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1998年在國際上首次發現抗病毒治療能夠重建艾滋病患者CD4+ T細胞功能，奠定了艾滋病的免疫重建理論的重要基礎。牽頭開創了適宜中國國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療、綜合診治及全程管理模式，形成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療和免疫重建的“中國方案”，在我國和發展中國家推廣應用。

2023年10月10日的一整個上午，李太生的手機一直關機。直到中午十一點半，他才匆匆忙忙回到位于協和老樓拐角的辦公室，重新恢復通訊。原因很簡單，他想讓千里迢迢找他看病的門診患者，得到醫生心無旁騖的對待。

李太生，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他的老師王愛霞，發現了我國大陸第一個艾滋病病人和第一個中國人經性傳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我小時候，吃不飽，連紅薯面也沒有，吃谷子外面的糠，但經歷過困難的人，都知道那是財富。”如今的李太生，60歲的年紀依然容光煥發，會時常懷念過往，但更向往未來。

報童小李進協和

“我16歲考入位于廣州的中山醫學院，當時學醫的理由很單純，一個是從小陪我長大的爺爺去世了，去世前他很痛苦；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我自己的親弟弟6歲患了白喉，被誤診為感冒，最后窒息去世。”至親的離世，讓李太生那年填寫的五個高考志愿，前四個都是醫學院。

1963年8月20日，李太生出生在河南林縣（今林州）。“紅旗渠就是我們家那的！”李太生總是很驕傲的和別人介紹他的家鄉。在他的認知里，那片充滿激情的土地，永遠是根。

開學報到后，李太生被分到了年級老師辦公室隔壁的宿舍。“開學后的一個中午，隔壁老師來宿舍看到只有一個人，便問我：‘小同學，你過來，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兒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局促地說，我叫李太生，家在河南，父母都是農民。”李太生回憶，后來老師把他叫到了辦公室：“小李同學，你看，這有兩份報紙，人民日報和廣州日報，四層樓的每個宿舍要發一份，報紙是同學們獲取信息的來源，你能不能每天幫忙送報紙？”李太生馬上使勁兒點頭說可以。離開家之前，母親告訴他，要多學習，眼睛里要有活兒。

“每天中午十一點半下課，同學們都去吃飯了，我就跑著去辦公室取報紙，再花半個多小時送完。四年的時間里，我基本上沒有吃過一頓最熱乎的午飯。”李太生回憶，雖然當時我身高就1米60多，但練就了一身從宿舍門簾“飛報紙”的功夫，人家都叫我‘小李飛刀’！”這樣的“報童小李”，一送就是四年。

一轉眼到了1983年，同學們都開始忙活著大四實習，北京協和醫院黨委副書記和教育處老師到中山醫學院挑學生。

“聽說就要12個人，我就不抱希望了。當時全年級400多人，我排280多名。但沒想到，名單里有我。”北上之前，老師告訴李太生：當時協和的領導沒把成績當作唯一標準，反而一直強調能吃苦的品質，這是做一個好醫生必備的素養。咱們專業里，還有誰比你能吃苦？我信你不會給我丟臉，能是個好樣的。

“我比大學的時候努力一百倍，就為了能留下來。”不到一年，李太生的愿望就實現了：他被協和醫院留在了最王牌的內科。那年在宿舍樓里飛奔的17歲少年，憑送報紙讓整個學院的老師都記住了他；而讓他沒想到的是，未來他的名字，遠遠不止響亮在當年的中山醫學院。

在協和醫院內科實習一年后，教務處找到李太生，告訴他方圻教授（協和醫院名譽院長）想讓他留在內科。“當時只定了內科，沒定專業，到了1987年考研究生，這才認識了導師王愛霞。”李太生對這位王教授的了解，只限于知道她是大陸第一個發現艾滋病患者的人，自然不會想到，自己未來的每一步，都和她相關。

“我們都怕她，覺得這個老太太厲害，當時我21歲，她51歲，這是一代人的差距。”確定導師后，李太生去王愛霞辦公室做第一次正式的師生會面。“就在這個老樓的3層，我戰戰兢兢站在門口，看著她在扇紙扇子，她讓我坐下，我都不敢。”

