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是靈動的哲學，哲學是活著的靈魂。孔夫子講“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學點哲學，一生受益，一路如歌。

哲學，馬克思稱“它是文明的活的靈魂”。

曾幾何時，“哲學”一度變成令人陌生和討厭的字眼。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人民的艱苦努力，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哲學才隨之得到解放，洗刷掉抹在身上的污穢，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來面目，以它不朽的生命和燦爛的光華，日益吸引著廣大青年。

但是，與其說哲學吸引青年，不如說青年們自己在尋找哲學。這里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長期動亂的陣痛中，必然孕育著、產生著思考的一代，奮起的一代，這是歷史的必然。

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我們由于繼承了共產主義事業的先驅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成果，并使之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并且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踐中繼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向前進，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當之無愧地在哲學上演奏第一提琴，奏出時代的華麗樂章。

如此說，并不是反對青年們去比較、鑒別、探索。既然我們的前輩正是靠他們自己的探索與思考而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這一代青年又何嘗不可以通過自己的探索和思考而得出同樣的結論？此番的皈依，比起幼時的聽信，來得堅定、深沉。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目標。但這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我們遭遇的風險挑戰接踵而至，浪急風高，有時甚至是驚濤駭浪，其復雜性嚴峻性前所未有。我們要謹防蹈入顛覆性陷阱，絕不能去犯顛覆性錯誤。我們現在是“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必須勇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我們需要更有戰略定力，以正確的戰略策略應變局、育新機、開新局，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我們也需要更有哲學頭腦，“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也同樣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每臨大事有靜氣，每遇風險靠定力，每逢迷霧講哲學。哲學的頭腦和眼光，善于以大歷史觀環顧世界。日前，從線上全國政協委員讀書群里，看到外媒報道：俄烏戰事陷入膠著狀態，俄外長拉夫羅夫敦促全世界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舞臺。在拉夫羅夫看來，一個人們必須作出抉擇的歷史階段已經到來。要么遵循西方強加的“基于規則的秩序”，其中只有一條規則：聽從華盛頓的命令，繼續屈從美國霸權，否則受到懲罰。要么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即聯合國基于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建設一個公平的新世界。的確，以往決定國際秩序的主要因素是大國主導，甚至是霸權；如今，基于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多極化格局的形成，國際關系范式正在走向基于“命運共同體”的新秩序。這種思想理念，以我們中國倡議的“共享的未來”為引領，要構建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新的和平與穩定。

在此，哲學的量變質變和否定之否定規律又顯現了。人類文明的交匯已走到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人類危機呼喚人本主義在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繼承和發揚。新時代對人本主義的呼喚，需要對傳統人本精神繼承吸收，發揚其積極成果又要革故鼎新。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近代人本主義多強調作為個體的自由與權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雖然催生了迅猛發展的經濟，也造就了極端膨脹的個人。面對第一次文藝復興遺留下來的膨脹了的個人，新的文明復興，要建造和諧的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它既鞏固第一次文藝復興人本主義積極成果，又要對其過分的運用有所克制。當西方文明以霸權的形式推行其價值觀的時候，我們需要新型的人與社會的關系；當傳統的工業文明發展導致生態危機的時候，我們需要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當西方文明過分強調物質、商業和市場利益的時候，我們需要新型的人與人的關系。這種新型關系的潮流，就是新文明復興；這種新型關系的旗幟，就是新人文主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促進新文明復興，建設新人文主義。“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民本為上、厚德載物，以仁為本、以和為貴，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天道”觀念，乃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源頭，由此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要在哲學上高舉起迎接新文明復興、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義的話語權，在哲學上演奏第一提琴，使冷戰戰略、冷戰思維徹底成為歷史，跨越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為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同時，也就為中華民族贏得和延長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機遇期。

（作者系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