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時勝勛 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

時勝勛（以下簡稱“時”）：王老師您好，您是當代美學界卓有建樹的學者，在國學、中國美學、文藝美學、書法美學、西方美學等領域發表論文500余篇，出版著作達50余部，總字數近千萬言。《中國鏡像》《發現東方》《文化輸出》《〈大學〉〈中庸〉講演錄》《王岳川品大學中庸》《君子之道》《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中國文藝美學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譯著）《文藝現象學》（譯著）《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當代西方美學主潮》《書法藝術美學》《中國書法文化大觀》（主編）《中國書法文化精神》《美麗書法》《中國書法美學史》等，在國學界美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這次受《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執行主編劉劍教授的委托，特邀您做一期專訪，就您的學術研究和當前美學問題向您請教。

一、 美學研究的歷史使命與生命體驗

時：您作為美學家，可謂畢生在研究美，體驗美，傳播美，堅守美。您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學時代就參與編寫《美學辭典》，從事美學研究40多年，曾任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您是如何走上國學和美學研究的道路的？是什么激發您投身學術和美學研究？您有哪些治學的經驗和方法，您對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王岳川（以下簡稱王）：一生與國學和美學結緣是幸福的。這使我明白了：最明亮之處，眼睛難以直視，最幽暗之處，眼睛難以洞悉。前者是太陽，后者或許是人心。我們只能引來金色的陽光，點亮幽暗的人心，承諾人心由幽暗走向明亮的可能性。

1977年冬，我參加了高考。當時重點大學的錄取率不到萬分之一，中文系國學最熱門，而國際關系、財經、法律等，都不如“文史哲”熱。大學四年心定神閑地念書，長期三點成一線地生活：圖書館—教室—寢室。在大學圖書館，我潛心閱讀4年的館藏善本書，抄錄的國學學術卡片有幾萬張。每日十幾個小時昏天黑地狂讀國學經史子集，其后寫成一篇長達9萬字的學位論文《杜甫詩歌意境美》，同時參加了王世德教授主編的《美學辭典》的撰寫出版工作，承擔其中“書法美學”全部詞條大約2萬字的嚴謹的辭書撰寫工作，夯實了大學期間國學美學的學術根基。

1982年1月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工作。1984年我到北大哲學系進修學習一年。1985年考進了北大中文系文藝美學方向。凡事有道，讀書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讀書門徑：泛讀，精讀，讀經典，讀對經典的闡釋和論戰，讀善本，讀善本提要，補“小學”（文字訓詁），補史（史識、史料、正史）；從疑處疑，也從不疑處疑。

1988年留校執教于中文系，我認為學者應會通中西，知古鑒今，花了一年時間翻譯英文版《文藝現象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萬字書稿之后，還出版了一部30萬字的《藝術本體論》（上海三聯書店）。其后，翻譯出版了《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撰寫出版《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學術上我堅持“學無古今，學無中西”的理念，堅持“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義理”主要是指哲學入思方面，“辭章”大抵指語言修辭運用方面，“考據”則側重對考古學最新材料的運用和文獻學修養的根基。不論國學或者西學，閱讀原典時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滯在語言表面。道家講“得意忘言”“君之所得者，糟粕而已”——將語言當作思想留下的糟粕，就是要人善于發現文字背后的東西。文字一旦寫出來就成了凝滯的，但寫作者的思想卻像水一樣流動，文字只是他思想所及之處掀起的一道波紋。解讀者的心思也應當是靈動的，需要追尋的是那道倏忽劃過的思想的亮光，從文字止步之處開始。

在北大治學40年，我寫作出版了50多部國學和中西方文論、美學研究的學術著作，總字數近1000萬言。在經年累月的苦讀和寫作中，我深切體認到，應從人類文化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坐標軸上，反思中國形象和人類文化走向。我在2003年出版的《發現東方》一書中申說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在其后出版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大國文化復興》等著作中，重申在全球性的學術平臺上“東方聲音”不應被淹沒，而應發出中國的聲音。我在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重鑄身份”；在藝術美學上提倡“文化書法”，強調“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致力于中國書法文化的世界化。

在我看來，做學問沒有古尊今卑之分，也沒有先人圣賢后人平庸之說，而是“黃泉路上無老少，學問途中無先后”，重要的是在滾滾紅塵中童心尚存。做學問貴在“悟”，苦讀數載，卻往往于一念之間得以開悟，突然醒悟了求學之道，從而到達一個融會貫通的新境界。有人皓首窮經也許都等不來這種靈光閃現，有人也許尚在少年卻早已經心得頗深。這種對比想來是有些殘酷的，就像人的性命無常，從來不肯因為年齡長幼而去寬赦那些命運中早就注定的東西一樣。

