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委員記者 凌友詩

今年，我們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也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身為在臺灣成長，工作生活在香港并有幸為國家服務的我，對這兩個重要的紀念都非常有感觸，也忍不住結合自身的親歷和血脈淵源，去分析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中的同與不同。經過深入學習，我認為，以下四點值得思考。

第一，中山先生的同盟會與中國共產黨都是因應中國現代的危難而生，面對國家瀕臨瓜分覆亡，中國人以不同的方式，組織不同的團體共赴國難，共同追求民族的重振復興。他們為的都是人民、家國、民族和天下。這種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信仰，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色。中國這樣一批讀書人和政治人物關心的不是個人跡業和集團的利益，他們洗滌私念，出于公心。我從來沒有見過其他民族或其他國家，有我們這樣傳統文化式的“出民水火”“力挽狂瀾”的革命與斗爭。今天回看歷史，從同盟會到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共產黨，均具有同樣的民族意識與憂患精神。無論孫中山，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每一代領袖，他們都在自己的時代，為國家和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1840年帶來三千年未有變局，中國所面臨的除了救亡，還有“現代化”這個大課題。中山先生寫了《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一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山先生的理想，更遠超中山先生的擘畫。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后，對國家進行有效的治理，讓人民有序參政，勠力發展工業，實行國有制，節制資本，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進行有理有節的外交。這些，也正是中山先生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下的理想中國。習近平主席更是高瞻遠矚提出“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四個自信”，并且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精進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山先生的真正繼承者、發揚者。

第三，中山先生當時面臨的還有中國道統的承襲問題。他的民族主義，實則是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也依隨中華道統來聯合全世界所有被壓迫民族，推進天下之大同。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做了重要的選擇后，提倡集體精神和為人民服務。其后數代領導人，一直貫穿著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這條與中國傳統政治理想相一致的主線，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第四，中山先生無時不掛念中國的完整、自主、團結和統一。中國文化精神追求大一統。《春秋》公羊傳體會孔子的尊王思想，指出任何一個正統政權，都應該擔起“張大一統”“撥亂反正”的責任。這種大一統思想并不是西方的開疆辟土，彰顯英雄主義，而是維護天下的穩固太平，然后推行禮樂教化，使人民安和樂利。故而中山念茲在茲的是中國的統一，習近平主席也說：“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所以，不論臺灣變成怎么樣，境外反華勢力怎樣鼓噪“臺獨”分子，我們中國的大一統和天下大同是剛正大道。臺灣必然要回歸此一大道。

上述四點，共赴國難、建設國家、弘揚道統、統一祖國，是中山先生的宏愿，中國共產黨超額完成。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偉大的中國人文精神將讓我們克服百年浩劫和各種挑戰而重新站在世界之巔。

（作者系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