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1918-1977）是一位命運頗為坎坷的現代詩人。他早年就讀于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大外文系，受到著名文學理論家燕卜遜（William Empson）、詩人聞一多和馮至等人的影響，寫出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詩》等作品。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穆旦參加中國抗日遠征軍赴緬甸作戰，在胡康河谷與印度東北的熱帶雨林中九死一生，后來撤退到了印度。抗戰結束后，他曾在沈陽擔任《新報》主編，這份報紙因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很快被取締。

1949年，穆旦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學習英語文學以及俄語文學，回國后曾擔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晚年的穆旦以翻譯英語、俄語詩歌為主，詩歌創作變成了“潛在寫作”，作品在去世之后才為讀者所見。和新詩史上不少詩人一樣，穆旦也是一位在逝世后才被“重新發現”并進入文學史的作家。穆旦詩歌的海外譯介情況也與此類似：雖然上世紀40年代即已開始，卻在上世紀80年代后才真正得到廣泛傳播與接受。

走向世界的最初嘗試

穆旦詩歌在海外的譯介與傳播最初是由他的一些詩友以及他本人推動的。1946年，穆旦的同學、英國文學研究專家王佐良在倫敦《生活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雜志上發表一篇英文文章《一個中國詩人》，介紹當時還是青年的穆旦，這是海外第一篇專門介紹穆旦的文章，與國內對穆旦的評介幾乎同時。王佐良這篇文章雖然看似略微偏頗，卻不乏洞見，他在文中提出了“穆旦之謎”的說法，認為他一方面最善于表達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特定心情，另一方面他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不過，王佐良想表達的并不是穆旦照搬了英國詩人的詩風，而是他的創新性：“最好的英國詩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沒有模仿，而且從來不借別人的聲音唱歌。”王佐良更為強調的是穆旦身上那種“受難”的品質，這種品質在“中國式極為平衡的氣候里”是相當罕見的，穆旦的優點在于“以他孩子似的好奇”“去爬靈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這些觀點對于后來的海外研究者也頗有影響。

1949年至上世紀50年代初，穆旦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學習英語文學以及俄語文學，同時也嘗試進入英語文壇。他將自己的一些詩作翻譯成英文，其中有兩首被收入到1952年出版的《世界詩歌金庫》（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at Poets of other Languages）中，分別是《饑餓的中國》（選一）、《詩八首》（選一），這本書收錄的中國現代詩人還有聞一多（3首）、馮至（3首）、李廣田（1首）、卞之琳（2首）、何其芳（1首），穆旦是其中最年輕的詩人，可見編者對其作品的認可。

從詩名不彰到聞名歐美

上世紀50年代中到70年代，海外很少出現關于穆旦的翻譯與介紹。比如1963年在美國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詩選》（許芥昱編譯），雖然廣泛選入了“五四”以來的44位詩人的作品，其中包括鄭敏、杜運燮等穆旦同代人的作品，卻未選入穆旦作品。可見其時穆旦詩名不彰。

與新詩史上的多位詩人一樣，穆旦也是在逝世后才得到廣泛承認，尤其是1981年《九葉集》出版后，這位詩人才作為“九葉詩人”的代表重新進入文學史視野。在這個過程中，海外詩人、學者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在加州大學任教的葉維廉和他指導的博士生梁秉鈞，兩者都是詩人型學者。

梁秉鈞1984年完成的英文博士論文《反抗的美學：1936－1949年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研究》可以說是海內外第一本較為全面地研究“九葉詩人”的博士論文，甚至要早于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專著。其中關于穆旦的一節《穆旦與現代的“我”》譯為中文后很快在漢語世界流傳，對穆旦在海內外的認知與接受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梁秉鈞注意到穆旦詩歌的一個重要的特色，即對“自我”的書寫，進而認為，穆旦詩歌那種自我的不完整性與自我反觀的書寫讓他與郭沫若或徐志摩詩的“我”區別開來：“穆旦的詩正是這種發展至內省階段的現代主義作品，不再是一種自我的爆發或謳歌，而是強調自我的破碎和轉變，顯示內察的探索。”因此，穆旦也就與“五四”以來流行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抒情路線明顯區別開來，獨具一格。可以說，梁秉鈞的觀點影響了海內外相當多詩人、學者對于穆旦的認知，穆旦的“自我”書寫成為了討論的熱點。

