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發延（右）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獨龍江鄉調研征集民族文物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們發延

全國政協委員，民族文化宮副主任、黨委委員、二級研究員，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副理事長。

一頂工地上用的安全帽，出現在們發延的辦公室里，頗有些格格不入。

安全帽是白色的，外表乍一看嶄新，但內里棉布材質的帽襯卻已經有些起球，暴露出它的使用痕跡。們發延說，那是他在布展時用的。他曾擔任過民族文化宮展覽館館長，如今作為民族文化宮副主任，同樣分管展覽工作，負責或參與籌辦的展覽超過300個。

辦公桌上，還擺放著需要他簽字的展覽圖紙——內蒙古蘇尼特左旗“國家的孩子”主題展覽。等到布展時，他又要戴上這頂安全帽，和大家一起加班加點地工作。

在們發延身上，總能看到一份對事業的熱忱。30余年來，他深耕民族文博工作，曾頂著風雪、踏著泥濘，行走在全國各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將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躬身實踐寫在祖國大地上。

30多年只干了一件事

民族文化宮位于西長安街北側，從遠處眺望能看到孔雀藍琉璃瓦的飛檐寶頂。走進去，則是嵌著“團結”“進步”四個大字的正門。獨特的民族風格，是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發展、繁榮的象征。

1988年，大學畢業的們發延被分配到民族文化宮博物館工作。他與民族文物的故事，就從這幢建筑的地下二層開始。

那里是文物保管部的庫房，存放著5萬多件館藏文物。出于防蟲、防蛀的需要，庫房用了大量的樟腦丸、消毒劑等，混合起來的刺鼻味道，讓第一次踏進庫房的們發延不禁屏住呼吸，“這些會有毒嗎？”

在整日不見陽光的地下室里，上樓被稱作“放風”。上午10點和下午3點，就是專屬于們發延的“放風”時間，可以到外面曬曬太陽，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這樣的日子，們發延一干就是7年。

枯燥單一的工作沒能磨平們發延年輕的意氣，反而讓他開始在有限的條件中嘗試更多可能。他開始從館藏文物的編目做起。

在電腦還未普及的年代，文物的編目就是一張卡片，上面寫有文物的編號和基本情況。民族文化宮作為民族類的綜合博物館，有56個民族的文物，之前一直是按照文物入庫順序排序。“就像到圖書館借書一樣，如果需要組織某個民族的特色服飾專題展覽，就需要工作人員到處翻卡片，找到合適的文物。”們發延形容道。

在又一次大海撈針般在卡片中翻找的時候，們發延突然想到，如果將文物按照民族分類呢？比如說，先把苗族的文物找出來，然后再按照歷史文物古跡、民族文物的古籍文獻、生產工具、生活用品、服裝服飾、工藝美術品等進一步分類。

打破了順序模式，們發延的工作輕松了很多。后來，很多民族類博物館都學習了們發延創立的這套“民族分類法”。

對們發延來說，這是一段很“靜”的時光。地下二層隔絕了博物館人來人往的喧囂，而與一件件或古樸大方、或莊重神秘的民族文物為伴，讓他一點點地沉下來，感受內心的寧靜。

他想起曾迎著日出、踏著夜色，行走在山路上的童年。

們發延出生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梁河縣下轄的曩宋阿昌族鄉。由于地處偏遠，當時村子里的小學只教到三年級，之后們發延就需要每天背著書包、帶著干糧走3小時的山路到另一個村子上學。

山路蜿蜒曲折，鄉村學校條件簡陋，教育水平也有限。但在們發延的心目中，家鄉是一個風景美麗的小山村，也是一個多民族聚集地，生活著漢族、傣族、景頗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保留著淳樸的邊地風情和豐富多彩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史悠久的各民族文物古跡。

如今回想起來，對民族文物的感情那時已然刻寫在們發延的記憶深處。后來，這個阿昌族少年獨自從偏遠的邊疆山寨跨越3000多公里的距離來到北京，又堅定不移地踏進民族文博領域，負責過民族文物的調查征集、保護管理、研究陳列、展示利用等。

用們發延自己的話說：“我這30多年唯獨干了一件事，就是民族文博。”

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也是民族工作

從什么時候開始認識到民族文物保護的緊迫感，們發延已經記不清楚。

可能是他工作后再回到家鄉，發現很多小時候用過的東西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而曾經日常穿著的民族服飾，只有逢年過節時才會翻箱倒柜地找出來。

與歷史文物不同，民族文物很多都是生活中還在使用的物品，比如生產工具、生活用品、民族服飾等。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民族地區的變化也一日千里，很多傳統物件也逐漸被淘汰。

