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體生命的延續，離不開新陳代謝。作為世界上唯一沒有斷流、延續5000多年之久的文明生命體，中華文明亦有其獨到的“新陳代謝”機制，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突出的創新性”。這種創新性植根于中華文明的應變之道。相比一些文明所關注的永恒不變的彼岸世界或理念世界，中華文明更看重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被譽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強調“生生之謂易”，主張“唯變所適”，不斷積極地應對變化。最大的變化在于新與舊的交替，《周易》用“革”卦和“鼎”卦來說明如何應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是要去除不合理的舊要素，“鼎”是要擁抱新生事物，這就是所謂“革故鼎新”。作為《周易》首卦的乾卦貫穿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元氣，《尚書》則記錄下“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警句，為中華文明的創新性蓄積了不竭的精神動力。在器物層面，除了“四大發明”，中華文明還為世界貢獻了200多種偉大的發明，以至于有西方學者認為“‘現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國”；在制度層面，郡縣制、行省制、文官制、科舉制、監察制度等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思想文化層面，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和乾嘉漢學等在世界文化大觀園中熠熠生輝。

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表面上看，作為中華文明代表性人物的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類的話，給人留下守舊、復古的印象。回到《論語》語境，這更多是孔子的自謙之詞。事實上，孔子晚年刪詩、正禮、訂樂、撰易、敘書、作春秋的舉動，恰恰體現了儒家在禮壞樂崩的社會現實面前尋求文明拯救之路的進取精神。在尊重古代典籍的同時，蘊含著根本性的“作”即創新的努力。儒家尊崇“三代之治”，也并非主張在物理時間的意義上倒退到古代，而是要守住“三代之治”這個“理想類型”中所彰顯的一以貫之的文明正道。根據《中庸》所記，孔子明確表示“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會導致“災及其身”的后果。在新舊關系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中華文明秉持的總體態度——周從后稷開始立國，到周文王時已持續了1000多年，可謂“舊邦”；周文王帶領周人一方面繼承祖先傳統，一方面革故鼎新、不斷進取，讓周這個古老的邦國獲得了“新命”，最終推翻了殷商。正是基于“守正”與“尊古”的辯證統一，連續性才不意味著守舊、復古，創新性才能夠做到有本有源。

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中華文明積累的古老智慧。比如，面對史無前例的大洪水，鯀沿用“堵”的老辦法而遭遇失敗，其子大禹轉而運用“變堵為疏”的新辦法，最終帶領各個部族戰勝大洪水。比如，面對戰國時代列國紛爭的局面，商鞅強調“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不顧舊貴族的激烈反對而在秦國推行變法，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堅實基礎。又比如，面對守舊勢力以久旱不雨為借口攻擊變法招來“天變”，王安石針鋒相對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動搖其推行新法的決心，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新興工商業文明的強勢挑戰，中國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魏源在《海國圖志》中發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號召，成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洋務運動從器物層面學習西方的軍事和工業技術；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試圖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試圖建立共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民眾進行思想啟蒙，倡導民主和科學，促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古老的中國帶來新的希望。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在此過程中，“守正”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尊古”就是要以自豪和禮敬的態度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守舊”“不復古”意味著不能開歷史的倒車，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面對思想解放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復雜情況，更加需要高揚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必將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過程中再次大放異彩。（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中國傳統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 人民政協報 》 （ 2023年07月12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