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督學、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社會發展政策、公共政策，發展戰略研究。

人民政協網11月9日電（記者 韓雪）20世紀90年代初，山東日照籍學子丁元竹順利完成在北京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第二天，他興致勃勃地去見導師費孝通先生。

費老問起：“你覺得昨天的答辯怎么樣？”

丁元竹回答他：“我感覺挺好的，老師們評價都挺高的。”

“小丁啊，你太不懂社會了，人家說你好，不是因為你確實寫得好，是大家看了我的面子。你是學習社會學的，要對社會有深刻的認識。”

費老又說：“你現在從北大畢業要做老師了，我送你六個字：著書、立說、立人。在北大教書，不著書自然立不住；有自己的著書沒有自己的理論和觀點，自然也不能立住；寫了書，有了自己的觀點，做人不行，最終要完蛋……”

30年過去了，費老已然作古，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小丁”如今已是一位頗有聲望的教授。在社會這所大學中研學至今，丁元竹已能深深體悟到老師當年一盆冷水的良苦用心。而今，他不斷循著老師的腳步，將自己理解的生活寓于自己的理論邏輯中，不斷以經驗豐富著理論的內涵，而且他自身也不斷從實踐中獲得新知……

兩代政協情緣

費孝通先生與人民政協淵源頗深。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幕式，費孝通先生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參加了會議。

參會的見聞被他寫入了回憶文章中：“現在全國解放了，建立了新國家，共產黨能實現什么樣的民主？……當政協會一開，給了我耳目全新的感覺。在會場上我看見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甚至還有一位戴瓜皮帽的。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夠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建國大事，對我來說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我滿載而歸，有如獲得新生。”

這位曾參加過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做過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著名社會人類學家，恐怕不會想到自己的學生丁元竹后來不僅會循著自己的腳步投身社會學研究，也同樣進入了人民政協。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丁元竹已經參加過4次全國政協全會。身處34個界別組成的人民政協之中，他已經能清晰感受到老師所說的身份不同的人物聚在一起討論大事的力量。

有一年春節前，費孝通為了準備提案，回到了老家江蘇吳江進行調研。“我就住在吳江松陵招待所，看到了好多人在我住處那里等公交車。”心生好奇的費老就上前詢問。

“原來，這些人是從上海來的工程師。他們來到蘇州一帶的鄉鎮，帶動當地企業開發技術，星期六來，星期天晚上回上海，不耽誤星期一上班。”丁元竹說，當時，上海因為電纜、日化、紡織業布局在此的緣故，培養出了一批技術工人和工程師，蘇南地區發展出來的一些鄉鎮工業，靠的就是上海這些技術的擴散和溢出。費孝通日后那則《小城鎮大問題》的名篇，正是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研究。

有一次在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漫談群有關家庭教育的線上討論中，主持人發起一個話題——“成人與成才、幸福與成功哪個更重要？”這一下子觸發了他的記憶，費老對他說過的那番著書立說立人之言，清晰地浮上心頭。丁元竹借助手機打字，在線講述了博士畢業答辯之時費老與自己的這番對話，激發起很多委員談起各自的感受……

這種以讀書而開展的討論活動，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以來，尤其是疫情之后推出的履職新方式。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活動，很契合丁元竹學習—實踐—再學習—再實踐的研究習慣。

在參加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組織的協商議政活動時，丁元竹通常先隨調研組參加有關專題調研，在調研中發現問題，在隨后的讀書活動中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又在學習導讀和交流研討中把感性認識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去分析，繼而在此基礎上提出意見建議。

丁元竹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工作，教研部當中有民族宗教教研室，具體承擔相關的教學和研究任務。過去，教研部的老師們講民族問題，更多講一些具體問題。政協讀書活動中，政協委員們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從不同角度研討民族問題，丁元竹再把自己參加有關民族讀書活動中的所學所知與教研部的有關老師交流后發現，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了。

