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員在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宮城區考古發掘作業。黃河新聞網臨汾頻道 李現俊 攝

距今5000年前后，華夏大地上滿天星斗般的文明之光向黃河中游聚合。約從4300年前開始，河汾之東，陶寺人夯土建都。土城恢宏，人口密集，規劃井然，社會分工明確，初現王權和禮制，中國早期國家基本面貌顯現。

自1978年開始，考古學者持續對地處黃河中游、晉南盆地的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展開發掘與研究。自2002年陶寺遺址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來，陸續發掘出早期城址、宮殿區、倉儲區、中期小城內大墓及觀象臺基址。從這座距今4300—4000年、規模不斷擴大的都邑遺址上，學者們不斷破解著“最早中國”的文明密碼，深化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

人民政協網9月15日電（記者 王慧峰）

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支點

1978年，位于山西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鄉的塔兒山西麓，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鏟和手鏟，翻開了厚重的黃土地，開啟了一段事關中華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中原與海岱地區文明進程研究”課題負責人何努擔任陶寺考古隊隊長已整20年。20年，于浩瀚五千年，不過轉瞬之間，但對一個學者而言，便是半生心血的傾注。

2001年9月，提前一年獲得博士學位的何努第一次來到陶寺。那時的他沒有想到，從此以后自己的人生與這片土地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轉年，何努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隊第三任考古隊長，主要負責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

“一些出土器物，顯示了陶寺在精神、文化和技術上達到的罕見高度。”一貫謙和沉穩的考古學家，每每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點滴便神采飛揚，娓娓道來不知疲倦。在他的講述中，一個宏偉的史前城址穿越時空，緩緩向我們走來。

1958年，考古人在襄汾陶寺村進行調查時，從大量散落于地面的灰陶片發現了這里可能存在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20年的多次復查探查求證，陶寺終于在1978年開啟發掘，這次發掘持續到1985年，以發現龍山文化時期最大的墓地，一舉轟動考古界。陶寺文化，由此正式確立。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一扁壺殘片，殘片斷茬涂朱，扁壺外壁上朱書兩字，早于甲骨文500余年。朱書文字將漢字的出現至少推進至4000多年前，被視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此外，最早的中國龍形象，即見于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蟠龍紋陶盤。

規模空前的城址、黃河中游地區最大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臺、中國最早的石磬、陶鼓、鼉鼓禮樂器組合、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近年來，隨著考古發現不斷豐富，學界對陶寺遺址及其所體現的中華文明根脈的認識也更加深刻。

陶寺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時空關鍵點，我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將其所在的文化區間視為“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他曾說，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它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社會的界碑石。

“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陶寺，已是實證5000多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和基石。

“最早中國”

在至少280萬平方米面積的遺址中，空前規模的城址、氣勢恢宏的宮墻、布局規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迄今為止最早的漢字、成組成套的禮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在何努的講述中，一個早期國家都城的盛大氣象躍然眼前。

“從目前的考古研究來看，陶寺是‘最早中國’。”何努說。

近些年來，隨著中華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國”之爭成為持續火熱的話題。種種考古跡象足以表明，陶寺在40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了早期國家的形態，邁入了文明社會，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初級文明階段的都邑性城址。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

“中國古代的‘中國’概念，不是民族國家范疇里的‘中國’，誕生于西周《何尊》銘文‘中國’之前。”何努向記者解釋，“中國”概念最初的誕生應包括“中”和“國”這兩個概念：“中”是地中的概念，“國”則是國家社會形態及其國都。

2003年，何努和同事們發現了一座古觀象臺，其位于陶寺古城遺址東南方向，有3個圈層半圓形的夯土結構。第三圈內的11座夯土柱由西向東呈扇狀輻射排列。古人透過柱與柱之間的縫隙觀測正東方向塔兒山日出的半切或下切，以此來確定當時的節令，為社會生產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務。這與《尚書·堯典》中“觀象授時”的記載恰好相符。

按照考古專家和天文學家的初步結論，該觀象臺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天象崇拜遺跡還要早近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在何努看來，在體現農本、民本的同時，觀象臺也是王權科學軟實力的一部分。

此外，陶寺都城遺址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圭表，組成了世界最早的天文測量儀器圭表系統，不僅可與陶寺觀象臺相輔相成地制定歷法，更重要的功能為通過測量夏至日晷影判定“地中”。陶寺圭尺第11刻度長度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四千年前晉南地區的地中標準刻度。這個地中刻度的存在，表明最初“中國”的概念的誕生——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有所變化，然而不變的基因是對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觀念認同。因此，判斷最早中國的標準，應當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觀念的出現。”

何努認為，以地中概念為核心的“中國”概念，被夏商周三代繼承與固化，并成為夏商周三代“統一多民族”王朝國家的“國家認同”，標志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核心主干，在中原地區最終形成，瓜瓞綿綿，不斷發展迭代，以致今日之中國。

考古學上的國家概念判斷的核心為都城，都城應有城墻、宮殿區（宮城）、大型宗教禮制建筑（天壇、觀象臺、地壇）、王陵區、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區，同時還應該有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國庫）和普通居民區這些指標。“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邦國時代。”他說。

“我們可以非常自信地認為，只有陶寺是有物證來證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國’。”何努說。

“開山之功，功不可沒”

“君處廟堂之高，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遠，一貧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倍，社會更趨繁盛。官營的手工作坊里，工匠們從事重要石器工業和制陶生產，最初的文字被用于國家管理，表現為官職的標志。”

“文明持續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墻、挖祖墳……”

考古學的作用更像是開啟關于人類過去的另一幅歷史畫卷，它同歷史文獻是相互輝映的，同時這幅畫卷也更加豐富和立體。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的人物對話。”在何努看來，這樣的快樂很少有人能夠體會。

據先秦文獻記載，當時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對此，人們往往以為出處不清，不足采信。何努通過陶寺遺址的圭表實驗推測，推斷該套地廣數據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遺址為中表的四表之間的實測直線距離。堯舜舉全國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這項天文大地測量，理想化的國家政治版圖正是由圭尺“中”來實現。

通過對時間與空間的精準管理來為王權與社會政治服務，成為陶寺邦國政治與制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陶寺邦國的時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經天緯地，標志著中國文明中政治與制度文明對時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歷代王朝繼承完善。”何努表示。

“陶寺文化對中國文明主脈的貢獻，在制度建設層面上集成創新的貢獻是巨大而深遠的，更加證明陶寺文化是中華文明主脈核心形成的起點，其各項制度的集成創新是關鍵。”幾十年來，通過分析都城制度、宮室制度、禮制建筑制度、府庫制度、住宅的等級制、喪葬制度、禮樂制度、銅禮器制度、天文歷法壟斷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度，何努得出結論，那就是陶寺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國歷代王朝的制度建設基礎，并形成了一些中國文明當中制度文明傳承的穩定基因。

“中華文明五千年，瓜瓞綿綿，其中制度文明基因的繼承與發展，至關重要，而陶寺文化制度文明繼承創新的開山之功，功不可沒！”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