二、 價值立場與學者中國身份認同

時：在您的學術歷程當中，有哪些學者或哪些著作對您影響最大？您覺得這些學者或著作的哪些方面最能吸引您？這些學者或著作對今天的學術研究有何啟示意義？

王：在東方思想的歷史遺產中，孔子老子的思想具有重要地位。我很早開始對《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道德經》著手研究。孔子的思想啟迪意義大抵可以分為幾個方面：一是孔子對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改塑，使得仁人君子理想成為知識分子的自覺追求。二是孔子的清貧自守、憂道不憂貧、責己寬人、重義輕利思想，對抵制當代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價值觀有著重要意義。三是孔子對東西方文化有不可忽略不可抹殺的影響，并歷久彌新。四是孔子及儒家思想17世紀傳入歐洲，伏爾泰、萊布尼茨等許多思想家都受到過孔子思想的影響。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是完整的人格內修之“仁”和社會秩序之“禮”的統一，在他那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聞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最有效的思想啟迪方式是“論難”與“答疑”。他的思想的博大與樸實、內在與超越，使其呈現為一位智慧長者的形象，并在睿智而超邁地揭示人生乃至人類面對的“同一謎底”中，使歷史長河中一切意識形態化的“孔教”的“造神”悄然剝落，于斯可以還孔子本來的精神氣質。由是，我讀其書而想見其人其事其論其思，進而對太史公的評價深有共鳴之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誠哉斯言！

老子的思想不僅是中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思想。老子的思想智慧，不僅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外儒內道”、剛柔相濟的觀念，制約著中國文人的心理張力結構，規導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自身的完善。他的思想不僅對哲學、政治學、社會學、詩學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在教育、法律、經濟、邏輯學、心理學和宗教方面，同樣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意義。老子的思想在當前全球的消費主義和數字化復制浪潮中具有重要的警世意義，在生態失衡、生存競爭背景下的技術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問題面前，老子無疑是一種警世之鐘，告訴人們以智能之思看生命之道、社會之道和宇宙之道。老子見素抱樸的思想智能，并不會隨時代的飄逝而消亡，他那稟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將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紀對人類的生存產生全新的影響和啟迪。

在北大我受宗白華、季羨林等學者影響較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學系做青年教師訪學時，多次拜訪請教宗白華先生。宗先生長久不說話，最后說了兩句警徹的話：“1930年代民國時期，我們是開窗，讓歐風美雨吹進來。現在到了1980年代，我們應該開門，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具有前瞻意義的。實際上，宗白華是一位“體驗”美學家，一位“散步”哲學家。這“體驗”的沉醉和“散步”的自由，使我們得以窺見這位美學老人怎樣在歷史的斷層中鍥進了自己的獨立人格精神之美，也可以反觀百年歷史怎樣以苦難磨煉著詩性哲人的靈和肉。他不是一個在純審美中樂而忘返的感受者，而是一個追尋生命意義的精神漫游者，一個以有限生命尋求無限境界的行吟者。我們只有走近歷史，才能看到這位散步哲人的心靈撕裂感；我們只有真真切切走進他的心靈世界，才能測量出我們與他的真正距離。

季羨林是北大著名教授，長期致力于東方文化研究，他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類智慧，創新東方新思維。季羨林先生提出新世紀中國文化應該“送出去”：“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國文化，我們就送，白送還要送，還要堅持送，讓世界了解中國，非送不可。”我很受啟發，后來出版了一本書《文化輸出》，提出在大國崛起時，國家應可持續地不斷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堅持“文化輸出”。一個大國目睹周邊的一些國家侮辱妖魔化你，顛倒黑白黑化你，如果不作為就是犯罪。我們有責任把正面的中國形象展示出去，把中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禪宗思想高度展現出去，讓世界看看中華民族是個愛和平，愛人類，反對戰爭的優秀民族。我還為季老選編四卷本《季羨林學術精粹》并撰寫出版了《季羨林評傳》，深切感受到季羨林先生的學術風范和人格魅力。

以前住在北大中關園，與院內張岱年先生、湯一介先生、張世英先生等朝夕見面，拜訪求教，獲益良多。

三、 文藝美學專業闊度與大美雅正追求

時：您是文藝美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在北大研讀文藝美學，又長達30多年教授文藝美學，出版《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文藝美學與當代中國思想》《當代西方美學主潮》《藝術本體論》《西方藝術精神》《哲性詩學》《書法藝術美學》《飲之太和：書法美學境界》《美麗書法》等重要美學著作。您認為美學在中國的價值意義何在？文藝美學的學科實質是什么？有人說文藝美學學科不合法或者過時了，不能指導和引領現實了，您認為文藝美學對今天的美學研究和文藝研究有何新的啟示？

