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由各方面鄭重協商產生，代表各界群眾參與國是、履行職責。委員在履職過程中離不開“協商話語表達”?！皡f商話語表達”就是話語權，也是一種政治權利。用好話語權，不僅重要，更是必要。如何進行“協商話語表達”，應該是每一個政協委員要認真思考與實踐提升的問題。

政協委員的協商話語是“政治言說”

亞里士多德曾將人定位為“能言說的存在”，認為言說代表了人的政治生活，并成為人的構成條件。政治學者阿倫特也看到，在城邦活動中，言說與行動成為社會治理中兩種相互獨立而又同等重要的活動。人們影響政策過程的主要形式就是言說和行動。在政治學者哈貝馬斯看來，民主意志的形成過程不僅取決于多元主體在立法環節的博弈過程，更取決于社會公眾通過在公共領域的自由商談與溝通互動而達成“對情境的共同界定”。

在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協商民主”同“選舉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設計的獨特優勢。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在協商中促進廣泛團結、推進多黨合作、實踐人民民主，既秉承歷史傳統，又反映時代特征，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點和優勢。

所以，政協委員協商話語表達是一種“政治言說”，是對國是與民生的意見建議，體現并服務于人民政協的“團結與民主”兩大主題和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這一履職工作的中心環節。

所以，政協協商話語表達，不在于“說了算”，而在于“說得好”“說得準”。在黨政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政協委員的協商話語表達，應該是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做好思想政治引領；應該是把委員的專業意見轉化為政策選項，廣集良策促進決策優化；應該是反映訴求、匯聚民智、凝聚共識，推動決策民主實施科學實施。

協商話語內容要“求同存異、理性包容”

政協委員通常是各行各業的行家里手，但是，在政協平臺上協商表達與各自所在行業的學術交流、工作匯報、業務談判不一樣，其重心所在是“協商”二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我國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边@個“根”與“源”，既來自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實踐，也來自中華文明孕育的協商文化?！吨芤住肥侵袊幕闹匾搭^之一，《周易》中的“兌卦”體現出的協商問題的思考對我們有著重要啟示。王夫之在《周易內傳》中提出，“兌”既為欣悅之“悅”，又為“言說”之“說”，且二者“義固相通”?！皟敦浴钡南筠o是“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辭用“朋友講習”作為“兌”的核心意象，并引申出平等對話、理性交流為其主要內涵，可謂獨具匠心，表達的意思就是通過平等真誠對話達成“順乎天”的共識。彖辭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以先民”“說以犯難”，這是一種面向民眾的溝通，旨在通過“應乎人”的溝通進行有效的社會與民眾的動員。所以，“兌卦”描述的協商，是要“順乎天”“應乎人”，是一種較為全面的協商觀念。

古人所謂“順乎天”“應乎人”，就是今日協商所追求的基本的要素：不同界別，平等表達，溝通商量，尋求共識，最終在重大問題上取得行動上的協調或一致。我們今天追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求同存異、理性包容，切實提高協商質量和效率”。在人民政協，不同階層、不同黨派、不同民族、不同界別等等的各自利益和思想觀念存在差異，觀點角度、話語聲音自然也就有不同，這是一種客觀存在，因此，就要承認和尊重不同界別之間的差異。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加強思想引領，廣泛凝聚共識，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在尊重多樣性中尋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所以，政協委員的“協商話語表達”，應該更多地用善意的、建設性的語言和文字，提出自己的意見、建議或批評，以有效地幫助政策的實施與問題的解決為最終目的。不僅要對國家建設發展、改革開放提出意見和建議，也要通過協商，聚同化異、凝聚共識，要“做到各抒己見而又樂于互動，謀有差異而又善于求同，使建言資政更有用、凝聚共識更有效”。

協商話語表達要有“說服力、感染力和影響力”

政協委員在協商過程中“有話想說”“有話敢說”，還要“有話會說”，使協商意見具有說服力、感染力和影響力。

精準選題，找到話語表達的切入點，對于協商話語表達很重要。對于政協委員來說，每一次表達發言都是一次“政治言說”，機會難得。民盟中央就提倡“不調研不發言”。所以，協商話語表達重要的工作前提就是扎扎實實地進行調查研究。要極力避免由于沒有深入調研掌握第一手材料，一時“失語”，浪費了協商話語表達的機會。同時，也要避免出現泛泛而談、沒有實際意義的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建言建在需要時，議政議在點子上，監督監在關鍵處”。費孝通講到參政議政，說要“找準定位，尊重實際；發揮優勢，拾遺補缺”。要善于選擇一時尚未引起黨委政府注意的，或冷點、盲點問題，勇于選擇那些值得“刨根問底”、事關全局的問題開展調研，敢于選擇影響大局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和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問題作為自己的選題。

建言立論，對策建議要有前瞻性、可操作性。政協委員的專業水平決定了協商中的探討，應該是深入的、前沿的，協商所形成的共識是具有前瞻性的。成思危在談到參政議政時說：我們要做的是支持政府的決策和行政。但是“我們不是空喊支持，我們的作為主要是四個方面：探討理論基礎；評介國外經驗；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實施難點?！痹趨⒄h政中，他堅持六個“可行性”：技術上是可能的，經濟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許的，操作上是可以執行的，進度上是可以實現的，政治上是可以被有關各方接受的。所以，提出建議既要有前瞻性，更要注重當前急需解決問題的對策；既要有高度、有較強的原則性，更要注重建議措施的可操作性。

口頭發言，無論大小會議，都要注意能引發共鳴、激發認同、強化記憶。即席發言環節，要有較強的辨識度，開門見山講真話，口語化表達很重要，互動氣氛熱烈，不論是發言內容還是委員風采，都可以讓人印象深刻。當然，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理，還要“言之有度”。就是要把握建言獻策的尺度，所謂“定位不錯位，到位不越位，諍言不失言，幫忙不添亂”。許多老一代的民主黨派成員、政協委員在多年的參政議政實踐中，以掌握分寸、恰到好處、有的放矢、不放空炮的話語表達方式，體現了政治上的成熟和智慧，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和合、溫良的文化傳統，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弘揚。

（作者系福建省政協副秘書長，民盟福建省委會專職副主委）

《 人民政協報 》 （ 2022年02月09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