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航海文明的見證者

泉州港是古代中國人的航海遺產，是中華民族擁抱蔚藍色海洋文明的歷史見證。

2021年7月16日，備受關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在中國福州開幕。在眾多項目中，中國的世界遺產申報項目“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16年，國家文物局啟動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工程，泉州作為牽頭城市，啟動多項文化遺產保護工作。2018年，泉州以“古泉州(刺桐)史跡”項目申報世界遺產，經第42屆世界遺產大會審議，需補充材料。

經過更精細的考古發掘，以及對遺產價值的重新闡釋、對申報項目的認真調整，此次申報的“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主題更加鮮明，價值闡述更加清晰完整，遺產點從原來的16處增加到22處，更加豐富，得到專業人士充分的認可。

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項世界遺產具有怎樣突出的價值呢？

開拓海洋、“梯航萬國”的先行者

就地理位置而言，泉州具有得天獨厚的航海條件：陸終于斯，海生于斯；季風吹拂，物產豐饒。正因如此，泉州人遣舶祈風向海而生，成為古代中國開拓海洋、“梯航萬國”的先行者。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泉州港的航海圖卷由此展開，磅礴發展乃至成為世界海港城市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就城市規劃與布局形態而言，泉州古城堪稱海港城市的樣板：港口選址于河海交匯之處，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臺風之侵擾；城市沿河而建，碼頭、街鋪、市場、倉儲依次分布；衙門、官舍、民居、番坊相間錯落。不僅如此，泉州城還依托晉江水系和發達的陸路交通體系，形成了支撐港口貿易發展的經濟生態系統：瓷窯、茶園沿河而建，冶鐵、紡織密集發展；城內有能工巧匠開設的手工業作坊，城外則成為商賈云集、番坊密布的市場貿易區。泉州城內外，金、銀、銅、鐵、錫器的加工一應俱全，乃至有“打鐵街”“打錫街”之名沿用至今，“打鐵街”一名甚至被泉州人帶到了遙遠的馬六甲古城。

泉州作為古代中國航海文明的遺產地，全賴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充滿活力的經濟生態系統和融入泉州人血液的航海基因，它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古代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追求。

歷史上，由泉州港聯袂出海的商船，航程遠及于暹羅灣、爪哇海、馬六甲海峽乃至印度洋、波斯灣海域，創造了燦爛農耕文明的中國人，在看似遙不可及的遠洋絕域留下了美麗的帆影。

“市場上有堆積如山的香料、寶石、名貴木材、金銀飾品等，即便地中海世界的香料中心亞歷山大港，其香料貿易量尚不及泉州港的十分之一。”這是馬可·波羅筆下的泉州港。

除了馬可·波羅，還有另外兩位可以比肩馬可·波羅的大旅行家——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和中國的汪大淵，他們遠涉重洋完成了從波斯灣到泉州的遠航，汪大淵還往返航行了兩次。兩人分別留下了古典航海時代的不朽之作——《異境奇觀》(中譯本作《伊本·白圖泰游記》)與《島夷志略》。被譽為“東方航海傳奇”的鄭和下西洋(1405—1433年)，也在泉州留下了歷史印記：在泉州靈山，至今屹立著“鄭和行香碑”，記述了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隊，浩浩蕩蕩開往波斯灣的史實。

海納百川文明薈萃的神奇之地

泉州港連接著中國與世界，承載了人類古典航海的歷史記憶，也是“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海洋文化遺產。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評估中認為，泉州古港具有成為世界遺產所必需的“對全人類具有突出價值”。

在這座被刺桐樹掩映的美麗海港，曾經接納了來自東南亞、波斯、阿拉伯、印度、錫蘭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使者、商販等。崇拜海神媽祖的“天后宮”、佛教的開元寺、伊斯蘭教的清凈寺、印度教的“番佛寺”，還有源出波斯的摩尼寺、發端于敘利亞的景教寺以及來自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堂，都曾聳立在刺桐城的天際之下，堪稱天然的世界宗教博物館。

