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際交往當中要講清楚理論、道理，就要用相應的能夠為別人理解和接受的話語和話語體系。在國際交往中更是如此，如果沒有相應的話語、話語體系，理論要被人接受是很難的。我們要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影響力，必須做好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建設這篇大文章。

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來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現代化是人類在工業革命取代農耕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現代文明。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卷入世界現代化潮流過程中，中華文明和西方現代文明不斷地碰撞、交流、復建，使中華文明成為現代的，使現代化成為中國的。在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同時，我們創造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今天的話語體系，無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過程人民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無一不是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和中華文明交流互鑒的產物，展現的正是現代的中華文明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構建中國現代化話語體系，必須把握現代化的普遍性話語和特殊性話語的辯證關系。既不能強調普遍性而忽視特殊性，也不能強調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既要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又要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中華文明成為現代的；既要打破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又要以讓西方人能夠聽得懂、讀得懂的話語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否則就失去了構建中國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實用意義。

要重視中國式話語體系的翻譯問題。比如，中國式現代化在黨的二十大以前被翻譯為“Chinese modernization”，現在翻譯為“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兩者相比，后者的翻譯由于是講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更容易為國際社會接受。同樣，新發展理念的“理念”，我們原來翻譯為“concept”即概念，現在翻譯為“philosophy”即哲學，更能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新發展理念是系統的理論體系。翻譯問題不重視是要出大問題的。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在過去曾經翻譯為“destiny”即生死與共的命運。我們意識到不合適，后來把命運改為“shared future”。我們在構建中國現代化話語體系時要與國外對話交流、向世界傳播我們的聲音，必須認真考慮中國話語的翻譯問題。

把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和提高敘事本領作為整體來推進。在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時候，還要考慮如何提高敘事本領，使之和話語體系的建構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推進這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改變我們在國際社會“失語挨罵”的問題。考察西方輿論戰的做法，他們往往把自己先放在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上或先設計一個價值判斷，并通過一系列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于顛倒是非、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案例，即具有放大效應的敘事來抹黑、妖魔化中國。因此，要改變“失語挨罵”，不僅要有話語，還要會敘事，提高我們的敘事本領。

要在敘事中用好豐富的歷史資源。比如有些外國朋友對我們為什么要打破“現代化=西方化”迷思感到困惑。我們可以用歷史告訴他們，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以后開始了現代化探索，學西方是主要特點，但一次次嘗試都失敗了。在反思和尋找新路徑過程中，中國終于認識到西方化不是中國好的出路。于是在上世紀30年代就用“現代化”這一新概念來取代廣泛使用的“西化”或者“歐化”這些老概念。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我們用這概念更多的是“西化”“歐化”，到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出現了“現代化”概念。這個概念的出現是有背景的，這個背景就是許多先輩到國外考察發現西化、歐化不適合中國，所以用“Modernization”來取代“Westernization”。舉例來說，1935年4月天津報刊上發表了張奚若先生的文章，文章題目是《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章先闡明了全盤西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又指出中國本位實際是恢復中國獨裁專制，兩者都不行，就要推進現代化。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也就是說，“現代化”的概念包括“西化”，不等于“西化”。1933年上海《申報月刊》開展了現代化問題的大討論。普遍用“現代化”這個概念來取代“西化”“歐化”。同時，參加大討論的26位作者，只有一位作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可以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絕大部分作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要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或非資本現代化道路，或有節制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把歷史拿出來看看就知道那時候我們先輩已經認識到“現代化”不等于“西化”，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走資本主義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要在敘事中講好生動的中國故事。多年來，哲學社會科學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比較深。比如，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民主問題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是西方民主觀。要講清楚什么是中國式民主，什么是全過程人民民主，最好的辦法是讓上海長寧區虹口街道古北小區、北京東城區前門街道草廠社區等地方社區工作者講述他們的民主故事，讓親歷者講親歷的故事，才能夠把中國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講清楚。2023年4月份，我在廣州組織了一個活動，向國際社會講全過程人民民主。我請了幾位國內專家學者和國外人士，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六位社區工作者，包括一個四川的農村黨支部書記，比利時前首相說他聽了后明白了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怎么回事。學者講不清楚的，實際工作者講得清楚。所以敘事要有事實，要由親歷者來敘事。

要在敘事中善于用好比較法。鮮明的對比可以產生強烈的思想沖擊力。讓敘事用鮮活的事實告訴世界，中國的現代化是14億多人民，而不是幾億或幾千萬人民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而不是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不是竭澤而漁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而不是對外掠奪的現代化。這樣，人們就不僅可以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國的意義，還可以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的意義。

（作者系原中央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