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利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同仁醫院原院長、眼科中心主任，首都醫科大學眼科學院院長，國家眼科診斷與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醫學科學院院長，國際眼科學院院士。

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同仁醫院東區的旁邊，有一條不起眼的小巷子，走進去幾百米，有個更為不起眼的鐵大門，跨進去，就來到了北京眼科研究所所在的院子。面前一棟磚灰色的小樓門口，掛著“北京市眼科研究所”的牌子。

這里，是王寧利周末也會來工作的地方。

今年67歲的王寧利已經卸任了北京同仁醫院的行政職務。如今，他除了保留一周一次的門診和一周一天的手術外，科研就是他工作的主要內容。

在4月21日召開的2024年中國醫學發展大會上，所發布的《中國2023年度重要醫學進展》當中，代表衛生健康與環境領域進展之一的《發現年度AI綜合眼病輔助篩查有助于更多早期眼病患者的檢出和及時轉診》，就出自王寧利團隊。

當前AI發展迅猛，如何利用AI開展人群的眼病篩查，不僅僅只是醫學課題，也是社會性課題。而對于王寧利來說，還是一項正在作答的履職課題。此前，王寧利曾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呼吁：把眼病防治納入國家慢病管理體系中，在慢病篩查中加入眼底照相項目。“盡管建議還沒被完全采納，但我們也改變了觀念，眼病篩查不能光依靠國家全覆蓋。”

而王寧利團隊的這項衛生經濟學研究，立足于為中國人群推薦最具成本效益的眼病篩查策略，并幫助有關決策部門合理規劃用于眼病防治的預算分配，也是將他的政協建議向前推進了一步。

這位臨床科學家自己對于科研的理解，也進入了新境界：“人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早期肯定是被杠桿指標所撬動，社會評價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當有了一定積累后，就應該回歸自然。就比如科研，一定圍繞真正的重要問題、重大痛點進行選定。”

■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2019年3月3日，站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委員王寧利回答記者提問前，先“面診”了一下提問記者：

“我注意到你也是戴眼鏡的，我看了一下你的眼鏡，估計度數在400度左右。”繼而，他又掃視全場：“如果請在場戴眼鏡的媒體朋友舉手，我相信舉手的是多數……”

談及近視這個已影響千家萬戶的問題時，王寧利坦言：雖然自己是眼科醫生，但自己也戴眼鏡，是個近視眼，而且女兒也是近視。所以他說，近視防控沒有“神醫”、沒有“神器”，必須要靠國家戰略，需要全民行動。

盡管沒有“神器”，但不代表就不需要探索。“為了臨床目前解決不了的問題而探索新辦法，就是科研。”

他興致勃勃地提到此前一個病例：“病人眼底的黃斑問題影響到他的感光能力，導致看東西總是發黑。病人的主訴是，有沒有辦法增加一下他看東西的亮度？”

“把他的瞳孔用藥物散大，他的光通脈就大了。”王寧利想到的這個辦法，正是借鑒了照相機的原理，光線通過鏡頭后，會穿過光圈，光圈的大小決定了進入相機的光線量。選擇一個較大光圈，以確保足夠光線進入相機，就能使畫面更加明亮。

“做醫生，就是要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醫生，你才能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今天我們所周知的，近視發生因素跟缺乏戶外活動、長時間用眼等有關的研究，其首次發現就是王寧利團隊。“這兩個發現盡管大家也都模糊地意識到，但我們通過科學的方法和前瞻性的因果調查，確定了它們是最重要的危險因素。”

至今，王寧利回想起當年在國外初涉基礎研究的自己，“從剛開始的刷試管、種細胞、切組織切片，一點一點學會了基礎研究。”從此，這個醫生就多了“一只手”，思維方式也完全不一樣。

“好醫生的標準是什么？”

“好醫生一定是帶著科學研究的腦子去做事。”

從醫多年來，王寧利一直致力于青光眼的防治和治療。如今，每周一次的出診，總是有全國各地的大量患者慕名前來，一個半天的出診時間，往往被拖成了兩個半天。

而以王寧利命名的知名專家團隊實行的是內部分級診療，也就是患者掛號后，團隊能解決的解決，解決不了的再轉給王寧利解決。

“沒想到這樣實行以后，我痛苦死了。”因為如此一來，王寧利面對的都是特別具有挑戰性、風險特別大的病例，就必須想新的辦法、找新的技術去解決問題。

“比如青光眼患者里面，高眼壓的患者在中國有1000多萬，這里面有些患者僅靠藥物是控制不了的，大概有50%的患者需要做手術。那能不能有一種新藥把這些患者的眼壓控制在安全范圍內不用做手術？又或者能不能做一種手術，副作用最小、并發癥最少、效果最佳？”

在臨床問題的牽引下，王寧利和團隊著手去做一些實驗研究，而研究需要使用新的科研技術，無論是單細胞組織學、還是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等在王寧利看來都是手段，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他看重的這個過程，“就是創新”。

■ 本職與履職的雙向發力

3月11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消息，沈陽興齊眼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獲批上市。我國這一首個“國藥準字”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延緩兒童青少年近視的進展。3月26日，該藥已在互聯網醫院售賣。

消息發布后，接受采訪的王寧利回憶起低濃度阿托品的研發工作，一下子追溯到了十幾年前。

那是2011年，作為北京同仁醫院副院長的王寧利和團隊在河南安陽，開展了一項聚焦于學齡兒童近視發生、發展及相關因素的大型兒童近視隊列研究，命名為“安陽兒童眼病研究”。該研究為目前全球最大的兒童近視隊列，已完成5000余名兒童的連續10年隨訪，總結了該地區中小學近視流行現狀、相關危險因素、預防與治療措施等，被國際學者稱為“兒童近視方面的里程碑式研究”。