不同膚色、信仰和語言的族群，在泉州城內可以和諧共處，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富有文化多樣性的城市遺產景觀。

泉州之于海上絲綢之路，猶如敦煌之于陸上絲綢之路，敘述著人類美好交往的傳說。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古代海港，除了中國的泉州、廣州、寧波、揚州和登州港之外，國外還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古港口，現在大多已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或候選名單。在這些海上絲綢之路港口城市中，泉州獨具東方神韻，是集茶香古道、千年瓷都和絲綢之國于一體的東方大港，是海納百川、文明薈萃的神奇之地。

復原古代海洋貿易的畫卷

泉州是一座被后來者發現、被考古人“發掘”出來的世界遺產。

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者顧頡剛、張星烺、陳萬里等學者踏訪泉州古城，掀開了研究泉州的序幕。1957年，在夏鼐等考古學家的建議下，泉州人吳文良根據自己的收集，整理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泉州在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價值開始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千年前那個有著世界影響的港口城市是多種要素合力的結果，比如政策保障、國家支持、社群活力、科技與人文的涵養等。這一切都需要在現在這座古今疊壓的城市格局中去尋找、去拼圖。

北宋時期在泉州設立的市舶司，是文獻可確考、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早期海關機構，標志著泉州正式成為開放的國家對外貿易口岸。其遺址現在已經被考古學家發現并確認。

避居泉州并曾積極參與海洋貿易的南宋皇族——南外宗正司，其衙署遺址也已經得到考古發掘證實。

特別要提及的是，曾經“瓷行天下”的德化窯、磁灶窯遺址經過考古發掘有很多的新發現，相關窯址持續時間長、文物標本齊備、技術鏈條清晰，是研究外銷瓷的重要參考，已經得到妥善保護；它們連同新近發掘的安溪下草鋪冶鐵遺址等生產性設施，讓泉州及其腹地的經濟生態系統得到了生動展示。考古學家和文物保護專家的辛勤汗水，讓千年古港的歷史風貌得以清晰呈現。

作為海洋文明的窗口，泉州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影響力還可以從無數沉船的水下考古中得到生動展示。

1973年發現的泉州后渚沉船，年代約1277年，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海船(福船類型)之一。后渚古船的流線型船型設計和水密隔艙結構代表了我國古代造船史上的杰出成就。水密隔艙技術是中國對世界航海的重大貢獻。船艙中以橫隔板分隔開，形成彼此獨立且不透水的各個艙位，不僅增加了船體的強度，而且即使某一艙位觸礁進水也不危及其他艙位，只要對破損進水的艙體進行修復與堵漏就可使船只繼續航行，極大地提高了安全性。

這艘海船顯然是滿載而歸，從其出水船貨，僅香料一項，即可看出當年泉州港海洋貿易之繁盛：乳香、沉香、檀香、蘇木、胡椒、龍涎香……香料之路上的產品應有盡有，完美展示了一張古代海洋貿易網絡的歷史畫卷。

1987年發現的“南海一號”宋代沉船，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這是一條從泉州港起航，計劃前往東南亞乃至印度洋，卻不幸沉沒于廣東川島海域的一艘遠洋商船，其船體保存之完好、貿易物品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船上滿載著從泉州上船的貨物：陶瓷、鐵器、絲綢、漆器、錫器、金銀首飾、銀錠錢幣等等。有的船貨上還寫明了貨主的姓氏，如陳、林、黃、李等，均屬世居泉州的海商家族。《萍洲可談》等文獻所描述的商人在海船上瓜分空間、分占儲物，“下以貯物，夜臥其上”的情形，恍若歷歷在目。

泉州是無數經典文本中予以贊美的“光明之城”，是以Zaitun(Zayton，刺桐)而聞名于世的東方大港。今天，我們依然可以想象這樣的畫面：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大小海船匯集在港口，期待著“風色既順，一日千里”的遠行；又或者，滿載而歸的航船剛剛靠岸入港，迎接它們的是無數新的夢想……

(作者為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