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1990年，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次年，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

△1980年-1985年，閻峰（左二）就讀于清華大學。

1980年，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閻峰考入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后讀研究生，閻峰拿著環境工程專業文憑轉而學起了經濟。

“當時我有種特別強烈的預感，那就是證券行業會成為改革開放后各行業的焦點和核心，深圳經濟特區將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在這一認知下，走出象牙塔的閻峰毅然決定南下深圳，加入彼時內地最具影響力的證券公司——君安證券，開始從事證券投資。

冥冥之中或許早有安排，君安證券日后成了他與香港結緣的紐帶。

跨出那道門之后，

1993年，內地投行業務如火如荼，雄心勃勃的君安證券將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場，在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閻峰也自此跨出了那道門，成為最早一批深港跨境工作的職場人。

“給我比較大的感受：第一是語言有隔閡。那時的香港人聽不懂普通話；第二是文化與生活習慣有隔閡。香港雖然地方小，但百姓日子過得很精致，我們這些人初來乍到，身上又沒什么錢，日子過得既粗放又緊巴，記得那時我幾乎都是吃大排檔和茶餐廳，除非當地朋友請客，否則很少開葷。”由于隔閡感常伴左右，閻峰感到那會兒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比較累心。

這種局面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才有了明顯改善。

1999年，君安與國泰合并后，開始重視資源整合與精細化管理。但由于公司在海外發展初期機構擴張過快、投資戰線過長，導致海外業務經營不善甚至出現了近乎資不抵債的風險。

緊要關頭，閻峰受命接管國泰君安香港公司。

其實，在要不要接受委任這件事上，閻峰說他當時最大的顧慮并非自身在香港工作生活是否習慣，而是集中在香港回歸祖國后在亞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場上的獨特定位上——一方面，1997年回歸后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對接國際資本進入內地市場中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香港的金融產業也會越來越大，這是一個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另一方面，去香港就必須面對國際市場監管法律法規的考驗，需要隨時迎接慘烈的市場競爭挑戰。

最終，帶著看好中資券商在港發展前景和永不滿足的信念，閻峰堅定赴港。接管香港公司后，他果斷清理、整合了原國泰證券和原君安證券在海外的大大小小100多家公司，設立了國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10年7月，經過中國證監會、香港證監會和香港聯交所批準，國泰君安國際控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融資額達17億多港元，成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中資券商。2011年3月，公司股票成功入選恒生綜合指數金融成分股，開創中資券商先河。國泰君安國際由一個總投資額僅為3198萬港元、多年經營幾乎陷于停頓的證券公司，逐漸發展為年利潤超過10億港元、市值超過150億港元的頭部中資券商。

△2012年，時任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閻峰于協會成立五周年晚宴致辭。

2007年，閻峰與同仁一道，在香港中資企業協會證券行業委員會的基礎上，創辦了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2015年起，閻峰任永遠名譽會長。此外，他還在2012年、2017年、2022年三屆香港特首選舉中，被推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委員。

“在香港工作生活近29年，有意無意間，我成了香港回歸、繁榮發展的見證者和親歷者。這份獨特的經歷，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于我而言勝似故鄉，對于這片給予我養分和動力的土地，我有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感情。”若非情深，慣于理性思維的經濟學家閻峰很難說出這番話。

原本陌生的境內外市場，

在你來我往中“拆掉了門”

“我們欣喜地看到，回歸25年來，香港和內地在政治、經濟、社會、貿易、技術、體育、文化方面的融合不斷加深、提升，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更是在不斷上升。”用閻峰的話說，《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當屬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一個重要標志。

貨物貿易方面，對原產地在香港的進口產品已經實行零關稅。服務貿易方面，目前有超過2000家香港企業按照CEPA的優惠條件申請進入內地投資。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20年底，港商對內地累計實際投資額為13013億美元，占內地累計引進外資總額的53.3%；內地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達14385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的56%。

“回歸25年來，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融資。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有1368家，總市值約為4.3萬億美元，占市場總值的79%。目前，港交所50%以上的上市公司為內地背景上市企業，內地在港上市企業市價總值占港股整體市值比例約為80%，成交額占比接近90%。”談及這些數據，閻峰如數家珍。

