化？

陳松蹊：變化很大，更確切地說，是進步很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十余年來，國家對人才培養、前沿科技的重視有目共睹，促使科研環境也在不斷優化。以考核標準為例，當前在人才引進過程中，除了審核文章發表質量及數量外，還會逐步用國際標準來考核評價教師，具體比如，在我這里，會基于來自世界的同行的評議結果，更客觀和全面地評定人才。同時，科研單位也專門設置了秘書崗位，以讓年輕教師擺脫瑣碎的日常事務裹挾。凡此種種，都體現出我國在科研環境創設方面的進步。

要讓學生成為學科交叉的聯結者、受益者

人民政協報：此次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到交叉學科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曾特別指出，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您作為“數學+”“統計+”的科學家，怎樣看待我國的交叉學科建設？

陳松蹊：在我看來，思考交叉學科建設問題應基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綜合視角。特別是對于理科的交叉學科建設問題而言，因為其“交叉”大多是為了解決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一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基礎研究很重要，我們需要發揮好理論指導作用，但同時又不能僅依靠基礎研究，閉門式地開展科研。而要促使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合，圍繞實踐中的真實情景，升華成理論性的結論，再去指導應用研究。

基礎研究非常重要，但也要避免過度研究。有一些研究命題，即使不計成本地無限深究，可能也很難再有突破，甚至還會對科研生態產生負面影響，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內卷”，造成很多科研工作者為了寫文章而去寫文章的問題，往往就忽視了現實生活中的真問題。

在我看來，提倡交叉學科建設，就是關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讓兩種研究真正地以問題為聯結、為驅動，自然而然地有機結合起來以推動社會各領域高質量發展。

總之，就是基礎研究也要面向應用，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凝練界定命題，開展研究，也讓研究在實踐中檢驗。以此形成良性循環。

人民政協報：在前沿創新領域開展交叉學科建設問題上，您有哪些好的經驗？基于您的國際視野來看，我們有哪些工作待完善？

陳松蹊：在我看來，最好的交叉學科建設一定是體現在學生培養上。直白地說，國外在這方面有些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學生們會通過基礎課程及聯合導師選擇的方式，基于自己的科研主題開展“交叉”。既保證了學生的基礎學力，又滿足了提升學生綜合發展需要。

我們現有的行政體制確實會比較限制交叉學科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人事制度上。首先，教師的人事編制過于僵化，教師的人事關系只能保留在一個學院，在工資待遇、績效考核、教研學習、教授會投票等方面都無法實現“交叉”。我們要有靈活的人事制度鼓勵教師跨學院任職。同時，學生的指導模式也比較單一，現在大多數學生只能有一位指導教師，難以真正開展交叉研究。需要將學生作為交叉學科的實際關聯者，匯集多學科教師的研究成果、教學智慧。而且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之間也要有相互交叉的機會，以形成特殊的交叉學術生態。最后，學科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學科交叉共建過程中，各學院均會優先保障自身的學科資源建設和人才引進。非主建學科往往會被置于選擇末端，難以分配到資源和人才。

“我想我的感受和大多數回國的學者感受都是類似的。在國內可以盡情揮灑才華，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談及20年前毅然決定回國任教的這份選擇，全國政協委員、良渚實驗室常務副主任歐陽宏偉仍然熱切，“這是萬分正確的選擇，我也是幸運的。”

34歲回國，20載時光，歐陽宏偉先后牽頭創建了干細胞和再生醫學博士點、運動醫學博士點、生物醫學本科專業、數字健康碩士項目、浙江大學愛丁堡大學聯合學院等系列專業和學院。

“回國的選擇，讓我獲得了在國外無法想象的舞臺空間。”歐陽宏偉感慨。

“政府和社會如今都非常重視科研工作、重視對科研人才的培養。最直接的就是研究條件、硬件設備都有了很明顯的升級改造。這也為我們的人才培養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研究群體水平的提升更是有目共睹的。”歐陽宏偉具體舉例介紹：“現在很多大學都設置了大學生科創項目，包括國家基金委也設立了本科生科研項目，這必將促使我國人才培養水平及規模更上一層樓。”

讀到習近平總書記此次對姚期智院士的回信，歐陽宏偉也圍繞學科交叉及前沿創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何為學科交叉，在我看來就是要志存高遠，直面有意義的重要問題。這需要我們以‘真正有價值的科學問題或現實問題’為導向，開展學科集成和交叉。而前沿創新往往都發生在不同研究領域的交界面，在我看來，只有站在交界面上，才能碰觸到科研創新‘前沿’，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推動學科交叉就是促使我們做好前沿創新。”

2012年，歐陽宏偉創建的國內第一個生物醫學本科專業，稱得上是一次在學科交叉領域的有力嘗試，“它會賦予學生生物學、生物信息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等復合學科的知識素養，并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自學思辨的學者素養。”隨后，歐陽宏偉創辦了浙江大學愛丁堡大學聯合學院，并在這里探索建立了“中西融合、學科交叉”的新的教育教學模式。

在歐陽宏偉看來，我國在學科交叉及前沿創新領域挖掘出了很多好的經驗，但同樣也有一些交叉“壁壘”須得到關注。“學科交叉的前提是開展合作式科研，但現階段由于各種排名和業績考核只能在單一機構或單一學科下得到認證，這一機制一定程度上束縛了開展合作的可能。與此同時，各種‘帽子’評比，也消耗了學者大量的時間、精力，很難在問題導向下開展高質量的學科交叉及團隊協作。”

“我認為，培養交叉學科人才最重要的就是問題導向下的多學科教學及項目制訓練。”采訪中，歐陽宏偉多次談及“問題導向”及“項目制”二詞。“因為人的一輩子都是在做各種項目，訓練一個學生如何做項目，才能引導他們做好日后的工作。而多學科交叉更多是一種‘手段’，以引導學生運用不同學科的工具來解決具體問題，高水平地做好項目。”

“再概括地說，解決問題是目標，學科是手段工具，而學科交叉就是讓我們可以運用更多的工具來解決問題。”建立在這一觀點上，歐陽宏偉認為，培養學科交叉人才，就是培養學生熟練運用多學科手段來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這需要更多優秀的科研型師資加入建設‘項目制科研導向的學科交叉人才培養’。” 

記者 賀春蘭 朱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