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人民政協報》創刊40周年，報社邀請我去口述報紙籌備和初創時期的情況，還刊登了好幾篇我寫的回憶文章。但事后仍感言猶未盡，于是單寫老報人、人民政協報籌備和初創時期的實際主持人之一——張西洛老前輩二三事，其工作態度和精神興許仍有不少參學作用。

“他可是一個熱心人啊！”

我從1982年參與籌辦和1983年創刊《人民政協報》，1995年調回全國政協機關，在報社連續工作十多年。當時的人民政協報從周一刊到周三刊（含周末版），發稿量和影響力都無法與今日相比。報紙的起點從一開始就是很高的，主要表現在：第一、辦報的決定是由全國政協機關黨組和中央統戰部申報中宣部，又由中宣部申報中央書記處批準的，因此報頭由時任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題寫；第二、在創刊5年左右時，報紙發行量從3萬升至20萬份，其中副刊和專稿都是約請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各界知名人士所撰寫；第三、《人民政協報》首任總編輯薩空了，副總編輯徐亦安、張西洛，編委徐盈，全部是老報人，新中國成立之前，他們就是知名記者、名編輯和主編。

本文要說的張西洛老前輩，在1939年就是赴延安專訪毛澤東主席的三位重慶名記者之一，他當時是《新民報》名記者。采訪文章在當時的延安《新中華報》發表，新中國成立后，文章收入《毛譯東選集》第二卷，注釋中點出張西洛的大名。

1998年7月7日晚間，我在香港拜訪84歲高齡的田一明（益民）委員，田老談話的一開頭便詢問我1978年2月政協全國委員會五屆一次會議的政協直屬組委員現在還有哪幾位健在。我扳著指頭對他說：“仙逝居多，健在居少。”又一一列舉了人名，最后說：“張西洛委員也不幸病逝了！”田老聽了我的這句話，立即打斷插話：“你說什么？張西洛去世了？什么病？”我回答說：“他是6月29日病逝的。張老因患膀胱癌多次住院，多次動手術，由于生性樂觀，渡過了一次次難關。這次重病住院，癌癥擴散，沒法治了……”田老聽罷長嘆一聲：“唉！張西洛是老記者、老統戰，他可是一個熱心人啊！”

田老的話雖是脫口而出，卻是有感而發且恰如其分的。

1978年2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我是政協（特邀）分組的小組秘書之一。這個組的政協委員有幾個特點：一是大部分人是新中國成立前的社會賢達或在歷史上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二是大部分人無黨派，其生活供給關系在全國政協機關；三是大部分人都參加平時由全國政協學習委員會組織的政協直屬小組每周二至三次的學習。張西洛是當時少數與這三個特點無關的委員之一。但在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之后，張西洛立即成為經常出席會議的政協直屬組的學習成員。

在1978年2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期間，張西洛是新委員，他的工作熱情體現在方方面面。他十分了解政協直屬組大多數委員的歷史背景，在工作中他是能溝通組長、組員和小組秘書之間的人物。記者的職業特點十分突出，他腦勤、手勤、腿勤，信息靈通且樂于傳播。由于他年紀較輕，在生活上十分勤快地照顧年長的委員，因此委員中有人戲稱他是本組的“秘書長”。尤其是向上反映情況，凡需要委員出面且要求迅速，大家都公推張西洛，他從不推辭。

“十幾個人、七八條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年邁的中共中央統戰部老部長、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李維漢同志說，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想辦一張宣傳統一戰線的報紙，始終未能實現，這個心愿現在怎么樣，能不能兌現？當時主持統戰部和政協日常領導工作的劉瀾濤很贊同他的建議，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正式組織、運作起來，彭友今、孫起孟、薩空了、聶真等領導同志積極實施這件事。但在物色實際負責籌辦報紙的人員時，當時政協機關有過辦報刊經歷的司局級的干部均表示難以承擔這一重任。

張西洛得知政協要辦報的消息，在政協直屬組學習會上表示：“辦報不難，只要領導重視，政協這么大的機關，給些人、給點錢，一張報紙就辦起來了。現在的政協機關領導如彭友今、薩空了，有經驗、有水平，由他們來主管，還能有多大的困難克服不了？如果需要我，我雖然年過花甲，身體尚健，很愿意為政協辦報出力！”我作為小組秘書，立即將張西洛的意見反映給聶真，他聽了很高興。事后得知，彭友今、薩空了都很熟悉張西洛，他們很快將此事報告劉瀾濤，劉瀾濤不日便找張西洛談話，傾聽他對政協辦報的意見。