根據最近公布的國際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香港位列世界第三，亞洲第一。香港交易所數據顯示，1996年底港股市場總市值為3.2萬億港元，2021年底香港股票市場的總市值為40.1萬億港元，增幅高達1153.1%。

兩地積極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先后推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境內投資企業（QDIE）、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基金互認等資本市場開放措施，資本項下跨境投融資規模不斷擴大。2021年10月，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正式啟動，讓包括香港、澳門和廣東省內九市居民可跨境投資粵港澳大灣區內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香港還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據閻峰介紹，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力支持和幫助香港開展個人人民幣業務、發行人民幣債券、開展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理財通等，讓香港成為國際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重要平臺、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資料，2021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約占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額的76%。

珍惜“后盾”賦予的強大支撐力，

“作為香港25年回歸之路的親歷者，我目睹了‘一國兩制’歷經考驗、豐富發展、日漸完善，直擊了25年來國家對香港在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給予的巨大支持，使得香港平安度過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等重大金融危機，妥善應對2003年非典疫情、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成功戰勝了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2019年處理修例風波、2020年推動香港國安法實施、2021年完成選舉制度改革等重大施政困難和挑戰，保障了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金融活力、法治高效、民主自由、民生安寧。”就社會發展而言，閻峰分享了他的幾點體會。

第一，“一國兩制”賦予了香港強大活力。

回歸25年來，“一國兩制”賦予了香港巨大紅利。在國家多項政策的支持下，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社會、民生等多個領域進一步融合，香港作為經濟內循環和外循環的結合點，境內外資金、商品、人才、信息、技術流動的重要橋梁，跨境往來的門戶，境內企業和資金走出去的橋頭堡，境外企業和資金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地位日趨重要，競爭力不斷提升。

“風雨之后見彩虹。今天的香港，以愛國者治港原則對‘港人治港’做出了更全面準確的詮釋，確保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賦予了香港強大生命力。”閻峰這樣說。

第二，國家后盾賦予香港強大經濟韌性。

回歸25年來，香港經歷了多重沖擊和挑戰。正是國家的堅強后盾和全面支持，使得香港經濟展現出超強的韌性，完成了從航運、貿易主導型經濟向貿易、金融、法律、財務、咨詢、科技等高產值服務業主導產業布局的轉型升級，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香港特區統計處數字顯示，1997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為1.37萬億港元，2021年香港本地名義生產總值為2.86萬億港元;人均生產總值從回歸前的19.20萬港元，提升至2021年的38.71萬港元，翻了一番。

第三，跨境門戶角色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回歸25年來，國家給予香港的優惠政策賦予了其跨境門戶的特殊角色，有力鞏固和提升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回歸后的香港與內地金融的互聯互通愈加緊密，而隨著國家經濟穩定增長及全面對外開放，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儲蓄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日益提升，而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角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變得更加鞏固。

第四，改善民生，民眾安居樂業。

香港回歸25年來的社會建設成果，通過梳理民生工程更具說服力。

首先是住有所居。在房價高居全球第一、寸土寸金的香港，超過半數常住人口享受政府優惠政策，居住在政府主導興建的公營租住房屋和資助自置居所房屋。

其次是老有所養。特區政府在回歸后立法規定最低時薪、月薪工資水平，保障低收入勞工免受無良雇主剝削；實施由勞資雙方供款的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當前，強積金制度已經覆蓋了77%的市民。

第三是病有所醫。公立醫院的原則是優先為急需的市民服務，主要以收治大病、重病、急病為主;公營醫療開支主要是靠政府資助，95%是來自稅收，其余的5%是來自對個人的服務收費。

第四是行有所乘。回歸以來，香港基建取得巨大成就，舉世矚目的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相繼建成，拉近了香港與內地的距離，拓寬香港居民生活空間。今天的香港，港鐵四通八達，巴士、電車、的士、輪渡為市民提供了極為便利的出行選擇。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的內在需求和快速發展永遠是香港發展的最大紅利。”閻峰堅定認為，只要我們堅定地堅持、發展、珍惜、擁抱“一國兩制”，香港就一定有一個更加穩定、繁榮、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