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題名作者”也就是為閱讀者所認定的文本創始者。早期中國（early China）經典文本的題名作者問題，關系到我們對早期經典文本的形態、意涵、闡釋、傳播及其作者形象建構等諸多方面的探研與反思，有無法替代的價值。

早期中國經典文本題名作者的具體形態，具備從神話傳說中的先祖到稱“子”的諸子宗師、從將特定文本籠統視作某“家”之言到將文本與精確為個人的題名作者一一對應、從以口傳形式傳播特定文本的作者到將作者明確著錄于文本這樣三項演變趨勢。

西周時期，“學在世官”，特定的技藝與知識被特定的家族世代積累傳承。文本的創始者，知識或技藝的采集者、創制者與傳承者皆以其宗族為單位，形成一種與后世所謂的“集體作者”有所近似的狀況。如《世本·作篇》所謂“伏羲作琴”“奚仲作車”等，以技藝而非文獻為核心，將世傳技藝托始于作為圣賢的先祖。這位創始某一技藝的先祖，也就成為早期中國思想文化觀念中的“作者”。春秋時期諸子興起，稱“子”的宗師與子弟結成學派性質的“家”，特定的學說或技藝得以在“家”內創制傳承。這實為模擬周代傳統世官——尤其是大夫——其人稱“子”（一家之宗子），其族稱“家”的習慣。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謂：“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其欲學者，不能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仆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姥爺耳。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其后有儒家、墨家諸稱。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為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上冊，第287頁）春秋戰國時期流傳于世的文本，一般不標篇名、作者。彼時學者往往能依據其內容判斷其學派歸屬；而其學派往往以某一思想創始者來稱呼，如《孟子·滕文公》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等。故此類由學派集體創制，或由后學整理而成的記錄此類學派學說的文本，通常被視作以其宗師命名的某“家”之言。根據《史記》相關陳述，從戰國末年的秦王政直到漢武帝時期，就已出現通過口傳的方式，將作為個人的作者與某一特定的文本對應起來的做法。這成為文本的作者由某“家”向某“人”過渡的表征。《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據此，秦王政時代諸子著作仍有像《孤憤》、《五蠹》這樣以不署作者名的形態單篇流傳；而李斯所言，可說明將單篇作品與具體到個人的作者相對應的做法雖已出現，卻是停留在口耳相傳的狀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亦謂：“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這兩個例子皆不能說明司馬遷作《史記》之前，即有將具體到個人的“題名作者”與其所作文本精確對應，并明確題寫在文本之中的現象，而僅能說明至司馬遷作《史記》之時，文本不題作者仍是某種被彼時世人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常態”：從秦王政直到漢武帝，未見任何人對篇章文賦不題作者的狀況，發表任何批評意見。依據目前所見史料，《史記》改變了上述將宗室與弟子合稱某家，以及口頭傳承文本作者的做法，更精確地述說某些學派內部個人之間的師承關系，將漢代經典文獻的述者明確到個人（如《史記·袁盎晁錯列傳》篇之伏生記載），將具體到個人的作者明確著錄于文本（如前引司馬相如事例），更將先前往往籠統視作某家之說的部分文本（不無草率地）具體到個人的頭上（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篇言尸佼“自為造此二十篇”，將《尸子》作者定為作為個人的“尸佼”等）。至此，歷史迎來了一個“題名作者”出現的標志性事件。此后劉向歆父子與班固繼承了司馬遷上述處理方式，更將經典文本與題名作者一一對應的方式拓展至更為廣泛的領域。楊雄《法言·寡見》引《論六家要指》之“傳”時，稱“司馬子長曰”（司馬遷字子長）以與其父司馬談所著文本相區別，說明將特定文本與具體到個人的“題名作者”相對應的觀念，在西漢晚期已被接受；即使父子之間，亦出現了著作歸屬的明確區分。

與上述題名作者的歷時性演變交替出現的，是后人常在不明顯違背經典文本意涵的前提下，通過推測作者所謂“原意”，以及對題名作者進行形象塑造的途徑，建立起對經典文本意涵的闡釋。例如《老子》文本中并無作者和史事，但后人通過構造出作為作者的老子形象，尤其是其史官身份，將老子書定性為君人南面之術；作為解經作品的《韓非子·解老》篇更在解經的過程中注入了從“虛靜”到“賞罰”的統治術。又如《論語》文本中雖有言談者，卻往往未涉及言談的背景，漢代以來的解釋者于是以補充言談背景的方式，來闡發文本的意蘊。隨著此類解釋的持續積累，作者的形象因而變得愈發具體，愈發復雜。也就是說，作為經典文本的題名作者勢必展現出被后人“層累建構”的過程。

針對此議題，前賢已有諸多研究成果。如以孔子形象為例，顧頡剛先生就曾指出從戰國到漢代的孔子形象曾在“君子”“圣人”“教主”間不斷轉換（顧頡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0~139頁）。陸威儀（Mark Lewis）更指出，漢代學者借助《易》的創制與編訂傳說，塑造起作為《易》的創始者伏羲，作為完善者的周文王與周公，以及作為編訂者的孔子這幾位先后相繼的、“神話化”的政治權威；而歷史上真實的孔子，憑借現有材料，卻幾無認知之可能。

綜上，早期中國經典文本的題名作者，經歷了從神話中的先祖到諸子的宗師，直至精確為個人的題名作者之歷時性演變。精確到個人的題名作者，亦具備一個從口耳相傳到錄入文本的過程。與通過推測作者“原意”來理解文本一同存在的，是后人對于題名作者形象的持續建構。此領域尚有諸多具體問題，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作者：劉亮（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助理教授）；李若暉（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