葉維廉則廣泛收集、翻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詩人的作品，結成一集在1992年出版，即《防空洞里的抒情詩：1930-1950年的中國新詩》（美國加蘭出版社出版），選錄的主要是包括“九葉詩人”在內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詩歌，其中穆旦詩作7首，是數量較多的一位。耐人尋味的是此書的書名“防空洞里的抒情詩”，它不僅暗示著“抒情”與戰爭的反諷性關系，也在強調，在當時嚴酷的戰爭環境下，依然有不少中國詩人寫出了真正“現代”的新詩。這個書名取自穆旦的同名詩作，可見葉維廉對穆旦詩歌價值的推崇。書中稱穆旦是“九葉派”中最強有力的詩人之一，認為穆旦的詩既有重量，又有活力，其重量體現于詩歌的深度、視野以及密度之中，比如其充滿哲理的探尋與質問，跳躍的想象；而穆旦詩歌同樣也富于“熱血的活力”，詩中充滿能量的意象與聲音的流動，有多重言外之意。可以說，葉維廉和梁秉鈞這兩位詩人學者、翻譯家把穆旦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1992年，美國著名新詩研究者奚密（Michelle Yeh）也出版了其編譯的《現代中國詩選》（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收錄較為全面的英譯漢語新詩選，其中收錄了5首穆旦作品，并在導言中重點討論了穆旦的詩作《自己》。

上世紀90年代后，穆旦作品在英語世界中得到較為廣泛的譯介與接受，出現在多種新詩選集或中國文學選本中。據王天紅《穆旦詩歌英譯述評（1946-2016）》中的統計，穆旦有78首作品被譯為英文，超過其詩作總數的一半，其中不少作品還被多位譯者翻譯。可見，穆旦已廣泛地進入英語世界讀者的視野。

由筆者與奚密教授及美國MANOA雜志主編Frank Stewart三人共同編譯的《新編百年新詩選》（New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即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是對奚密之前編選的《現代中國詩選》的一次全面擴充，共選入了百年來84位詩人的300余首作品，有20余位譯者參與到翻譯工作中，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全面的英譯新詩選本。其中選入穆旦詩作6首，穆旦是入選作品最多的詩人之一，這代表了編輯團隊對穆旦詩歌杰出成就的認可。

永存中國現代詩歌史

穆旦詩作在英語外，還被翻譯成日語、德語等其他語種，在全世界傳播。比如日本漢學家、九州大學教授秋吉久紀夫就曾翻譯穆旦詩歌，以《穆旦詩集》為名，由日本土曜美術社1994年出版。書中囊括了穆旦從早期到晚年的66首作品，還附有穆旦年譜、作者的采訪與評介文章，以及王佐良、唐祈、周與良的3篇評論和回憶文章的譯文，可以說是一本較為全面豐富的選集。秋吉在序言中指出，穆旦詩歌“是以人類與生俱來的痛苦所交織的種種矛盾和沖突為對象，這種獨特的詩的旋律，在中國詩歌的漫長的歷史中，可以說還未曾有人奏響過”，這與王佐良在《一個中國詩人》中的觀點遙相呼應。秋吉還談到了穆旦詩歌對戰爭的深刻反思。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穆旦也被海外出版的多種文學史詳細地介紹、討論。比如1997年英國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杜博妮等撰）、2001年美國出版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梅維恒主編），還有影響更大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2010年出版）和《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王德威主編，2017年出版）等。其中，《劍橋中國文學史》奚密所撰的章節重點評述了穆旦的代表作《詩八首》：“醇郁的語言、吊詭的意象，穆旦的《詩八首》組詩（1942）反思靈與肉、對愛情的渴望與無可避免的幻滅之間的沖突。愛情只是語言照亮世界的一瞥，環繞著世界的是巨大無形的黑暗。”“《詩八首》徹底打破了對愛情、生命、自我的浪漫幻想，刻畫了人類存在的困境。”她對穆旦詩歌所達到的精神高度作出很高的評價。《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則在關于穆旦的專論章節《一個年輕詩人的畫像》中，詳細介紹了穆旦的生平，尤其是其參加戰爭的經歷，由此重點討論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詩》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這兩首書寫戰爭的詩歌，認為穆旦揭露了深層次的現實，表達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對現實世界的洞悉，因此與同時期書寫戰爭的詩歌明顯區別開來。

概言之，穆旦作為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的代表之一，已在海外被廣泛譯介和接受。穆旦對于自我的內省式的探尋、在語言上空前的創造性以及其詩歌中的受難精神，都是中國現代詩歌中相當獨特的品質，也是其被海內外研究者不斷探討與研究的原因。可以說，穆旦詩歌不僅豐富了中國新詩的版圖，也讓全世界讀者得以了解中國詩歌所具有“深度”和“強度”。

（作者：李章斌，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