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5日，是周總理誕辰120周年，緬懷周總理對農工黨成長的關懷和幫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抗戰時期，農工黨的前輩們逐漸認識到“共產黨是革命的主力”，并于1938年2月、1941年1月分別在武漢、重慶同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正式會談，表示加強合作、共赴國難。由此，成為農工黨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之一，農工黨也更加堅定地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

1938年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與黃琪翔在武漢合影

一

1931年11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 動委員會（農工黨前身，簡稱臨委會）總干事鄧演達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臨委會受到了沉重打擊。此后，黃琪翔主持黨務，局面漸次穩定，并逐步恢復活動。臨委會發動成員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支持“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戰，策動第十九路軍發起“福建事變”抗日反蔣，并提出了“聯共”的主張等，但這些抗爭都失敗了，臨委會的工作嚴重受挫。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臨委會領導人在重大根本問題上逐漸形成共識，正如黃琪翔所說：“現在從斗爭的實際情況來看，共產黨是斗爭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須與紅軍取得聯系，必須同共產黨合作。”1935年11月10日，臨委會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在香港九龍大埔道召開，會議適應抗日形勢需要，決定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簡稱解委會），推選黃琪翔為總書記，通過了《臨時行動綱領》，并發表了《告同志書》，響應中共《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各黨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國難的號召，積極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這次會議的召開，是解委會走上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富有生機活力的新里程的開始。

從此，解委會與中共的聯系密切起來。1937年夏，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期間，解委會領導人黃琪翔同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時有來往，他完全贊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救亡主張，并利用自身條件，為推動和促成國共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1937年6月，解委會領導人彭澤湘訪問延安，其間連續多天同毛澤東主席懇談。6月12日，毛主席在致王世英電文中說：“已與彭澤湘在延安談好我們同第三黨合作問題，他已同意我們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黨同我們合作。”這些活動，為解委會同中共進一步合作創造了條件。

二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武漢成為 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不僅以蔣介石為首的大部分國民黨軍政要員和重要黨政軍機構陸續轉移到武漢，中共中央也派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等組成代表團抵達武漢，并于12月23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各省和長江流域的抗日運動。1938年1月，解委會領導人章伯鈞、彭澤湘、丘哲等也來到武漢，中央機關設在漢口漢中里62號。次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陳誠擔任部長，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和解委會負責人黃琪翔擔任政治部副部長。

解委會遷到武漢后，即與中共中央代表團取得聯系、增進友誼，并在實際斗爭中協調行動、互相呼應。我們從《董必武年譜》中也可以印證，書中提到“（1938年）2月，接待章伯鈞來訪”。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抗日運動蓬勃發展，武裝了廣大民眾抗日頭腦，及時解釋遇到的種種問題，從思想上把中國人民團結起來。而國民黨內的頑固派、投降派卻多方壓制群眾的抗日活動和抗日熱情，散布“速勝論”“亡國論”等謬論。這些都使解委會受到深刻教育，逐漸認識到“政治上沒有什么絕對的中立，總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們是代表工農平民的政黨，應當偏向共產黨。”

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外為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為長江中央局）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鞏固與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自然也包括團結國統區的各進步黨派。2月，解委會以章伯鈞、彭澤湘為代表，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王明等在漢口舉行會談。會談中，雙方回顧了過去的兩黨關系，一致表示今后須加強合作，共赴國難。周恩來還對章伯鈞等指出，你們的“土地革命”的主張，在抗戰時期可以不提，我們是實行“減租減息”的。章伯鈞等表示感謝和接受。會談中，最令章伯鈞等受到啟發和鼓舞的，是明確了中共“全面抗戰”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抗戰方針，深感參加這次偉大的抗日戰爭“心中有底了！”

這次會談意義非常深遠，使解委會深受教育和鼓舞，明確了政治方向，堅定了政治立場，為今后進一步向中國共產黨靠攏打下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礎。會后，解委會立即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干部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主張》《抗戰時期人民自衛武裝組織條例》兩個文件，核心內容是要實行全民的全面抗戰，堅持長期的持久抗戰。這樣，解委會用綱領的形式，把中共的抗戰路線和方針接受下來，作為全黨的精神支柱和行動指針，在政治上加強了同中共合作的基礎。

三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后，抗日戰 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隨后，國民黨工作重點從對外轉向對內，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設立“防共委員會”，并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到處制造摩擦，制造慘案。其中，尤以1941年1月發動的“皖南事變”為甚，政治局勢嚴重惡化。

曾家巖50號——周公館

在大是大非面前，解委會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確立場。為揭露蔣介石破壞抗戰，1月11日，解委會領導人章伯鈞為祝賀《新華日報》三周年紀念在該報發表的《新春感言》說，國民黨必須改變反共分裂、排斥異己的政策，“務求舉國黨派之真誠合作，始能驅敵寇于國門之外”。解委會領導人彭澤民和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于1月12日在香港聯合發出《為皖南事變致蔣介石書》，強烈要求蔣介石：“慎守總理遺訓，力行我黨國策，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勢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同時，在港的另一解委會領導人丘哲，聯合其他愛國人士400余人，聯名向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發出通電，要求制止內戰。

在反對國民黨反共高潮的斗爭中，解委會始終堅持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堅定立場和積極態度。1941年1月中旬，章伯鈞、丘哲代表解委會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舉行正式會談，地點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曾家巖50號周公館。會談中，章伯鈞等向周恩來等表示了進一步加強合作的誠意，并請求中國共產黨對解委會的綱領、組織和宣傳，以及經濟上給予切實的援助，周恩來等對此表示“極端贊同，并愿予以種種協助”。從此，農工黨更加密切了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

關于這次會談，《周恩來年譜》提到：“1月24日，（周恩來）和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報告皖南事變后各民主黨派的動向，說他們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痛感有加強團結的必要。章伯鈞、左舜生等擬發起成立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和國民黨左派，與我黨合作共同進行民主和反內戰運動。他們已與我們交換意見，我等深表贊同。”在提到解委會時，《周恩來年譜》這樣描述：“第三黨近因當局之壓迫，日漸左傾，提出聯蘇聯共為中心，主張與我黨更密切合作，還派出章伯鈞等同我們談判，表示合作誠意，盼我們給予切實援助，我們已表示贊同。”3月22日，中共中央的《政治情報》對解委會作了極高的評價，說“第三黨與我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們的。”

此后，解委會更加認定“共產黨是抗戰與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遇事總是站在共產黨一邊，在組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上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同共產黨密切配合、互相呼應。而解委會中央機關所在地——重慶李子壩半山新村3號，則成為中共和各進步黨派負責人以及民主人士的聚會之所，周恩來間或來這里商量要事，邢西萍（徐冰）則是常客，周谷城等著名學者教授也常來做客。

位于原半山新村3號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機關舊址陳列館

今天，農工黨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的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和捍衛者，我們為農工黨老一輩作出堅定同共產黨站在一邊的歷史性抉擇而自豪，我們也更加深切緬懷周總理對農工黨的關懷和幫助。在新時代，我們將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為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立新功。

（作者：常云岐 農工黨中央宣傳部綜合處副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