王：美學熱在整個20世紀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時期，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第三次就是1980年代的全民“美學熱”。在我看來，“美學熱”不僅是理論的自我蘇生，而且是被壓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發形式。當思想解放以美學熱的方式表征出來時，美學實際上成為當代新生命意識存在的浪漫詩意化的表達——對人自身感性存在意義的空前珍視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詩意化整合，人的主體的無窮膨脹和主體精神的高度伸張，這一切鑄成了當代中國美學的精神內核。美學成為思想解放、價值重估、意義伸展的別名，甚至成為全民心靈狂歡的當代“儀式”。

文藝美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的背景下提出來的。胡經之教授1980年提出創立“文藝美學”學派和學科，其后1982年在北京大學開始招收文藝美學碩士，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文藝美學叢刊和叢書專著，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藝美學流派。北大中文系文藝美學在全國影響甚大，文藝美學學科成為中國的文藝理論和美學的二級學科。我和文論室同仁長期持續在北京大學招收文藝美學博士碩士達百人之多，開設《文藝美學》《書法美學》《中外文藝美學研究》等博士專業課。后來山東大學還成立了“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我堅持認為，由北大創立的文藝美學學派應該在北大中文系進一步拓展，在全國播撒。美學是人學，是人的審美精神現象學。文藝美學姓“美”，其中國身份、中國立場、中國經驗、中國美學價值關懷，成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美學重鎮。文藝美學應該理直氣壯地呼喚美，弘揚美，倡導美，抵制丑，呼喚中國美學美育的盛世。

隨著20世紀90年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文藝美學面對新的問題、新的重點和難點。由20世紀80年代感性審美的沉醉，進入了19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歡。本體的消解和方法的解構，使得美學成為“反美學”，“泛審美文化”使純美學成為價值空場。反美學終于使美學喪失了純粹詩意而蛻變為一種“文化工業”時代的現世純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說。于是，如何從審美發生學上闡釋生命存在與藝術形式的同型同構關系？后現代電子信息技術與大眾傳媒對審美對象、審美主體、審美文本、審美關系產生了怎樣的錯位和轉換？后殖民時代的克隆技術和跨國經濟對市場化全球化時代中的文藝審美形態有怎樣的形態重塑和精神消解功能？文藝美學應當怎樣從新世紀中國文藝價值重建、精神定位、人格塑造等本土性問題出發，進行新時代的思想和精神喚醒？這些無疑都是新世紀中國文藝美學不能回避的問題，需要學者們進行艱苦的思想探索。不妨說，文藝美學作為一個中國學派學科創立之后，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才能使既有的成績得以鞏固和發揚，否則，前景似未可樂觀。

我仍然堅信，在反藝術和反美學的“后”時代，文藝美學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價值，真正的文藝仍然是一種靈魂喚醒的本真生命活動，是人的尋求生命意義和自我審美生成的過程。只有在藝術本體與人的本體緊密相連之處，文藝美學才有可能在中國本土文化資源中真正尋找到自己的思想地基，才會有新世紀東學西漸式的理論播撒和學術輝煌。

時：文藝美學的對象廣泛，包括文學藝術門類眾多。您在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長期踐行。我想知道，在當代如何進入文藝的美或者審美精神呢？

王：文藝美學研究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規律，其領域包括廣闊的文學和藝術領域——詩歌、散文、戲劇、音樂、書法、繪畫等。我認為，研究文藝美學不能做泛泛的空頭理論家，而要做技進乎道的藝術踐行者，必須深入各門藝術領域才能真切體驗到藝術美。

我在《中國鏡像》《詩·言·道》《目擊道存》《藝術本體論》等著作中強調：在當代世俗化浪潮中，文學的詩意審美越來越稀缺，全面閱讀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很多人讀的寫的都是消費性輕松的文字。那種家園式的、終極追求式的、有著詩意的高邁和升華感的文章已經很少見。詩的精神消逝了，世界成了一個打油詩、下半身詩的平面。“散文時代”則進一步消解了詩歌的形而上和小說的虛構，把它們變成了一種現實，變成了對當下境遇的描述。散文在這個層面上承襲了詩意散落的碎片，整合了現代人的感傷，加上市場的炒賣，這是散文時代的景觀。散文時代消逝之后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傳記時代”。基本傾向是作家們熱衷于用半自傳體寫作，渴望寫各種欲望。甚至許多傳記都將重新用新歷史的形式改寫歷史，包括重新寫秦檜、嚴嵩、周作人等。歷史中的白臉與紅臉也許將在這種新歷史書寫中角色互換，對歷史書寫成了翻案的新歷史。這個時代急切需要有良知的批評家的加入，需要批評家新尺度的建立。否則這個時代將變成一個尺度散漫的時代，一個私人傳記和窺視欲成災的時代。