“再不留下來，后人就見不著了。”們發延深有感觸。

還有些緊迫感，來自征集途中遇到的同樣在收集民族文物的私人買家。1995年，們發延到了文物征集組，任民族文化宮博物館文物部主任，開始到全國各地征集文物。比資金，們發延“搶”不過那些私人買家，他只能另辟蹊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征集文物是國家的政策。我們會把文物帶到北京的博物館，讓子子孫孫都能看到，發揮更大的作用，向世界宣傳展示我們民族的文化。”這是“理”。

但是，一上來就講道理，很多人聽不進去。們發延會先跟人拉拉家常，有時候是提上酒肉，和主人家一起做飯，有時候是給家里的孩子買點文具和學習用品，等熟了以后再提正事，這就是“情”。遇到珍貴的文物，們發延能與人這樣“磨”上七八天，同吃同住，別人下地干活、放牛也跟著去幫忙，直到對方松口。

身為少數民族，又同樣在偏遠山寨里長大，們發延深知這些少數民族同胞質樸的內心，所以他選擇以心換心，“這不是用錢買的事情，不是買賣，要本著一顆誠心去打交道。”

而這些少數民族同胞也經常讓們發延感動不已，有的說著“你們拿去吧，不用給錢”，有的幫他們領路、抬東西。

“（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不僅僅是文物工作，也是民族工作。”這是們發延常說的一句話。

交通不便，是最讓們發延困擾的。以前大多數時候，到村子里只能走路，五六個小時是常事，最長時甚至走過9個小時。征集到文物后，怎么運出來也是個難題。有一次，他到西藏征集牛皮船，因為體積太大無法托運，只能雇了一輛大卡車先運到蘭州，再發集裝箱回北京。然而，卡車在翻越唐古拉山時水箱壞了，一行人險些被困在路上，幸而有路過的軍車幫忙更換了水箱，才得以繼續前行。這樣的事故還不止一次。在新疆塔城和青海循化，們發延都遭遇過翻車事故。

從事文物征集工作的十幾年，們發延幾乎一直在路上，跑遍了全國各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征集文物上萬件。但他還是覺得不夠。時至今日，他依然被這種緊迫感推著向前。

2005年，們發延擔任民族文化宮博物館館長。親眼見證民族類博物館發展越來越好，他又開始推動建立中國博物館協會民族博物館專業委員會。他聯絡了十余家民族類博物館和民族地區的博物館，共同發起申請，并于2006年正式成立。

“圓了我們幾代民族文博人的夢！”聽到這樣的話，們發延覺得自己的工作更有意義了。目前，民族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已有100多家成員館，基本涵蓋了我國民族與民族地區各級民族博物館及相關民族文化單位，對推動民族和民族地區博物館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們發延對推動民族文物保護工作有了更多思考。他發現，民族與民族地區革命文物蘊含了各族兒女為民族尊嚴、國家獨立、人民幸福共同奮斗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需要加大保護力度。為此，去年全國兩會上，他提出推進民族革命文物保護法治化的提案，為講好少數民族革命文物故事建言獻策。

這是民族文博人的時代擔當

“充分挖掘文物古籍所蘊含的民族團結思想，通過多樣化、時代化的展陳、宣教等，創新傳播方式，豐富傳播內容。”

“從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必然性。”

……

在參加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時，們發延作了《發揮委員主體作用，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言。短短6分鐘的發言，卻是他將本職工作與委員履職相結合的努力。

千百年來，各民族文化在中華大地上交融匯聚，留下了燦若繁星的民族文物。從事民族文博工作后，們發延一直在探索，應當如何用民族文物講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在接到舉辦國家民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的任務時，他有些忐忑，也有些躍躍欲試。

們發延作為“國家民委文博專班”展覽籌備組主要成員之一，帶領團隊從梳理館藏文物古籍開始做起，在15萬余件文物、51萬余冊古籍中選出能夠體現“四個共同”的1500余件文物古籍。他還參與編撰、修改展覽大綱百余稿120余萬字、講解詞60稿百余萬字、展品說明近百萬字。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數不清的不眠之夜。

2023年8月1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開幕。截至目前，現場觀展人次已近14萬。承載著中華民族共同體記憶的文物古籍，以潤物無聲的方式講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

“講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故事，是我們民族文博人的時代擔當，也是作為政協委員凝聚共識的責任。”們發延說。

結合自己在籌備“民族文化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列展”“國家民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的心得，們發延提出《關于發揮珍貴文物古籍的獨特作用，有形有感有效講好中華民族故事的提案》，認為應當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史的研究闡釋，創新傳播方式，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生動講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不斷提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

而作為一名少數民族界委員，們發延把聯系界別群眾作為履職的重要環節，充分利用調研、工作的機會，積極聽取和反映所聯系群眾的意見與心聲，為講好民族團結進步故事盡心盡力。

“在新的歷史時代里，民族文博事業需要拓展、深化自己的傳統職能，實現為民族與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服務功能。”們發延將此作為未來履職的方向。

從童年那段靜謐的山路，到北京的長安街，們發延的目光更顯堅定。潤物無聲地講好民族文物故事，他將繼續不遺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