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 趙精武

近期，國務院審議通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下簡稱“條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這不僅意味著我國網絡空間治理立法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也標志著未成年人保護在網絡領域的制度補全，有力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保護、防沉迷網絡以及打賞網絡直播等現實問題的關注。

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改變了社會運行模式，同時也改變了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高效的信息傳播、多元的信息服務以及宏闊的觀察視角，使得未成年人可足不出戶了解人文歷史、科技信息等多方面的知識內容，輔助未成年人更好地培養自主學習。然而，互聯網的開放性也使得部分未成年人迷失在網絡空間，除了過往存在的網絡沉迷問題之外，參與網絡暴力、過度網絡消費等現象也侵蝕著未成年人尚未成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因此，條例的審議通過正是為了引導未成年人合理上網、科學上網。

在該條例中，創新性地提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社會共治模式，從監管機構、企業、高校乃至行業協會、社會組織、家長等參與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各方主體均應當參與其中，一切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為根本原則。其一，在網信監管層面，網信、教育、電信、公共安全、民政、文旅、衛健等多個部門將協調參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全方位、多維度地打造適應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網絡環境。其二，在社會組織層面，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和群眾團體將充分發揮行業引導功能以及基層自治功能，協助該條例的落地落實。其三，在教育機構與家庭層面，除了高校、教育機構需要持續引導未成年人樹立正確的上網觀之外，同時也要求家長有義務預防和干預未成年人沉迷網絡。因為家庭教育同樣是未成年人科學、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網絡的關鍵教育環節，不能簡單將所有責任一并甩給學校和老師。其四，在企業層面，無論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個人信息處理者，還是智能終端設備制造者、銷售者，既要配合監管機構實施相關監督檢查工作，還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將未成年人保護作為產品或服務研發、銷售的重點合規事項。

該條例不僅將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特殊保護規則納入其中，還將網絡暴力、網絡欺凌等新型負面網絡活動作為治理重點。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網絡素養先行，創新教育課程。在未成年人網絡工作中，最重要的事項便是提升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引導未成年人清晰辨別網絡不良信息和違法信息。該條例授權國務院教育機構和網信部門共同制定未成年人網絡素養測評指標，并且將網絡素養作為國家素質教育的重要考核內容。一方面，學校、圖書館、青少年宮等場所需要保障良好的上網環境，培養學生網絡安全意識，指導學生利用網絡進行自主學習；另一方面，包括設備制造商在內的企業則需要確保其產品或服務具有識別違法信息、不良信息的基本功能，鼓勵和支持企業研發和應用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專區等功能模塊。

第二，拒絕網絡霸凌，預防網絡沉迷。面對互聯網的信息大爆炸，需要社會各界搭建好網絡信息的過濾網，篩除各類不良信息和違法信息。尤其是在網絡暴力愈演愈烈的趨勢下，為了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網絡欺凌，該條例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在網絡上發布任何形式針對未成年人的侮辱、誹謗、威脅或惡意損害的信息。并且，針對部分不良商家在未成年人教育相關的應用程序或智能產品中插入廣告等不良信息，該條例直接明確禁止插入和推送“網絡游戲鏈接”和“與教學無關的廣告”這兩類信息。此外，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過度消費，該條例同時還采取諸如“限制單日累計消費數額”“限制單次消費數額”“禁止應援打榜”等功能模塊，為了落實這些功能模塊的實際效果，該條例將“身份核驗”作為強制環節，要求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嚴格實施未成年人用戶實名注冊制，并配合統一的未成年人網絡游戲電子身份認證系統等機制避免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

第三，特殊保護個人信息，非必要不收集處理。現階段，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存在的另一個棘手問題為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保護。這類敏感個人信息的泄露、濫用既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權利，也容易招致網絡欺凌、人肉搜索等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的惡性事件。該條例單獨將“個人信息保護”成章，在《個人信息保護法》有關敏感個人信息保護的基礎上，強調個人信息處理者收集和處理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必要性，需要滿足“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兩個條件，以“最小授權原則”為標準，限制能夠訪問此類信息的工作人員范圍，避免內部員工泄露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條例強化了家長的監護職責，以義務性條款的方式督促家長等監護人切實保護好未成年人個人信息權利。

總結來說，條例的審議通過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步入社會共治的全新階段，契合了我國網絡空間治理的基本目標，塑造積極向上的健康網絡環境，有利于未成年人提高自身網絡素養和信息技術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