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講師）

因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和戰斗性，俄羅斯文學曾深刻影響過中國五四時期的作家，巴金便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位。

巴金視俄羅斯文學為啟蒙讀物，表明自己在思想塑造和文學創作兩方面都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他在《接受蘇聯人民優異勛章時的答辯》中說，是俄羅斯文學讓一個年輕人意識到了什么是民族國家，感受到了什么是一個作家的良知，讓一個年輕的作家懂得了如何憑借作家的良知去啟迪民眾，改造社會。巴金激昂的文字使我們意識到，俄羅斯文學在其人生中相當于指路明燈，從巴金選取的筆名也可看出俄羅斯思想對他的影響——他希望盡可能靠近自己喜愛和崇敬的克魯泡特金。

十幾歲的巴金偶然接觸過一篇俄羅斯論文——《告少年》，他說，自己曾在深夜反復閱讀這本由克魯泡特金創作的小冊子，其思想久久盤旋于他的內心，時刻想要沖破他的胸腔奔涌而出，巴金表示這些文字總是能夠讓他淚流滿面、相見恨晚，從此便開啟了他奔赴俄羅斯文學世界的腳步。可見，俄羅斯作品感動并影響巴金，首先在其精神性、思想性，因為這恰巧契合了一個憂國憂民的年輕靈魂對于世界的認知，所以，巴金前期譯作的主要方向乃是革命理論著作以及革命性鮮明的文學作品，如理論作品《面包略取》《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劇本《丹東之死》、回憶錄《獄中二十年》等。他也明確表示，其翻譯工作之目的，從來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在翻譯的過程中有所創造，因此，巴金的每部譯作中都呈現出他個人的戰斗身影。

巴金翻譯的初衷是宣傳革命思想、社會主張，以紙上文章指導現實人生，警醒讀者。在這個意義上，巴金實際是以其譯作為武器，堅決同黑暗的現實、腐朽的社會和墮落的人性作斗爭。

大約自1930年始，巴金選取翻譯作品逐漸注重其文學性。他以高爾基的《草原故事》為文學翻譯之開端，譯介了眾多作家作品，但正如《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第五章所書，巴金的翻譯對象主要集中于“俄國現實主義文學”，這也使我們看到，其翻譯趣向確實深受當時政治與時代潮流影響。巴金對翻譯事業的熱愛始終如一，即使晚年體衰以至于不得不放棄赫爾岑回憶錄第三卷的翻譯，也仍然敦促項星耀和臧仲倫完成后續的翻譯工作。其工作之負責、情感之熱切可見一斑。

巴金不僅傾其一生致力于翻譯俄羅斯作品，而且還積極推廣和傳播俄羅斯作品。在他主編的“文化生活叢書”和“譯文叢書”中，俄羅斯作品占53部之多，超過總數一半。不僅如此，巴金還極力推動翻譯界同仁譯介俄羅斯作品，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之下，汝龍翻譯了契訶夫、高植翻譯了托爾斯泰……可見，巴金領風氣之先，于開拓國人文學視野和促進中俄文學交流兩方面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巴金曾多次出訪蘇聯，在訪問期間寫下諸多游記散文，興奮之情溢于言表：能夠親臨“夢里故鄉”，走過那些他傾慕已久的作家曾經走過的路，切身感受書中曾經讀到的人、事、物，其歡喜激越可以想見。這些游記連同他在別國的見聞，集結成為《海行雜記》《旅途隨筆》《旅途通訊》《旅途雜記》等散文作品。

然而，我們也知道小說才是巴金影響力最大的作品系列，巴金的小說作品，其主題、人物形象塑造，皆受俄羅斯文學或顯或隱的影響。巴金在俄羅斯文學中找到了精神的家園，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尤其是俄羅斯文學體現出的革命戰斗精神、對現實的批評反思、對人生的關懷體認。巴金也想要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傳播這些思想，表達相關主張，最終實現改造社會、轉變人心的寫作目的。如《滅亡》《激流》《雪》《寒夜》，這幾部作品都表達了巴金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憎惡之情，對身陷時代漩渦中的青年一代的深切關懷之意。

在主題思想方面，巴金吸納了俄羅斯文學的長處，與此同時，其小說人物塑造上之于俄羅斯文學也多有借鑒和超越。巴金在閱讀了諸多革命家傳記和革命作品后，創造出自己小說中的革命者形象，如：由愛瑪·高德曼身上獲得靈感而創造出的《雷》中的革命者慧；由蘇菲亞·佩羅夫斯卡婭形象發展為《海的夢》中的女英雄里娜——她拋棄了養尊處優的貴族生活，憤而投身革命戰斗；《電》的女主人公李佩珠是一個“近乎健全”的革命者，巴金在談到塑造這個人物的靈感來源時表示，“這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是我創造出來的。我寫她時，我并沒有一個‘模特爾’。但是我所讀過的各國女革命家的傳記卻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巴金作品也涉及到由俄羅斯經典人物類型——“多余人”發展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這類人物有理想有抱負也有才華，但是內心卻充滿了猶豫和怯懦，使得他們最終并不能夠堅定地走向革命之路。《霧》中的周如水是一個留學日本七年的知識分子，帶著理想回到了國家想要有所作為，但是卻總在行動之前感到猶豫和無力，這同屠格涅夫塑造的羅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余人”形象有著密切的聯系。另外，巴金還安排其作品人物因受到俄羅斯文學的影響，自我塑造成勇于獻身革命的英雄性格，可以說，作品內外，巴金都給予俄羅斯文學、俄羅斯革命者以極大的尊重和關注。

巴金推崇俄羅斯作品，從他筆耕不輟的翻譯事業和文學創作上即可窺知其對俄羅斯文學精神的應和。巴金在模仿與學習的基礎上超越原俄羅斯文學或作品的框架，結合當時的國情進行寫作，這充分體現了一位文學大家在思想和行為上的開放與包容，也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路徑。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1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