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種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加堅實，也沒有一種力量比黨政軍民團結更加強大。對于人民戰爭問題，古今中外軍事家都進行了長期的思索和探討，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前人經驗基礎上，從中國國情出發，創造性地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人民戰爭制勝思想，并在戰爭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可以說，人民戰爭思想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和豐富的實踐基礎。

人民戰爭思想承載中華文明積淀。中國古代先哲提出“民惟邦本”“民為君本”“民貴君輕”“攻戰之本，系乎民心”等思想，都強調了民眾對社會和國家的決定性作用，強調了民眾在戰爭中的主體地位。《孫臏兵法》指出“兵不能勝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荀子提出“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漢代淮南王劉安認為“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這都深刻闡明了民眾的力量是巨大的，戰爭的勝負取決于人心向背。歷史上一些兵學論述也都說明了團結和發動人民從事戰爭的重要性，例如《管子》指出“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孫子兵法》中“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生，可以與之死，而不畏危”“上下同欲者勝”等等。由于歷史條件和階級的局限性，中國古代先哲大多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觀察和思考問題，對人民群眾在戰爭中地位作用的認識，大多局限于抵御外敵入侵或擴大生存空間等特定戰爭需要，還不可能徹底地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戰爭，完全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這就是人民戰爭思想的早期形態和歷史淵源。

人民戰爭思想蘊含深厚理論基礎。西方著名軍事家若米尼在《兵法概論》中第一次使用了“人民戰爭”概念，指出：“只有是全民參加的戰爭，或者至少是在全民中精神振奮而決心捍衛自己獨立的、占絕大多數的人參加的戰爭，才能稱為人民戰爭。”克勞塞維茨在其代表作《戰爭論》中不僅使用了“人民戰爭”的概念，而且從“民眾武裝”角度對其作了詳細闡述，指出“民心和民意在國家力量、軍事力量和作戰力量中是一個多么重要的因素”。他們雖然在戰爭實踐中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巨大作用，從理論上得出人民戰爭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戰爭發展走勢的結論，但卻僅僅把人民戰爭當作戰爭的一種斗爭手段，沒有揭示出人民戰爭產生和形成的真正社會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科學闡明了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人民戰爭的階級本質，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戰爭觀，即“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為了正義和人民的事業，戰爭指導者必須把組織和武裝人民群眾作為基本的指導思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這種人民戰爭觀點，揭示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在爭取自由與解放的斗爭中，運用人民戰爭這種形式去贏得最終勝利的基本方向。

人民戰爭思想閃耀真理光芒。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繼承并極大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人民戰爭觀，找到了戰爭的力量源泉，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戰爭思想。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要進行革命戰爭，必須發動、組織和武裝人民群眾”，在《論持久戰》又明確提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等一系列著名論斷，深刻揭示了人民戰爭的客觀規律、力量源泉和克敵制勝的精髓要義，科學系統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在無產階級軍事力量相對弱小的特定條件下，如何解決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取得戰爭勝利的根本性問題。

人民戰爭思想彰顯實踐偉力。人民戰爭思想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的全過程，開創了無數戰爭壯舉。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斗惡霸，使長期遭受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農民翻身做了主人，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被充分調動起來，保田參軍、支前參戰，多次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實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敵后建立和發展根據地，創新人民戰爭戰略戰術，開展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游擊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在物資極度匱乏、環境異常艱苦的年代，解放區百姓用最樸實的行動支援人民軍隊，“三大戰役”支前民工高達854萬。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舉國動員、迎戰強敵，黨政軍民團結一致、農工商學萬眾一心，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匯聚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鋼鐵洪流，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報名參軍參戰、踴躍捐獻物資、不惜代價援戰支前，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無論是舉國之力研制“兩彈一星”，還是八方支援抗洪搶險、抗震救災，無論是集中力量脫貧攻堅，還是全民抗疫共克時艱，人民戰爭的磅礴偉力都充分彰顯。實踐反復證明，無論時代如何發展，人民戰爭思想永遠不會過時，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真理永遠不會改變，人民群眾永遠是我黨我軍的堅強后盾和力量源泉。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軍委政法委原中將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