“你的英語差，要好好練英語。”李太生至今都記得，本以為領導要給他規劃學業發展，沒想到對話一直都在聊“題外話”，王愛霞還給他一本英文的雙城記說：“我兒子練英語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一周之后再來，講講你理解的內容。”然后便讓李太生走了。

當時的李太生一頭霧水，但多年后回過頭才品味出來，這是一個大醫生的世界觀，也是后來她一直教李太生的格局觀：醫生不能只會看病，要懂愛人，還要懂這個世界。

1990年，他從住院總醫師升為主治醫師。按照正常軌跡，1995年就可以做副教授了，沒想到這時，王愛霞為他規劃了另一條路。

1993年10月,李太生受教育部公派，赴法國進修感染與熱帶病學科。出發前,他與導師商定，將抗生素、院內感染控制作為自己的學習方向。但到了法國才大吃一驚：艾滋病在國外是非常熱門的研究方向，國際上知名的感染學專家全是搞艾滋病的。李太生進修的醫院里，感染科病房90%收住的都是艾滋病患者。

李太生果斷向醫院和中國大使館提出改學艾滋病的申請。這個決定在國內看來很“冒險”，因為從王愛霞在1985年發現中國第一例艾滋病起，直到1993年的8年時間累計才有1300多例。

帶著家國使命感，從起初的不敢碰艾滋病患者，到后來和他們做朋友，這個小個子的中國學生，逐漸走入了外國人的視野。起初，李太生本想兩年就回國，但兩年結束后，轉折點出現了：國際上，雞尾酒療法開始臨床做研究了，這也意味著，艾滋病患者真正有效的療法要上市了。

“我當時和王教授商量，想在法國多待幾年，去實驗室讀博士，等到雞尾酒療法問世了，我也有了臨床和實驗經驗雙重加持，再回國。”王愛霞教授聽完沉默了許久，以為這位得意弟子不想回來了，在找理由推脫，于是很嚴肅地與他通了電話：從古至今，從家到國，談話只有一個主旨，那就是她在國內已經建好了p3實驗室，就等著他回來。

通話最后，她說了一句至今讓李太生難忘的話：“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界”。鏗鏘有力，震耳欲聾。

三年后的1999年1月7日，李太生博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后，當即買了1月13日的回國機票。

最努力的“小個子”

法國的5年時間，李太生2年在臨床，另外3年在實驗室，埋頭苦干的動力就是去證明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到底能不能重建。

“當時我用臨床患者的血液做實驗，早上去看病人，中午拿著熱乎的血液回到實驗室，都是第一手臨床數據。”幾十年過去，李太生提到那段歲月，眼里依然有光：“法國人一周工作四天半，每天最多八小時，但是我一天在實驗室12小時，一個星期干7天，當時實驗室有位英國留學生，每天工作10小時，我去以后，就變成了超越他的那個最勤奮的人。”

也是在實驗室，李太生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實驗室導師、世界著名的艾滋病專家奧特朗女士。她早在擔任住院醫師期間就報告了法國第一例艾滋病1型病毒患者，1997年也是她帶著李太生，宣告了艾滋病免疫重建理論。李太生的臨床導師卡特拉瑪也同樣是在艾滋病領域的奠基式人物，她發現了世界上首例艾滋病2型病毒病例，1994年完成了全球第一個艾滋病二聯治療的臨床實驗，號稱歐洲的艾滋病研究“領頭羊”。

后來他和導師先后在《科學》《自然·醫學》《柳葉刀》等國際著名雜志上發表文章。1998年,李太生被法國授予“優秀外國醫師獎--維多利亞雨果獎”，是首次獲得該獎的中國人。1999年畢業歸國時，他已經是國際知名的青年艾滋病專家了。

“我決定回國的時候，她把實驗室里剩下的價值30多萬的試劑還有一支1萬多的電子移液器都送給我了，還提供資金讓我回國培訓更年輕的醫生……”李太生回憶，后來兩位老師一起，分別在2001年和2003年兩次來到中國，參加中國第一個艾滋病學組會議、陪著他到河南艾滋病村調研，和王愛霞教授一起，為這位新生的艾滋病專家做“扶手”。