中國繪畫審美精神重山水。山水藝術源于中國山水哲學。儒家孔子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說，還有“水有九德”，而道家莊子對山水也很重視，山水不再是與人不相干的自然山水，山水成為人可居、可游、可臥之處。中國山水畫其本質在于“山水在說”——說人類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說人間詩意可居、可游、可臥地棲居，說東方山水的哲學意蘊和人間情懷，說今日山水生態美學的何去何從。山是有神的，大山水畫離不開“正大氣象”！水墨畫最能體現中國哲學之道。水墨將大自然天地萬物五彩繽紛姹紫嫣紅的各種色彩，做減法—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到最后“損之又損”為“一”——黑色。這種黑色在老子《道德經》中稱之為“玄”、玄色，“玄而又玄，眾妙之門”！

音樂的審美精神是生命的自然流露，藝術需要親歷沉醉。我一生喜歡鋼琴和二胡，下過諸多功夫。2012年我與著名二胡演奏家鄧建棟受邀擔任中央電視臺“CCTV民族器樂大賽”二胡專業組的電視預賽和決賽評委，在決賽現場與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飛、于紅梅、陳耀星、陳軍、周維、姜克美、王曉南、朱昌耀等討論評比細則，并擔綱央視二胡專業組評委。2013年3月4日，我受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于紅梅教授邀請，到中央音樂學院全國“首屆胡琴藝術節”作題為《中國音樂文化的美麗精神》講座。講座結束后，同鄧建棟教授、田再勵教授、周鈺教授等親切交流。2014年，受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宋飛教授邀請，我到中國音樂學院作《文化與音樂》講座并與宋飛對話。講座結束后受宋飛教授邀請，我現場演奏《二泉映月》。我與著名音樂家朱哲琴、何訓田成為多年的朋友，與作曲家瞿小松在中國音樂學院演出廳演講對話，與作曲家葉小綱、劉索拉、作詞家閻肅在北京電視臺做文化音樂前沿對話……通過與頂尖級的音樂家們深度交流，提升了我在北大給博士生開設《文藝美學》課程的教學層次，并體悟到孔子人格在音樂中完成—“成于樂”的音樂踐行意義。

北大是中國百年二胡美學史的重要開端。1917年，蔡元培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后，重視美育和藝術教育，成立“北大音樂研究會”“北大書法研究會”等，均聘名家擔任導師。1922年，劉天華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導師。1922年10月，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改建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成為近代第一所音樂教育高等學校音樂學院。由蔡元培校長兼任所長，蕭友梅任教務主任，原北大音樂研究會的導師們被聘為音樂傳習所教師，聘任28歲的劉天華教二胡、琵琶。這是中國音樂史上，二胡列入高級音樂學校的教育科目的肇始。我認為，劉天華全力推廣二胡等傳統樂器，創作出10首著名二胡曲，使更多國人了解并欣賞二胡的魅力。從北大走出來的劉天華，是近現代二胡演奏學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四、 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和文化根基

時：在諸多藝術門類中，您對書法可謂用功最深，用時最長，收獲最多。出版《文化書法》《書法身份》《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美麗書法》《簡明中國書法史》《簡明中國書法理論史》《詩詞與書法》《書法勵志故事》《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文化書法的發展歷程》《飲之太和：書法審美境界》《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里的中國》等學術著作。您獲過不少書法大獎，尤其是2019年10月，您的書法作品在韓國榮獲國際書法大展“韓國世界書藝雙年展金獎”；入選2012年“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入選2014年“當代最具學術價值和市場潛力書法家”；獲2015年美國華人“德藝雙馨的書法家”獎。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會長，國際書協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等。您認為中國書法的美主要體現在哪里？如何理解書法當中的雅與俗、美與丑？

王：書法美是多層次的，包括筆法呈現線條美，字法呈現結構美，章法展示布白美，墨法展示墨韻美，刻印烘托印章美，整體和合意境美，這些審美元素共同構成了書法美的世界。

我們對古代書法經典應該有一種虔敬之情，這建立在二重體驗的書法欣賞上。真正的審美欣賞是孟子說的“知人論世”。首先，書法藝術有極豐厚的文化歷史意味。看一塊拓片，一帖古代書法，透過那斑駁失據的點畫，那墨色依稀的筆畫，感悟到的不正是中國文化歷史的渾厚氣息嗎？尤其是在荒郊野嶺面對殘碑斷簡時，那種歷史人生的蒼茫感每每使人踟躕難返。其次，書法形式作為華夏民族審美精神的外化而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筆法、墨法、章法同天地萬物的形式具有某種神秘的同構關系。書法在點線飛舞、墨色枯潤中將審美情感跡化，將空間時間化，以有限去指涉無限，并通過無限反觀有限。透過這一切，我們能不感到書家拋棄一個繁文縟節、分毫不爽的現實世界，從自然萬象中凈化出抽象的線條之美、結構之美的那種獨特的意向性和形式感嗎？