此后很快，張西洛便從《光明日報》調到政協，由于辦報審批手續尚未完成，先請張西洛擔任政協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當時實際醞釀籌辦報紙的工作一直是政協學委會辦公室在進行，時任學委會辦公室的負責人宋德敏、朱真、傅隨賢等先后操辦。朱作霖、張一道和我等人是學委會辦公室的干部，也具體參與過一些討論、起草工作。

張西洛到任時，報名已確定為“人民政協報”（此前曾醞釀過另外幾個報名如“協商時報”“民主論壇報”等），審批件已送到中央。張西洛工作抓得很具體，在編輯部人員組成方面，他首先點了在政協機關工作的4位同志名字，希望能調到編輯部參加籌備工作。實際上到了中央審批同意創辦《人民政協報》、正式籌辦兩期試刊（1982年11月出版）時，張西洛只要到我一個人。但辦試刊時，彭友今秘書長和薩空了副秘書長（兼人民政協報社總編輯）已從光明日報社調入徐亦安，徐亦安也是張西洛的老同事，二位被任命為人民政協報社副總編輯。

張西洛一直呼吁人手不夠，全國政協機關從1982年新分配來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中要了一位同志。實際上《人民政協報》正式創刊前的兩期試刊，就是由張西洛具體領導組稿和采訪，我負責一至三版，另一同志負責四版副刊，徐亦安審編稿件并直接動手畫大樣。在1983年4月人民政協報正式創刊后，才陸續從外單位調入十多位同志，當時戲稱“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報社編委會組成，除了薩空了、徐亦安、張西洛，還增加了老報人徐盈。

“你看，我們的責任有多重啊！”

張西洛同志對報社工作人員的要求，是3句話：一是政治責任感，二是革命事業心，三是“一個蘿卜兩個坑”。前兩句話不用多解釋，當然十分重要。這第三句話，不僅對當時報社人員太少有直接的針對性，而且包含著他認為報紙工作者應該是多面手，“能文能武”，報社人員應“少而精”的指導思想。

當時人民政協報創刊在即，我正忙于采寫各種稿件，張西洛讓我到北京市報刊發行局辦刊號，他在交代我辦理工作的細則后說：“報社就這幾個人，還沒有配備專事出版發行的人，你就放下手頭的稿子，跑一趟吧。”

報刊發行局的一位副局長審視著我遞給他的報紙審批復印件，他一邊翻著報刊登記號的前幾頁一邊說：“我們的刊號是插花著往外發的，30號之前，只有2號是空的，1號是人民日報，既然你們的報紙是中央書記處批準的，就不要放到30號之后去插花了，2號這個空了好久的位置就給你們吧！”我心里十分高興。回報社我向張西洛交差，匯報了登記刊號的事情，他立即說：“你看人家多重視，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創辦人民政協報，我們的責任有多重啊！”

值得一提的是報社領導層的團結合作。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報社成立黨組，薩空了同志任書記，徐亦安、徐盈同志是黨組成員。報社編委會的組成，除了這三位，還有張西洛。報社實際上主持工作的是徐亦安和張西洛兩人，因此他們的團結合作是報社工作運轉通暢順利的關鍵。

徐亦安和張西洛是老同事，但性格迥異，都有較強的個性，常常對有的問題發生爭論，甚至彼此動了氣。一開始，我很為這種情景擔心，但不久就發現，今天爭得面紅耳赤，明天依然相互交談，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爭執一樣。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兩位老同志都一心一意地撲在報紙的工作上，沒有自己的小算盤，從沒有因為個人的得失而發生這樣、那樣的明爭暗斗。

由于徐亦安、張西洛兩位領導帶了團結、合作的好頭，當時報社下邊的同志在這方面相互間的是是非非也大大減少。因為這，我同報社不少老同志一樣，將長久懷念離開我們多年的徐亦安同志和張西洛同志。

張西洛同志是我在報紙工作上最早的也是最直接的引路人和支持者，是我的好兄長和好老師。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政協報》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