只要能讓患者活下來

2000年，李太生開始在門診接觸到了自己的艾滋病患者。

“我看到病人，有治療他的知識，但沒手段，因為進口藥1萬多塊錢，普通人用不起。當時的艾滋病不僅是死癥，更是‘壞病’。”李太生回憶，到了2001年，國內進口艾滋病藥降到了3000多元。那年夏天，一個帶著勞力士的小伙子聽說母親得艾滋病，轉身就走了，說不治病了，太丟人；再比如，當時河南的艾滋病村，連農產品都賣不出去，感染后的農民苦不堪言。所以當時只要有企業說有新成果，李太生都會想試試，曾有一個瑞士的年輕人帶著一書包藥可以免費提供，但是患者吃了三個月，再吃就要給錢了，但是當時大家都給不起。

“就在我的第一批患者馬上就撐不住的時候，上海一家民營企業找到我，他們做艾滋病原料藥很有名氣，仿制出艾滋病藥后，問我需要啥，我說你快給我點藥。”李太生回憶，不到3天，價值近100萬足夠30個患者可以吃2年的藥就到了，他手下最危險的患者都得救了。

“我恨不得給藥廠磕頭。”李太生說，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心境依然在，只要能讓患者活下來。

李太生回憶，當時有患者坐一宿車從河南到北京，之前化驗費都是1000多塊錢，后來漲了100多，患者帶的錢都是掐算著的，買完藥身上的錢都不夠買回家的車票，知道情況后他當場給了患者200塊錢，還告訴患者，買臥鋪；也是那幾年，有農民賣了房子來北京找李太生。“他們說，去協和能看就看，不能的話，也就沒有希望了。我也知道，很多患者都把協和當作最后一站。”

到了2003年年底，中國有了免費藥。如今，20年過去了，很多患者還活著，曾經的小孩長大了，當時的大人變老了，他們也都成了李太生的寄托。而這一切，從某種程度上說，都要歸功于李太生和他的“中國方案”。

做改寫指南的人

“診療指南不是用來背的，指南也是人寫的，真正的科學家要做的，是敢于改寫指南，”回國后，進口藥用不起、國產藥仿制不出來成了艾滋診治的困境。

李太生解釋，雖然1987年第一個艾滋病藥物就問世了，但后來被證明無效。到了1995年有了雞尾酒療法，從1996年第二季度開始，全球艾滋病患者死亡率大幅下降，也是這時開始，艾滋病的診療才有突破性改變。

2001年，李太生來到了河南文樓“艾滋病村”，當時感染艾滋病的村民都用不起進口藥品。為了讓國內患者用得起藥，2003年國內啟動仿制藥，但村民吃后不到三個月，30%患者都或因藥物毒副作用停藥或去世了，這是國內研發艾滋病藥物最艱難的階段。

當時很多人覺得藥有問題，但李太生作為臨床指導專家發現，其實是劑量的問題。“中國仿制藥按照外國人的劑量肯定是不行的。”2004年開始，國家科技部開始做攻關，李太生深度參與進來，到了2006年，李太生提出三種國產藥隨機選取2種藥配合，最后發現，三個方案中，兩個達到了國際同類水平。世界衛生組織也表示，這兩個方案可以在發展中國家推廣。三年的努力，終于守得云開見月明。

但好景不長，李太生和患者很快就發現，藥物司他夫定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脂肪萎縮。這幾款仿制藥，從2006年起在國外就不用了，因為脂肪萎縮后不能自行恢復，常常需要整形科醫生配合治療。

“在咱們國家，沒有別的藥可用了，這是我們好不容易推廣的免費方案。”為了解決接下來的難題，李太生從2007年開始著手另一個實驗：患者服用司他夫定半年，開始出現脂肪萎縮，其托夫定服用半年開始就有骨髓抑制，那能不能試著兩種藥交替使用？還沒等上一款藥的副作用展現出來，就更換另外一款。帶著設想，李太生找了517個病人入組，發現交替后使用的優化方案可以大幅降低骨髓移植和80%脂肪萎縮，一年可以為國家節省幾十個億，這是我的第一個中國方案，也是‘十一五’重大科技成果。”李太生說。