真正的書法經典超越于技藝之上的“無法之法”。書法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位置處于核心層面。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一個書法家在文化素養方面存在重大文化空洞，他的書法就是饾饤之學，喪失了靈魂和鮮活的生命。沒有了中國文化精神厚重樸茂的國學奠基，所謂筆墨技巧也就不了了之，無可如何。正惟此，正由于整體上缺失文化底氣，一些書家的所謂創新充滿了“怪力亂神”之氣。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遠，虛幻熱鬧之后必終將歸于銷聲匿跡。

書法只有黑白二色——白紙黑字，計白當黑。寫字就是寫歲月，磨墨就是磨人生。素淡靜默，天機自合，深諳陰陽平和之氣，了卻世俗凡人之氣，進入淡定沖和之境。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飲之太和：書法美學境界》，認為“太和”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乾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周易》“太和”是自然和社會中最高的“和諧”理想，影響了儒道等哲學：老子《道德經》：“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自然和諧的思想。總之，“太和”之大和諧，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宇宙和諧，人與藝術之間的審美和諧。“太和”的美學特征——“大美雅正”是包括書法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大力倡導美育，那么您作為北大教授，您認為書法在發揮美育上有何獨特性？

王：百年前北大蔡元培校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相信神的民族，儒家道家佛家背后一般都沒有絕對神的空間，因此蔡先生提出用美育——“美”來取代背后的神。如今，國家提出“美麗中國”“美好生活”，“美德”“美育”等概念，表明國家正從過去單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追求國民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同步增長、均衡發展的和諧社會轉變的重大思維調整和戰略轉型。這一切都說明，北大曾經重視的美育，已經上升為國家教育政策，這一國策必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這一方面說明當前美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說明美育問題的迫切性，因為一些美學從業者美丑不辨，缺乏美育的基本素養，居然鼓吹“丑育”，認為“美育”不是教學生欣賞美，而是要欣賞丑美術……真可謂喪失立場，美丑顛倒，有點“西方現代后現代丑學”追隨者的味道。確實，當代審美范疇空前擴大，借用光譜學來說，過去主要是紅黃色暖色調傾向，而今已經有諸多陰暗的冷色調出現。從負面來看，這些冷色調如果成為主色調，那么人性良知和神性光輝就有可能被掩蓋。作為美育從業者，更應該關注審美“主流之美”（優美、壯美、崇高美、悲劇美、古雅美等），而不是變態地為丑張本，劍走偏鋒走向“偏流之惡”（荒誕、怪異、丑陋、惡心）。現在，國家空前強調美育的培根鑄魂功能，進而提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如果培養的一代人有豐富的知識，卻是知識發達的“美盲”：不懂審美、不懂藝術、不懂境界，遑論格調，這樣的人當然不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

時：您長期擔任北大書法所所長，并在20年前的2003年創所之初提出北大“文化書法”學派和十六字教學方針：“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您在北大是如何推進大美雅正書法美育的？

王：2003年11月8日，北大書法所的成立，標志著北大第一次確定了書法藝術學科的應有地位，把書法文化引入北大文理綜合教育體系和教育體制當中，這是北大重大的教學理念的轉型。

北大書法所的前身是百年前的“北大書法研究會”，我提出北大書法所要堅定不移地扛起沈尹默書法文化這桿大旗，秉承沈先生的書法精神，對書法文化進行研究，糾正時下書法界的歪風。創所之初，我提出北大書法所應倡導“文化書法”方針：“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得到北大廣大師生的認同。“回歸經典”強調必須走一條學習經典、傳承經典、創化經典的正路；“走進魏晉”意味著將以魏晉書法自覺時代作為書法教學的重點，并由此展開對整個中國書法史的把握；“守正創新”意味著只能取法乎上，轉益多師，要求北大書法發展方向正，走一條中國書法未來發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氣象”則要求具有在大時代語境中的書法美學原則是大氣象大境界。

