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小楊2019年碩士研究生畢業，今年通過北京某事業單位招考，成為一名擁有穩定工作的都市白領。此前，她在一家知名的英語培訓機構工作，是一名少兒英語教師。機構轉型之后，她順利換崗，在她看來，“這是必要的過程，只是把步驟提前了”。

22歲的趙琳今年10月從某培訓機構離職，目前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銷售人員。對她來說，“找工作的過程有點難”。因為此前，趙琳在培訓機構擔任“班主任”，主要負責聯絡家長、跟蹤孩子學習進度、處理日常考試報名、協調升班。“這次不但換崗，還換了職業，好在結果還算滿意。”趙琳說。

就業季“金九銀十”，是應屆畢業生找工作的“黃金時間”。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和畢業生一起求職的，還有不少培訓機構轉型過程中自然減員的教師、技術人員、行政人員、銷售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擁有高學歷背景，是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市有關部門通過社保參保繳費數據摸底發現，北京屬地內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員工90%以上是35歲以下人員，且80%以上擁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學歷。他們的重新就業之路是否順暢？他們希望獲得哪些支持？就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部分培訓機構轉崗人員和相關專家。

1. 有多少人員面臨轉崗

“雙減”政策的發布，猶如一記重錘砸在了已滿是“泡沫”的教育培訓行業，尤其是中小學培訓機構。隨著“泡沫”的不斷溢出，減員成了校外培訓行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小楊還記得自己本科畢業、剛進入少兒英語機構的日子。“那是2017年暑假，培訓機構用‘如日中天’來形容并不為過。前臺咨詢電話不絕于耳，剛進入工作崗位的第一個星期，我一下子接到6個班的英語課。早上8點到崗，晚上8點半之前沒有下過班，有時候碰到學生補課或者解答問題，要忙到10點才回家。但是收入很可觀，每月到手一萬五到兩萬元不等。”

當時的教育培訓行業正在不斷融資、擴張，高歌猛進。廣告無孔不入，商場的傳單、手機推送、熱門節目冠名里，到處都是招生信息。因此，這個行業迅速聚攏了一批人才。一家知名線上培訓機構負責人曾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我們目前最不缺的一是現金流、二是人才。”但是今天，當“泡沫”擠出的時候，當行業回歸正常的時候，有多少人才面臨換崗呢？

上海教科院終身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引用兩組數據分析這個問題。一組是國家教育行政部門2018年年底經過全國性大排查所公布的官方數據，各類培訓機構一共是40.1萬所；一組是智研咨詢網發布的《2019—2025年中國校外培訓行業運營態勢及未來發展趨勢報告》中的相關數據，各類培訓機構總數在100萬家以上。而據估計，在所有這些機構中，超過六成業務都集中或聚焦在義務教育學科類培訓上。“先不論這些面廣量大的培訓機構是否合規合法，單就就業崗位而論，如果每家機構平均按照8到10人的規模來估算，那么義務教育學科類培訓機構所提供的就業崗位總數大約在500萬到600萬個之間。”董圣足說。

而進一步分析看，根據“雙減”意見規定，今后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一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再加上所有全日制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都將全面推出“5+2”校內課后服務，因此可供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活動的時間將被大大壓縮。董圣足預計，培訓機構只擁有“雙減”政策實施前三分之一不到的教學時段。“這意味著未來一個時期或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學科類培訓機構面臨關停并轉的局面，與此相對應，在扣除部分兼職和靈活就業人員后，可能還會有300萬到400萬人需要從現有崗位上進行轉崗再就業或轉型再發展。”董圣足說，“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最大的落差來自工資收入

培訓機構人員轉崗，最困難的地方在哪兒？

“崗位不匹配。”趙琳坦言，“以前積累的履歷一夜之間要從頭再來。‘班主任’這個崗位既不屬于教學崗，又不屬于單純的行政崗，很難定位。我們主要在人際溝通和解決問題方面有優勢，像文秘工作、商務談判工作和銷售工作，我們大多都能勝任，期待有更精準的就業幫扶。”

小楊對此有同感，她認為很多教師的職業發展也不一定局限于教師崗位。“就英語教師來說，有良好的英語口語基礎，大部分擁有同聲傳譯的資格證書，完全可以擔任翻譯工作、英文校對工作等。一些語文教師文字水平很高，可以擔任文化創意工作。”