中國有了自己的抗艾滋病方案，也讓中國患者吃得上免費藥了。到了2018年，李太生把雞尾酒療法的第三種藥（依非韋同）繼續降低劑量，國外每片600毫克，國內減量到400毫克，效果也足夠好，“80萬患者，一年就節省2億元。”李太生說。

如今，全球每年有150萬-170萬新增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總死亡數下降，但是每年還是有60—70萬患者因艾滋病去世。在李太生的辦公室里，他指著最新的數據告訴記者，他的抗艾之路，還有很長一段要繼續走。

艾滋病界的中國符號

今年7月，李太生到布里斯班參加世界艾滋病大會，當晚有一個閉門論壇，只邀請了全球7位專家參與研討，其中美國有兩位，加拿大一位，法國一位，亞洲只有兩位專家，一位來自日本，另一位就是中國的李太生。

“當時坐我旁邊日本的專家來和我打招呼，他是日本艾滋病協會的主席，和我點頭作揖后說，李教授您還記得我么？您1999年在國際會議講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重建，我是下面的聽眾。”李太生笑著回憶，當時他馬上點頭說記得，聽到對話后，對面的加拿大專家也過來自我介紹，說自己來自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聽說我是“TaiTheng Li”，他很興奮地說，他的老師總說中國的專家“TaiTheng Li”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現在仰慕的偶像，加拿大學者所說的這位老師，正是李太生在法國時期的博士同學；當晚的閉門會，隔壁一位女士講法語，李太生自然地接話，知道我在法國待了5年后，她立刻尖叫說“太生”！原來，當時我在法國時，她是住院大夫，現在已經是醫院的感染科主任……命運的齒輪從未停止轉動，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因為一個契機可以漂洋過海集結在一起，也許，這就是科學的魅力。

如今世界范圍內的感染界和艾滋病界，李太生已是中國符號。

2023年10月10日中午，李太生隨手翻出來一張紙條：去年年底，法國一位醫生給李太生寫了一封信，那是他在法國時一位在醫院出門診的博士后專家，比李太生大10歲，經常帶著李太生回家吃飯，整整五年多的時間，一直在一起。

坐在辦公室里的李太生戴上眼鏡，很認真地用法語為記者讀起了信：“太生，太長時間了，我們沒有彼此的消息。我在回憶著我們30年前在法國共進晚餐的場景，我希望你不要太忙、太累。尤其是新冠病毒肆虐以來，我猜想，現在你肯定作為非常重要的新冠防治負責人。我現在已經退休2年了，但是我經常還去醫院，就是為了得到一些老朋友的消息，特別是你。我現在也不是太寂寞，也有很多事兒要做，你放心。如果有機會你到了巴黎，我特別希望，我們能夠再見到。”漂洋過海的惦念，是世界頂級科學家之間的惺惺相惜。

“幾十年來，我對病毒研究的興奮和沖動絲毫沒有減弱，正常人60歲想退休，但我總覺得時間不夠。”最近幾年，李太生一直在參與新藥研發，做完了二期臨床試驗，這種first-class 新藥一旦問世，會是艾滋病領域另一個高峰；李太生也還有很多事兒要做，比如想面對未知傳染病有更健全的預警方案，再或者，他還是想終有一天，能攻克、治愈艾滋病。　

從1983年到2023年，到北京40年了。在他古樸的辦公桌上面掛著的唯一一幅畫，是武漢疫情期間，在同濟中法新城院區ICU病房里被記者拍下的。匿名的網友照著網上的圖片，給他畫了一幅油畫，一直被他珍藏至今。他猜是患者畫的，這么多年，他一直和患者惺惺相惜，互相成就。

今年剛好滿60歲的李太生拿起了桌子上恩師最喜歡的那把紙扇，一只手瞬間撐開，說當年王愛霞老師就是這樣扇扇子。搖曳間，這股風，仿佛從那個艱苦貧瘠的年代，吹回到了今天。掠過臉龐時，只為兩代中國艾滋病診療的推動者留下一行字：磊落平生無限愛，盡付無言高歌。

“您會時常懷念43年前，在宿舍樓里飛奔著送報紙的17歲少年嗎？”

“在研究病毒的世界里，我永遠是少年。”

你好，“少年”李太生。

（來源：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