北大書法所研究生教育重視兩個維度：其一，重視文化提升和理論高度，進行高水平、多學科、互動式的教學與研討。其二，北大為國學重鎮，大師林立，重視書法的文化視野拓展。北大書法所自成立以來，除了招收博士生碩士生以外，于2004年、2007年、2012年、2014年面向全國招收了共四屆“書法研究生課程班”學員約260人，已有十余人獲得北大書法碩士學位，學員中有近60名先后成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其中，中書協理事有近10名；2013年到2017年招收了3屆“北京大學書法名師精英班”210余人；2023年招收了首屆書法高研班80人。2024年將繼續招收第二屆書法高研班。多年來，我還招收了100多名書法高級訪問學者，全部招收的各類書法專業學員近700名，為培養高級書法精英人才找到了可行之路。

時：您作為國際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在40多個國家傳播中國書法。您認為對漢字文化圈以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海外傳播而言，中國書法應該有何貢獻？

王：中國書法要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其發展離不開國際藝術界對書法藝術的認同和重新審視。目前國內書法展賽與理論研究工作向縱深推進，但對書法文化輸出及國際交流仍是一個薄弱環節。因此，就必須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欣賞中國，使中國文化和書法逐漸世界化變為可能。

我在四十多個國家講學，傳播中國文化和書法美學，在美國二十幾所大學巡回講學一個多月，并舉辦書法文化講座和展出。我發現美國大學生對中國書法非常感興趣。我盡力給學生講解中國漢字發展與書法的關系，講解中國書法書寫的基本技法，中國書法的不同境界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大學生乃至博士生加入書法練習。美國丹佛大學舉辦的美國學生們的書法展，其不差的水平，讓我非常欣慰。同時在同美國書法家交流中，我感到中國書法文化海外輸出的優勢所在。書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孔子學院遍及全球，全世界學習漢語人數已經達到一億之多的情況下，書法國際傳播對中國文化外交具有重要的意義。

五、 國學與美學的文化本體與中國身份

時：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深入研究老子、孔子等思想大家，在國外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主講過《論語》《大學》《中庸》《道德經》，給北大博士生們長達二十幾年開設《中國經典：〈大學〉〈中庸〉》《〈大學〉〈中庸〉與東方美學》等課程，在中央電視臺“國學大講堂”講授《大學中庸二十三講》，影響很大。出版專著《大學中庸講演錄》《君子之道：王岳川教授解讀大學中庸》《王岳川品大學中庸》《王岳川解讀大學》《王岳川解讀中庸》，新著《大學經義》《中庸經義》百萬字大部頭即將出版。幾十年來您可謂對傳統國學用力甚勤，體悟甚深，那么您認為中國文化的實質是什么？

王：一國有一國之學問。國學在文化復興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在東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中國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是國學的“經、史、子、集”，應該為國人所欣賞詮釋進而價值重估。一個世紀以來，國學被“妖魔化”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今天我們可以充滿文化自信地說：國學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份瑰寶，和西學一樣值得全世界的人們尊重、學習和踐行。

中國文化的實質就是中庸和合。《大學》《中庸》是儒家經典。作為經典的《大學》有其當代價值：它是對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一種塑形，強調尊重歷史，尊重教化，尊重道義，注重個體精神修養的重要性。這對當今世界中人的和諧發展的意義不可低估。大學之道有三個綱領：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即要把內在過分的欲望去掉，彰顯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濟天下，進而精益求精，達到至善。實現這三個綱領有其具體做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三個綱領還要配以具體的步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八目”是《大學》的核心思想。“八目”有著深厚的思想關懷和人文意識，并沒有完全過時。今天新儒家提出的由“內圣”開出“新外王”是一種拯救人世頹敗的努力。

《大學》引用孔子的言論，論述品德的修養是“本”，處理具體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養品德，再用美德感化百姓，這才是當務之急。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從小到大、從客觀到主觀的歷練、成長過程。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國家、安定天下。三綱八目的目的是約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漸完善人格并對社會作出貢獻。“大學之道”是個體的成年儀式或成人之禮。《大學》使個體掌握一整套社會話語和社會倫理，并獲得一顆謙和禮讓仁愛之心。

中庸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是重要的思維方法論和踐行本體論。在21世紀討論《中庸》是著眼于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以世界性視角涉入中國立場，發掘傳統思想的積極價值。中庸之道不僅是儒家的思想準則，而且在中國思想史上成為諸多思想流派的思想方法論，因而具有中國思想經典和世界觀綱領的重要地位。中庸之道貫穿在宇宙萬事萬物的規律之中，影響著中國文化思維和人們的處世行為，具有歷久彌新的重要價值。歷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調和的中間路線，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尋求恒常之道。君子參透了運行于人世間的天地宇宙規律，故而強調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緩、不驕不餒的人生至境，不僅影響了東方文化，而且正在影響西方文化。中庸思想在新世紀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義和普世性價值。

