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海：北京市政協委員、海淀區政協委員，民盟北京市委會高等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館長，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珠寶學院教授、博導。

施光海（左一）在新疆進行野外考察（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24年4月，遼寧海城，瓦子溝頭巖崖之下。

晌午，天闊云舒，日頭正毒。

“咚——叮——”

在近乎垂直的巖崖壁上，施光海以瘦削卻穩健的身姿正進行著地質勘探工作——左手扣住崖巖縫隙保持平衡，右手則握緊地質錘敲擊巖體，直到成功獲取所需的巖石樣本。

就在他即將完成取樣時，一塊碎石突然從巖崖上方墜落擊中了他的頭盔，“咚”的一聲悶響，頭盔下的后腦登時腫起。當時他只是隔著頭盔，碰了碰，便繼續著敲擊的動作。

……

在施光海的學生們看來，他就如同一塊歷經風吹雨打的巖石，默默扎根于地質科學領域，用最樸素的方式，回答著最耀眼的問題——寶石學研究。

地質科學的浪漫——

戈壁望星穹，天山賞積雪

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10層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施光海，彼時，他剛剛結束遼寧礦區的野外考察。在辦公室一角的地上，放置著“地質三寶”——地質錘、羅盤、放大鏡。除了辦公用品，幾大箱疊放起來的巖石標本最為醒目。

灰白的頭發、儒雅的談吐配上沉靜的氣質，讓人很難相信眼前這位頗具學者風度的教授一年有幾個月的時間都在野外進行科考。

在施光海眼中，與地質學的緣起則是個“注定的巧合”。“小時候，其實從沒想過會成為一名地質學者，直到考上地質礦產勘探專業，才開始真正和地學結緣。”

不過科研工作者的愛國主義，如此務實而具體。“哪個學科、專業國家招收，都是國家有需要的。最主要還是實事求是地學點本事，學好本領了就可以干事情了。”

對大多數人來說，探究一塊石頭的細枝末節，無疑是煩瑣枯燥的。于施光海而言，研究過程更像是一場承載文明、穿越時空、跨越世紀的生命對話。“如果說人類的歷史是寫在書籍里，那么地球的歷史則是寫在了石頭里，藏進了厚厚的巖層中。46億年地球歷史滄海桑田，38億年生命演化漫漫征程，這些石頭是會‘說話’的。”

“寶石包裹體大致可以理解為寶石內部特征或寶石內含物，絕大多數屬于微米級。別看它小，其間大有學問。”施光海不疾不徐地介紹，“一些包裹體的重要發現甚至可以改變人們對某一學科方向或某一地區地質的根本認識。”

“實際上寶石研究這項工作并不像大眾想象中‘珠光寶氣’，寶石屬于特殊的礦藏資源，寶石研究是地質學領域內的一個延伸。”施光海說，一般來說，待發掘的寶石礦藏資源通常在欠發達地區且高海拔、高緯度、地理條件惡劣的山脈周圍。

野外工作是開展地質科學研究的基礎，而找到一個好礦，時間跨度可能是幾個月，也可能是幾年。“20多年來，我跑過的礦差不多有一百來個，新疆、西藏還有東南亞、非洲、南美洲等地，國內外的礦很多我都去過。”

做地質研究和野外科考，勢必要面對一些危險狀況。“既然選擇了（這一行），我不談苦累。戈壁望星穹，天山賞積雪，登珠峰，亦有‘一覽眾山小’的豪邁……能看到大自然的神奇美景，還有成功采集到石樣標本的滿足感，我覺得這更像一份獎勵。”

至于考察天山瑪納斯碧玉礦時被迫棄車蹚河、在西藏新發現玉礦點發生嚴重高原反應的經歷，在施光海口中都說得云淡風輕，“小事兒”。

山川明志，大地鑄魂。行走在茫茫戈壁，探尋于崇山峻嶺，從青年時的意氣風發，到如今的兩鬢斑白，施光海20多年如一日“將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寶藏之地”的使命——

傳播好科學與文化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是地大的“寶藏之地”，也是歷代學者、校友共同鑄造的地質“夢工廠”。

1952年，最初名為北京地質學院博物館的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在一片百廢待興中奠基。而今，館內地質標本系統全面，標本總量達到55000余件，其中公開展出4000余件。

“除了北京大學地質系、清華大學地質系、天津大學（北洋大學）地質系、唐山鐵道學院地質科幾代地質學者在各種艱苦的野外環境下采集的礦石，地大校友、國際友人饋贈學校的標本都好好地收藏在博物館內。”施光海說，作為教育機構的高校博物館，其藏品通常與其擁有的學科和相關學術研究密切結合，同時又服務于教學教育和科研。

“這塊重約百公斤的鐵隕石，是1956年建校初期，當時的學生去野外作業時在廣西發現帶回的。還有這塊奧陶紀灰巖，是在地質大學登山隊校友王富洲帶領下，從北坡成功登頂珠峰后，在極其惡劣的天氣條件下，艱難帶回的石樣。”施光海邊走邊細致地向記者介紹著，每一件展品，他幾乎都了然于心。

在億萬年歲月的藏品面前，七秩余館齡恍若一瞬。施光海說，作為館長，他想展出的不只是具有科普價值的藏品，還有一代又一代地質學者的情懷和初心，以及在百年滄桑中積淀的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科學精神。

近年來，隨著文旅消費“旺起來”，傳統文化“潮起來”，打卡博物館成為假期“頂流”，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的藏品數量和觀覽人數也在不斷增加。

經歷了博物館從“冷”到“熱”的發展歷程，欣喜之余，施光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每座博物館都是一所大學，一流大學要建設一流的博物館。那么如何續寫好“校外課堂”的“后半篇文章”？

“我始終認為，依托高校人才、學科、科研的優勢力量，高校博物館通常具有更加專業、特色、系統、全面的特點，不僅能挖掘歷史文化的深度，還可以普及公眾教育的廣度，是科學與文化傳播的重要場所。”

博物館這所“大學校”里，若參觀者是學生，那館員應該就是教師，建議建立更加積極、開放、有效的文博人才培養機制；充分發揮北京作為“國際交往中心”的作用，加強與各國博物館之間的合作，打通文化互通渠道，建立民間的合作機制……一件件務實高質的提案，不僅是施光海立足博物館行業發展的深刻思考，也是他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海淀區政協委員的“履職實錄”。

2020年，“博物館之城”建設在北京展開，高校博物館的建設和對外傳播也成為施光海持續關注的履職發力點。

“截至2020年底，全國備案博物館5788家，其中國家一二三級博物館達1224家。”這一串數字，施光海如數家珍，“這與國家發展相關政策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是整體而言，在我國博物館體系中，新建的高校博物館普遍體量偏小，出于經費、管理等各方面的平衡和考量，高校博物館真正做到面向公眾開放的、開放程度高的卻并不多。”

如何讓“沉睡”的高校博物館“活”起來？史家胡同博物館、中國地質博物館、中國糧食博物館……參觀走訪了多家博物館后，施光海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立足挖掘館藏的獨特性，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敘事方式去包裝，以時代視角和前沿的技術手段去呈現。

“做科研要專注事實，反復論證，履職盡責同樣如此。”施光海說。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施光海對《論語·述而》中的這句古語理解頗深。他對記者反復強調，平日的學術研究“接地氣”，委員的提案建議也要“腳踏實地”，經得起“時間考驗”，用做科研的精神來履職。

天地之大，躬行者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