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總書記黃琪翔同國共兩黨負責人在南京上海路黃宅庭院合影。右起：朱德、周恩來、黃琪翔、郭秀儀、葉劍英、張群

鄧演達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與改革的輝煌成就。在這百年間，農工黨也在挽救國家危亡、追求民族獨立的民主革命道路上不斷求索，最終選擇堅定不移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共同參與、共同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光輝歷程。

農工黨由一大批與共產黨人同樣有著革命理想的志士仁人創建

縱觀中共百年奮斗歷程，從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誕生起，中國共產黨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盡管經歷過艱難曲折，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從來沒有動搖過。中共一大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明確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中共二大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曲折而不畏艱險，屢受考驗而不改初衷，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在貧弱中奮起、由苦難而輝煌的命運轉折，靠的就是堅定的理想信仰和百折不撓的革命信念。農工黨的創立及其政治綱領與中國共產黨是殊途同歸的。農工黨同樣是由一批充滿革命理想的愛國者，為探索復興中國道路而建立的革命政黨。參與籌建農工黨的同志，主要是大革命失敗后從武漢出走以及南昌起義失敗后脫離原組織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共產黨人士和愛國知識分子等一批仁人志士，他們憑著革命理想和熱情，以及對理想信念的忠貞而聚集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大革命失敗后，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失去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紛紛云集上海。彼時，鄧演達等人的《莫斯科宣言》已傳到國內，這使他們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譚平山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威望和影響，將上述各方面的人士召集起來，于1928年3月主持召開了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會議選舉出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鄧演達為總負責人，在鄧未回國前，由譚平山代理。“中華革命黨”是農工黨的早期組織，成立目的是繼承和發揚孫中山努力復興中國革命的精神，主張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平民政權。鄧演達在歐亞各國經過對中國革命的理論探索和實地考察之后，于1930年秘密回到上海。1930年8月，鄧演達在上海法租界主持召開全國干部會議，與黃琪翔、彭澤民、季方等一起將“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通過的政治綱領《我們的政治主張》，貫徹了鄧演達“平民革命”思想。鄧演達指出：“要把千余年來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國主義與買辦豪紳的聯合統治推翻，建設新的、平民的中國，即解放中國民族，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綱領的核心內容是“解放中國民族，建立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充滿偉大理想的政治綱領，也是農工黨成立的初衷。顯然，在農工黨先輩看來，“中共采取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與本黨歷來主張的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權則完全相同。將來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一致的”。在民主革命時期，農工黨雖然隨著形勢與任務的變化曾幾度易名，但都是以這個綱領作為基本行動準則。

農工黨走了一條同共產黨聯合、合作到接受領導的道路

縱觀中共百年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統一戰線工作擺在重要位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把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團結起來，并使他們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農工黨一直在向中國共產黨靠攏。1930年，農工黨成立之初，鄧演達就曾經主動地尋求同中國共產黨建立“反蔣的聯合戰線”，但當時這種“聯合戰線”是以農工黨為主，以奪取國民黨中央領導權、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為奮斗目標，只是把中國共產黨作為聯合的對象，沒有認識到它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和作用。而且在當時，中共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列為革命對象，而鄧演達被認為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因而聯合被拒絕。當時鄧演達感慨地說：“看來共產黨在左傾機會主義占上風的時候，聯合陣線是不可能實現的，將來毛澤東一派當了權，我們是可以合作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身上。

多次的失敗和挫折，促使農工黨的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斷總結經驗。最終，農工黨負責人在重大的根本問題上取得了共識，中國的情況很復雜，唯有共產黨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動。“現在從斗爭的實際情況來看，共產黨是斗爭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須與紅軍取得聯系，必須同共產黨合作。”

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農工黨在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提出了“同共產黨合作”，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幫助和指導下，“政治上同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斗爭中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邊”。“二干會議”標志著農工黨的歷史轉折，農工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走上了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新里程。

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農工黨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會議再次明確提出以社會主義為農工黨的奮斗目標和加強與中共的全面合作，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會議決議再次強調：農工黨的政治路線自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以來，在共產黨的指導下同共產黨密切合作是正確的，今后要繼續跟著中國共產黨，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1948年5月5日，農工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聯合向國內外發出通電，一致響應“五一口號”。6月16日，農工黨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又單獨發表了《中國農工民主黨對時局宣言》，表示完全贊同中共的主張。1949年1月，農工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莊嚴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革命進行到底。從此，農工黨與其他各民主黨派一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和新中國的籌建工作。

農工黨人與共產黨人親密合作、并肩戰斗，追求真理、敢于犧牲

縱觀中共百年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頑強拼搏、不懈奮斗，以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格力量、堅強黨性，鑄就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壯闊、最奇美的史詩。農工黨人同樣前赴后繼、慷慨赴死，為了新中國，鄧演達等許多農工黨人壯烈犧牲，其犧牲精神早已融入農工黨人的精神基因。農工黨的歷史，是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并肩戰斗的歷史。鄧演達特別重視農民運動，他曾同毛澤東同志等人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這期間，鄧演達與毛澤東在土地、農民問題上的想法很接近，可謂志同道合。后來毛澤東回憶說：“大革命時期搞農民運動，陳獨秀、彭述之不與我合作，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周恩來也說過：“當他（鄧演達）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不僅農工黨領導人與共產黨人關系密切，而且農工黨的發展也始終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幫助。1945年1月，周恩來在重慶宴請農工黨的同志時說：“鄧擇生（即鄧演達）先生和我們是老朋友，今后我們要繼續同第三黨做朋友，加強聯系，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 到抗日戰爭后期，農工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已經非常密切，不僅互通情況，而且農工黨做的每一件大事都主動向中共通報，征求中共的意見，請中共同志給予指導幫助。顯然，農工黨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關系，是患難與共、風雨同舟的戰友。

毛澤東曾盛贊鄧演達“以身殉志，不亦偉乎！”周恩來曾說過，“農工民主黨不同于中共以外別的黨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傳統基礎的黨”“正如毛主席說的，多少同志倒下去了，留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繼續斗爭。農工黨也是一樣，鄧先生倒下去了，幾個人撐下來。這就是不懼不屈的革命傳統，農工黨如果沒有這種精神，也許早就不存在了，更不要說參加今天的勝利的革命行列。”朱德為鄧演達殉難十周年的題詞是：“擇生（鄧演達字）先生在大革命時期艱苦奮斗并最后為反對蔣介石集團而英勇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懷念的。”此外，許多農工黨黨員在戰爭年代的白色恐怖之中，與中國共產黨并肩戰斗，一同經受嚴峻的考驗，信念堅定不移，精神堅貞不渝。有不少農工黨黨員同共產黨人的鮮血流在了一起，為中國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顯然，農工黨人與共產黨人一樣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敢于犧牲。

百年風雨、百年輝煌。在中共百年非凡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矢志不渝、賡續奮斗，戰勝了千難萬險，付出了巨大犧牲，取得了驚世的成就，用實際行動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農工黨而言，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農工黨經過血與火的洗禮自覺自愿作出的歷史選擇，是農工黨人堅貞不渝的政治信念，是農工黨最可貴的財富，永遠激勵著農工黨人不斷前進。

（吳肖明，作者單位：農工黨寧波市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