而對培訓機構教師來說，最大的挑戰和最需要心理調適的地方又在哪？小楊和趙琳都談到了“心理落差”。這個落差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于未來的不確定，另一方面則是“工資待遇上的差異”。“此前行業充滿了‘泡沫’，但是對業內人來說，我們看到的是更多的機會。現在行業震蕩轉型，從心理上來說，我們會感到很不安。同時，工資待遇上有落差。”小楊告訴記者。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實際上，培訓機構工作人員還是很搶手的，尤其是在民辦中小學校。目前，他們轉崗的方向大概是這幾類：技術人員走入互聯網行業；市場人員從事服務行業；教師有的考取公辦學校在編教師崗位，有的進入民辦中小學校，還有一些目前打算休息之后再深造。但是他們中的資深教師此前年薪可以達到30萬到50萬左右，現在的崗位工資縮水，因此還有人私下進入‘家庭教師’行業繼續補習，這些灰色地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監管。我們也會進一步加強培訓。”

3. “先解決現實問題，再考慮事業發展”

盡管有各種困難，但是從“雙減”政策出臺開始，國家就制定了相應的支持政策以應對可能面臨的轉崗潮。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相關負責人向記者梳理了近期來自各地的相關政策。

北京市為需要轉崗改行的培訓機構工作人員儲備了充足的崗位資源，明確了教學教輔類、技術支持類、運營職能類、市場銷售類四大類崗位儲備方向，有針對性加強典型崗位的儲備工作，還為需要轉崗改行的相關人員舉辦了專場招聘會，開展持續3個月乃至半年的“教培行業人才專項服務季”。

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新聞發言人陸曉播透露，隨著北京教育“雙減”工作的持續推進，北京還將動態監測學科類校外培訓頭部機構用工風險，提早對接機構開展就業服務。相關部門將主動對接重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開展用工情況摸底，組織有針對性的就業服務保障，精準推送政策和服務信息。

海南省從三方面解決教育培訓機構從業人員轉崗再就業問題。一是分類施策，精準幫扶，針對教育培訓行業特別是學科類教學教研人員特定的學科知識背景，以海南自貿港招才引智等專項活動為契機，先后開展民營企業招聘月、金秋招聘月、就業幫扶周等專項活動，提供基層教師崗、特崗教師崗、對外漢語教學崗、企業內訓講師等崗位信息，鼓勵參加選拔考試。二是支持教育培訓行業人員實現平穩轉換，對有就業意愿的其他待就業人員加強轉崗技能培訓，提升技能水平、增強就業能力；引導其他被裁減人員做好失業登記，對符合參保條件暫時無法就業的按規定發放失業保險金。三是及時調解仲裁勞動糾紛，防范化解用工風險。完善重大集體勞動人事爭議處置預案，主動開展預防調解工作，及時化解勞動關系矛盾糾紛。

廣東省加強崗位儲備，積極組織開展招聘對接活動、崗位推薦等工作，廣州市人社部門舉辦了系列面向校外培訓教師的專場招聘會，目前僅廣州市各級公共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就已儲備崗位3.21萬個。

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采取“破壁招教”的方式，啟動2021年面向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從業人員的中小學教師“專場招聘”，設置教師招聘崗位20個(初中教師5名，小學教師15名)，為有意向的機構教師提供跨崗就業“直通車”。

可以說，政策力度在不斷加碼。與此同時，前述民辦教育協會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行業協會對于培訓機構工作人員轉崗也有著全面的服務和精準的對接。“除了政府直接送崗位之外，我們為培訓機構工作人員提供崗前培訓、法律援助、政策對接，還聯絡了線上招聘機構為這些人員開設綠色通道，免費注冊免費提供服務。同時，為一些民辦大學、民辦中小學和培訓機構教師做好崗位的對接，部分培訓機構教師因此順利轉崗到民辦學校，還有一些教師因此選擇扎根基層任教。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培訓機構，成功轉崗率達到87%。可以說，他們只要愿意找工作，就沒有找不到的。”

對于他們會不會面臨“斷保”、會不會面臨勞資糾紛問題，這位工作人員表示，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相關政策規定，企業不得提前“斷保”，一旦“斷保”，系統會提前預警，工作人員就會提前介入。同時，在可能產生勞資糾紛的問題上，行業協會需要提前出具相關建議供司法參考，協會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出具建議，保護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總之，希望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能調整心態，先就業再擇業，先解決現實問題，再考慮事業發展，廣闊天地，大有可為。”這位工作人員最后說。

(本報記者 姚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