在參加線下讀書活動中，音樂方面的專家講到19世紀各國民族音樂的發展，尤其講到俄羅斯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發展，介紹他如何吸收西洋音樂元素，形成具有俄羅斯文化特點的音樂。不同領域專家的見解，打開了丁元竹看問題的另一個視角。這使得丁元竹對19世紀這個人類發展歷史重要階段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特點進一步深化了認識：“原來，民族意識的崛起，不僅表現在政治、社會領域，也表現在文化領域，也具體體現在音樂創作上……”萬事皆通此理。

半個多世紀以來，費老和學生丁元竹兩代社會學者既關注人類活動、研究人類社會，又都在人民政協這個專門協商機構中為國履職為民盡責，其情真意切，令人稱道。

“我們做工作到底是為了什么”

今年7月底的袁家村之行，給丁元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個距離西安70公里、距離咸陽40公里，僅60多戶285人的旅游村，一年收入竟然能達到十幾億元，還能吸引5000多人到此打工。盡管已經過去了3個多月，丁元竹對這些數字還是熟稔在心，不假思索地隨口道出。

“我在村里訪談了10戶，家庭年收入最少的是五六十萬元，最高的能達到五百萬元。”袁家村位于陜西省咸陽市禮泉縣煙霞鎮，2007年以來，以鄉村旅游為突破口，通過股份制改革，順應市場經濟規律，依靠黨員干部引領，把農民組織起來，探索出了一條農村新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子。

丁元竹到這里調研，帶著鄉村公共服務的課題。經過4天的訪談，他看到這里的農村新集體經濟發展，不失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條可行性道路。

當地通過傳統小吃弘揚傳播了關中文化，不光集納了全國各地100多種小吃，還作出了商業模式的設計：一條街上100多家小吃店，不能出現同類型的兩家。但同時，每家店也不能一家人來經營。“村里將店鋪蓋好，鍋碗瓢盆等一應備好，你帶著手藝來做。實行的股份制也有自己的分配設計：按照市場規模，一家店需要投資500萬元，那么你最多出資100萬元只能占到20%的股份，剩下的400萬元，村里動員村民入股且低收入家庭優先。這樣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低收入家庭既可以參與分紅，也可以參與經營過程。而商鋪分紅的20%，要交給村集體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這種股份合作方式，發展成果讓全體村民共享。這真是農民的創造！”丁元竹最后一句話，令人想起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于農民兒子和教授兒子所做的評價，農民有農民的環境，教授有教授的環境，差異性與智商無關，不過是環境的熏染。

在袁家村，丁元竹注意到每家小店門前都掛有一塊牌匾，上面注明了原材料產地和聯系電話，有的店甚至還以誠信承諾書方式，向顧客發起了“毒誓”：“如果羊血摻假，甘愿禍及子孫。”“以上內容真實可靠，如若違背甘愿后輩受窮。”……農民以這種誠信為本的樸素價值觀，質樸地維護著袁家村的品牌形象。

有人問及這種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圍內得以推廣時，語調輕緩的丁元竹卻罕見地變了講述，出其不意地提了個問題——

“我現在一直在懷疑我們的一種思維方式：一些地方領導干部一干什么事，就問這個事能不能推廣？作為地方官去造福百姓，把當地搞好，難道不是分內之事嗎？做好工作的同時，能對他人形成啟發就不錯了。為什么我們做事都想著要向全國推廣呢？”

他反問的聲音不大，卻足以對某些固有觀念形成撼動。丁元竹是研究社會的學者，很清楚中國差異之大。

“其實我在看這個傳統村落前，在山東看過一個城中村，當地的村民也挺富裕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如果尋找兩個村子的共同點，丁元竹認為就是兩個村的黨支部書記都是典型的能人。

“為什么不能照搬照抄成功模式？這里面有個因地制宜的問題。”各地條件不一樣，但都得有能人，能因地制宜地設計出符合當地實際、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產權明晰的新集體經濟。

袁家村黨支部書記郭占武也說了同樣的實話：“其實我們往外輸出的不是模式，是我們的一些理念。比如怎么樣共同富裕的理念、怎么設計新集體經濟的理念。而這些東西，不是說照搬照抄就能夠掌握的。”近年來，袁家村多有模仿者，但鮮有成功者。

