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鄧偉志考入上海財經學院（現上海財大，后來和上海社科院等合并）時的留影。

我于1960年從上海社科院經濟系本科畢業，那個年代我們的座右銘是“一切聽從祖國召喚”。1960年3月下旬，我在畢業志愿表上寫了首打油詩，表達了自己“哪里需要哪里去”的心愿，后來，我被分配到上海社科院學習室工作。

1961年，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農委主任劉瑞龍、副主任楊谷帶領工作組來到江蘇省常熟縣白茆公社。我是工作組的一個成員，當時大學畢業不到一年，是標準的“三門干部”，缺乏實際工作經驗。

到白茆以后，我立即響應號召，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但我深感我的語言農民聽不進。我向劉瑞龍、楊谷方講述了心中的苦悶。他們說，“正好！白茆是山歌之鄉，你抽時間去采采風”。

在采風過程中，我深刻認識到，勞動者生活、戰斗在變革自然的最前沿，他們的語言最生動形象，最平易近人，最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幾十年來，白茆采風與白茆山歌一直印在我腦海中，督促我轉文風，鞭策我走基層。

圖為鄧偉志在白茆采訪白茆山歌歌手

我一直對民族調查有著濃厚興趣。1976年我與徐永慶、朱長超考察古人類遺址。先到廣西，再到貴州，最后去云南。云南當時的省立博物館少數民族資料還不夠豐富，與博物館溝通后，我們決心到中越邊境的云南金平縣苦聰人村落調查。

到苦聰人聚居地非常艱難。先坐小火車，再轉汽車。到了金平縣，只能騎馬了。騎馬對我不難，但沒想到在十萬大山只能走馬，不能跑馬。盡管小心翼翼，仍然有次馬失前蹄，我摔下來，滾下懸崖。幸運的是，我被一棵樹攔住，保住性命。在從懸崖下抓住野草和荊棘往上爬的過程中，雙手滿是鮮血。再往前走，必須披荊斬棘，但馬怕疼不肯走，我們只好步行。

下要防荊棘下的毒蛇，上要防趴在荊棘上的螞蟥。我們一行三人和向導都是男性，每走一會兒，就把衣服脫掉，彼此查看身上有無螞蟥。有的話，就一掌拍落。走出雨林區，要爬紅軍長征時過的那種鐵索橋，橋下是滔滔洪水和萬丈懸崖。過了鐵索橋，要徒步趟激流，然后爬陡坡，再要走110里的山路。

通過這次艱難的調查，我對苦聰人的生產方式、發展狀況、民族意識有了直觀認識，對我國的民族政策、民族問題有了深層次的思考，并呈報相關機構和領導。

剛參加工作時，楊永直、李培南、龐季云等都教育我多讀書，多調研，多練筆。這“三多”深深刻在我的腦海里，成了我終生的座在銘。多年來，我牢記導師“要沉到底調查”的教導，喜歡往下面跑。“沉到底調查”給我的最大啟發是：老百姓嘴里沒套話，笑聲、哭聲、叫喊聲，我聲聲入耳，傾聽人民之聲是理論工作者的使命。泥土是生產社會學理論的沃土。文章要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這些年來，我出了30來本著作（含合著），寫了一兩千多萬字，出版了25卷本《鄧偉志全集》。我雖崇敬、信奉李大釗的“妙手著文章”，但是我沒有本事完全做到，我是“禿筆寫文章”。

如今我年已八十有五。我牢記一位勞模的話：“小車不倒只管推”，我將繼續對科學不斷求證，繼續對真理不懈追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自己全部力量。

口述 鄧偉志

整理 畢偉

約稿人：賈元昌

鄧偉志  簡介：鄧偉志（1938～），安徽蕭縣人。民進第七屆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民進中央副主席，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