《中庸》的文化精神內核仍有相當的合理性。在這個竭澤而漁、瘟疫遍野、戰爭迭起、美丑不分的危機時代，重溫《中庸》充滿東方智慧的論述和言說，有著非常特殊的中國知識普世化意義。中庸之道與中國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范疇組成一種話語系統，諸如“執中”“中行”“中節”“中用”“中立”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國哲學話語，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正心修為和中國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

時：中國文化與國學有何聯系？21世紀新國學研究應該具有怎樣的深度和高度？

王：中國國學之本為“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的思想應該成為人類的共識。這種“和諧文化”模式奉行王道，反對西方黷武主義、霸權主義的“霸道”，對糾偏西方“叢林法則”，其對文化和人類的長久和平安寧的貢獻將在今后的歲月中顯現出來。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清·陳澹然《寤言》）意即不能為國家進行長遠謀劃，一時的聰明是短視而微不足道的；不能從全體大局角度去謀劃，即使治理好小片區域也是片面而微不足道的。21世紀研究中國國學必須進入經學。如何進入儒家之“經”，體認和深究隱含其中的各類問題域？我在研究國學經學和撰寫著作時，關注經典字詞句之間的重要闡釋框架，進而深入探討字與字、句與句、段與段、段與全文之間的微言大義，從而理解文本，字面意，字內意，引申義。國學研究注重每章由“小學”——甲骨文篆書文字學入手對關鍵詞加以解析，尋繹詞語本真意義之所在，為解經做奠基性工作。

總結自己研究國學的經驗，我認為研究國學經典文本應逐字逐句“細讀解經”，不避重就輕浮光掠影，而是努力解答其中疑點、難點、焦點問題。強調闡釋經典的本意，不回避其間的文意矛盾或者語境誤讀，不在難解交織問題上作和稀泥的“鄉愿”。經過文字學考辨明晰關鍵詞本義引申義后，進而從歷代思想家對范疇名物考訂的歷史論述中展開對范疇意義的辨析，通過文獻學梳理臻達會通群經后，絕不隨意解經而是“以經解經”，從學術史知行合一角度展開國學精神的踐行對話，最后歸納出思想史上光彩奪目的經典的思想精義。力求通過“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客觀虔敬，更深入地了解國學經典著作者誠善之心，從而全面準確理解經典之內核、經典之歷史語境、經典與其他經典之“互文本”關系。

換言之，要了解哲人思想必得了解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和不同的思想論戰交鋒，以及“道”的前后傳承、發展、重釋的諸種關系。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這意味著：仁指的是人之心靈，義指的是人走之路。放棄正道不走，喪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尋覓，可悲！學問之道沒有別的，是找回來那喪失了的善心罷了。

六、 從西方美學到國學美學重塑中國文化身

時：您在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方面，花了二十多年的學術功夫出版過十幾部學術著作，重要的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20世紀西方文論》《當代西方美學主潮》等。近代以來，西學沖擊中國，至今未能有較大改觀，現在的美學界研究多受西方影響，甚至以西方為標準，包括美學這個概念本身，那么您如何看待百年來中國對西方美學的引進與轉化？

王：20世紀西方文論和美學不僅受當代美學研究、藝術實踐的影響，而且也受各種文化思潮、新興學科的沖擊，因而出現流派眾多、錯綜復雜的情況。各種理論獨標新說，不斷創新和發展，相互排斥又彼此補充，很難對其作簡單的概括。大體上說，西方20世紀的文藝理論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注重作者心理表現研究方面，主要有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文藝心理學派、原型批評。二是注重作品本體研究方面，主要有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派、結構主義、現象學作品本體論研究等。三是注重讀者闡釋接受的研究方面，主要有閱讀現象學、文藝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四是注重文藝的社會文化批判方面，主要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其中，第四方面，成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東西方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形成最新當代西方美學主潮。

在后現代后殖民文化理論研究中，關于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問題、文化霸權與文化身份、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都與后殖民語境中的“主體文化身份認同”和“主體地位與處境”緊密相關。

時：在您看來，中國美學和西方美學二者應該處于何種關系？面對西方美學的沖擊，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確立中國美學身份？