“我想，是不是包括我們官員、學者、媒體都要解決一個問題：我們做工作到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輸出模式？還是真正解決老百姓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丁元竹跟著費孝通先生做鄉鎮企業調研時，費老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都說浙江模式和江蘇模式不一樣，同樣是致富，到底不一樣在哪里？”

丁元竹和另外兩位學者為此在江蘇住了一個多月。其間有一天，他們坐在村工廠里跟會計正聊著天，來了一個浙江人要買絲。付款時，浙江人打開保險箱，里面裝了整整一箱現金。

會計問：“你怎么不轉賬？”

“我一個個體戶轉什么賬？”……

江浙差別，一目了然。

“不管是集體經濟方式還是個體經濟方式，最終是讓大家富裕起來。”舉出例子的用意，丁元竹顯然不僅在于證明中國地域之廣、差別之大，他繼續追問：“我們目前培訓的最基層干部是縣處級。有沒有可能把村干部和居委會主任們培訓一下，讓他們更加具有開拓創新的能力，適應當前的鄉村、社區發展？”

見證質樸

丁元竹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費孝通先生的著作和生平。在對其早期著作進行收集編輯時，丁元竹發現了一位外國研究者在《費孝通和革命中國的社會學》中提到費孝通在英國論文答辯后，還沒拿到博士學位就啟程回國。恰值1938年日軍占領了廣州，費孝通只得借道越南進入昆明。書中所述，回國經歷頗費了一番波折。

后來在向費孝通先生求證這段經歷時，丁元竹問了一個現在看來很普遍的問題：“為什么一定要在那個時候回來？”他也得到了一個在當時更為普遍的答案——“那時候，大家好像學成了就應該回來，極少去想回來不回來這個問題。”

一問一答間，讓人驀然發現，立在人類活動背后的那幅時代巨幕，人類的悲歡離合和國家前途命運莫不與之相關。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沉淪激起了全體中國人探索中國前途和命運的熱忱。自此，“學以致用”的治學態度成為1840年以來中國學術界的核心話題之一。

留下的文字遠比講過的話，更能長久地留存和證明治學者的質樸。

費孝通在《再論社會變遷》一文中寫道：“學術尊嚴！我是不懂的，我知道的是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學術可以做裝飾品，亦可以做糧食的。若叫我選擇，我是選擇糧食。”

翻閱丁元竹的學術文章，也能找到承襲自費孝通的治學觀念——以知識的有用性煥發學術的生命力。

觀察社會并對其展開研究的這近30年來，丁元竹的關注點都契合了當下的時代命題。《機遇與挑戰：WTO下中國社會發展的若干問題》《非典事件在戰略上給了我們哪些教訓》《從國際經驗看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軟實力”產生于文化吸引力》《志愿活動研究：類型、評價與管理》《中國社會安全網再造》《社區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循著刊發文章著作的關鍵詞，幾乎可以撿拾起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有標志意義的諸多個點。

1991年，丁元竹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當老師。1996年他到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做研究，2008年再到國家行政學院做決策咨詢部副主任……大部分時間都在做政策咨詢和政策研究，他因此對現實問題政策問題有著較高敏感度。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能僅僅坐在書齋里，必須到實地去，看看實際情況到底什么樣？在實地調研基礎上，把情況搞清楚、寫出來，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議，為黨和國家決策服務。”

他關注的當前黨和國家發展中的重要議題，也是實際生活中人們必然要面對的問題——

去年，丁元竹關注因社會關系扭曲造成的矛盾問題及其解決對策，出版了《以交流和溝通重構社會關系模式》一書；當下，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社會疏離，對于公共空間和社會關系模式的改變和挑戰進入了他的研究視野；近來，面對社會矛盾和社會呼聲，互聯網游戲產業發展背后的政府管理體制和社會治理機制應當如何完善，他也幾次撰文發聲……

社會學者當如何治學？

丁元竹的回答同樣質樸：“社會學者不僅要緊跟時代，更要回應時代之問，用知識對民族生存發展產生一些價值，以推動社會的進步。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離不開個人在其間著書、立說、立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