就是在這項研究中，作為牽頭人的王寧利發現，兒童近視發病率、患病率已經非常高。“當時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種防控近視的有效手段？”與此同時，王寧利也了解到，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已有學者開展過阿托品用于近視防控的研究工作，“盡管當時用的濃度還比較高，但已經證明了它的有效性。”

在新加坡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等華人較多的地方，近視也是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為此，該地區的研究者針對低濃度阿托品滴眼液做了大量臨床觀察與試驗，證實了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延緩近視進展有效且副作用小。彼時，國內一些醫藥企業與研究機構也關注到低濃度阿托品滴眼液在近視防控當中的應用，開始探索這一近視防控的方向。

中國國產低濃度阿托品從立項到獲批之路所經歷的十多年，實則也是王寧利自己親身走過的眼科臨床及基礎研究發展的歷程。

——從改革開放走出國門、學習新知識、引進新技術設備開始，一些學者意識到，“醫生除了治病還需要對疑難疾病進行探索。”

——當臨床研究的必要性達成共識后，國內整體進入指標導向型階段，在定量考核的指揮棒下，我國研究文章的數量飛速上升。

——經過快速發展，量得到了飛躍，質的要求開始提上日程。近年來，我國科學研究逐漸回歸本源，聚焦于臨床需求、國家發展導向。

“要是把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當作橫坐標，近視發生率當作縱坐標，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增高，近視患病率在逐年增高。”王寧利還記得，在改革開放前，戴眼鏡的還是少數人，現在不戴眼鏡的則成了少數人。

“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進入了知識競爭性社會，也就是誰學得多，誰就會在社會競爭中得到一個更好的位置，所以學習成為了一種手段。”在診斷近視患病率的原因時，王寧利跳出了臨床范疇，用社會視角去看待近視患病率發生的社會根源，并作出判斷：“它既是世界上最容易進行群體干預的病，也是最不容易進行群體干預的病。”

近年來，我國近視患病率急劇上升，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出臺了一系列近視防控的政策方案。因而，王寧利在防控上更下功夫。

一方面，他借助政協平臺反復呼吁：“應該將近視防控的主戰場和主要群體聚焦在學齡前兒童的防控上。6到7歲的孩子應該有150度左右的遠視儲備。如果幼兒園不關注孩子的近視防控，不給孩子足夠的戶外活動時間，就會造成遠視儲備不足，在小學期間發生近視。”

另一方面，他和團隊設計制造出以5度進階調整的高精度、個性化定制光學鏡片。據王寧利介紹，“傳統醫學驗光以25度為單位進階，一是因為這樣加工鏡片的廢品率比較低。二是25度的變化也能夠滿足視覺的精細分辨。”而人眼的實際分辨能力在6.25度左右，以更小的5度進階度數調整，能改善傳統光學眼鏡以25度進階帶來的過矯或者欠矯狀態，為屈光不正患者提供更精準的視力矯正和更舒適的視覺質量，從而干預近視的發展。

■ 對智與美的無窮渴求

如果只是將王寧利看作一名醫生或是科學家，那么看過他主譯的《達·芬奇愛上人體解剖》，以及他主編的《科學與藝術·眼科》，就會驀然發現，他內心的藝術世界竟也如此多彩。

翻譯《達·芬奇愛上人體解剖》背后的故事便很有趣——

一天，從事出版工作的朋友找到他，邀請他翻譯萊奧納多·達·芬奇解剖手稿。“于是我翻閱了手稿原著，當看到書中第14號筆記‘頭皮層與腦室圖’的手稿時，其中幾幅圖讓我十分震驚。”

在對青光眼發病機制的研究中，王寧利的課題組利用核磁影像學證明：造成視神經損害的原因不僅局限于眼內壓力的單獨作用，而是眼顱壓力梯度共同作用所致。“我們研究中所獲得的核磁影像已深深植入我的腦海中，看到這幅500年前的手稿時，我便拿出這些影像圖片與其比對，發現它們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時隔多年，王寧利在終生的事業與曾經的夢想之間找到了最大的交集：“人類文明發展的真正推動力正是人類對智與美的無窮渴求，前者轉化為科學，后者轉化為藝術，兩者相輔相成。如果從事的科學研究能升華到藝術境界，科研也可以達到更高的境界。”

回顧自己的人生際遇，王寧利更是用了一個藝術化的表達：“歷史就像一列火車，搭上這列車，你就在歷史的列車上和歷史同步前行；如果沒搭上這列車，人生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對于這位出生在青海的“50后”來說，高考就是這列歷史之車。

1977年，在周邊人的影響和鼓勵下，王寧利參加了高考。由于沒有看到數學試卷背面的三道大題，導致嚴重失分，他就此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失之交臂，也告別了他最初的畫家夢，被調劑到了青海醫學院。

盡管沒能如愿踏入藝術的車廂，走進醫學車廂的王寧利，就像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干一行愛一行，愛一行成一行。

在后來的一次采訪中，王寧利用“行醫不悔”這四個字，概括了多年來的堅守和堅持：“這輩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當醫生！能時刻幫助病人解決問題，就是做醫生最大的驕傲。”

回到當下，王寧利忙碌于完成自己退休時立下的目標：“要繼續做專家，要做1萬臺手術、帶100個學生、出10本書。”這些年來，他也通過各種方式努力工作。繁忙之余也有輕松時刻，一有時間，王寧利會穿好裝備、戴上頭盔選擇到戶外騎行，因為他還有一個新目標：在70歲前完成4萬公里，就是繞地球一圈的距離。（本報記者 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