王：文化身份意味著一種文化只有通過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才能確認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這種與他種文化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權的前提條件。進一步看，文化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對照中出現的。對應著不同的被重組和建構的現實，今天很多人都不斷地要修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隱藏在社會的各種力量和抗爭之中，由內部差異決定，如性別、種族、階級、年齡、語言、綠色、和平、消費網絡，以及個別存在價值等都與文化身份緊密相關。同時，文化身份還同若干詞語緊密相關，如“身份體系”“身份建構”“身份重建”“身份危機”“身份沖突”“身份認同”等。一個人要拿起筆來寫作并通過這種寫作傳達自己的思想，從這種思想中傳達出這個民族對世界進程的看法，就必然包含著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于是，它的倫理原則、世界觀、人生觀、個人的理想、宗教信仰都成為其價值體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

文論身份已經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在我看來，文論身份的確定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文論身份的可辨識性，即有中國特色的文論，二是中國文論的世界地位，即有助于世界文論發展的文論。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可謂是第一個方面，但西方文論的中國化絕非全盤西化。

就“對話”而言，當代中國學者面臨自身傳統文化的變革和重新書寫的工作和中國學術文化重建的任務。西方理論話語的滲入或對話直接取決于本土知識話語運作者的選擇，知識者的眼光和胸襟在此變得殊為重要。研究美學和批評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話語模式或將其“移植”到中國文學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傳統的思維格局，給當代文學以新的啟示。如果僅僅滿足于一些新名詞、新術語的分析，而背離其文學特性這一價值訴求，就會忽略文學的特性，而只重視它同一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共同性。只有當研究對象與具體理論模式相統一時，才會獲得其他理論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義解釋效果，從而在新的視界中揭示出文學對象所蘊含的特殊規律。

時：著眼未來和全球，在推進中國美學思想話語權和建立全球審美共識中，中國美學有何作為？

王：學術界的文化自信很重要。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一種不正確的看法，認為民國學者——1911年到1949年這30多年的學者，比新中國70年的學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國學者為大師。錢鍾書先生、季羨林先生的學術就打破了這類迷思。“文化昆侖”錢鍾書先生除了《圍城》和《談藝錄》為民國時期所寫，他的諸多重要著作《管錐編》四卷、《宋詩選注》等都是在新中國寫作出版的。季羨林先生所有著作包括譯著，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后寫成并出版，只有他的博士論文在1940年代寫成。我的看法是：新中國學者一點不比民國學者差，甚至超過了民國學者。如美學大師宗白華、朱光潛的美學著作遠遠超過了民國美學；馮友蘭、張岱年的哲學和哲學史著作，同樣超越了民國那些半部哲學家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應該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實上，在文化美學領域中國際慣例不是西方慣例，游戲規則不應該由西方單邊建立；國際慣例是世界共同創造的，游戲規則是東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國美學應該參與到建立游戲規則的過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規則，東方大國僅僅去遵守。當代理論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趨，而是擺脫了模仿西方的興趣，打破西方藝術的慣例，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態中尋找中國式的文論光輝和美學神采。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文化的崛起也必將到來。世界對中國文化也會越來越重視。這正是中國文論和美學身份世界化的最好機遇。

21世紀中國美學應在當代美學流派眾多的話語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橫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結”的現代性訴求，在全球化文化互動中從事中國美學播撒和新理論輸出，完成從一個世紀的“拿來主義”之后的“文化輸出”。在美學創作方式、本體結構、接受方式、傳播機制、價值功能等方面都產生轉變的時代，真正的美學前沿踐行者應當通過自己的身份書寫，為21世紀中國美學的自我創新和輸出提供堅實的文化觀念和價值重建地基。

當代美學家努力的方向是原創性，只有真正走近經典的美學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美學大家，也只有不斷創出新經典的原創型美學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美學大家。可以說，在當代西方美學研究了40年以后，應推出一批具有深厚國學修為不斷創新的中國美學精英。只有中國美學大家的國際影響力提升，才可能從發現東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個新的理念—中國美學的文化輸出！美學國際互動是新世紀中國美學的文化戰略，這意味著，新世紀美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世界的，也表明了應該從本土主義文化出發提出世界主義的美學觀。

學問漫長，人生短暫。宇宙是復數，有十萬個宇宙。面對如此浩瀚的時空大限，太陽系只是十萬宇宙中的一粒灰塵，而每個個體只是滄海一粟。沒有人能夠阻擋斗轉星移的歲月變遷，我們微小如塵埃的生命又能做些什么？至于寫下的文字更是在茫茫太空中縹緲若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往往讓我們不堪其重，寫作的意義仍然需要重新尋覓抽繹。我們只能順應這生命的洪流，盡己所能，為推進這潮流的前行做些事情。如果能在入世之中時常懷抱著旁觀者的清醒和超脫，再以更加執著的精神入世，順應大化，也就是所謂的大智慧了。

時：感謝王老師您接受采訪，您辛苦了，祝您身體健康、學術生命之樹常青！

（來源： 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