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出臺多個文件推進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部署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和成效。

但不容忽視的是，現階段農業生產水平和檢測、監管能力與人民群眾的安全要求仍有一定距離，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隱患和突發問題時有發生。加快綠色發展，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依然是當下“三農”問題中的重點篇章。為此全國政協緊緊盯住“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多次將該議題列入年度重點協商議題。面對新形勢對農業綠色發展的新要求，今年，“加快綠色發展，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再次“入圍”年度重點協商議題。為了增強協商實效，全國政協副主席楊傳堂多次提出指導性意見；辜勝阻副主席專門召開調研座談會，與有關部委、地方部門同志和相關專家線上線下交流討論；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主任羅志軍率調研組赴山東、江西進行專題調研。同時，農業和農村委員會還開通主題議政群，21個界別73位委員圍繞農業綠色發展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討論情況、反映問題、出謀劃策，共計發言327次、近6萬字。

七月九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五十二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 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記者 賈寧 攝

9日，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召開第五十二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帶著調研路上沉淀的思考，帶著基層的聲音，也帶著對守護“舌尖上的安全”的責任與擔當，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部委相關負責人通過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這個“平臺”坐在了一起，進一步匯集眾智、凝聚共識，切實維護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扭住綠色發展“牛鼻子”

2017年9月中辦發56號文件《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第一次對我國農業綠色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標志著我國農業開始走上綠色發展的軌道。

時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的余欣榮委員對此文件印象深刻，因為四年來，在文件的落實推動下，全國農業綠色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當然推動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農業綠色發展‘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問題還比較普遍。”余欣榮說。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起步之年，也為農業綠色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余欣榮建議，制定出臺《“十四五”全國農業綠色發展規劃》，貫徹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綠色發展作出的新部署，對未來五年全國農業綠色發展的思路目標、重點任務、改革舉措，以規劃的形式予以明確。

除了頂層設計，余欣榮關注的另一方面是農業綠色人才培養問題。他認為，當前的人才培養機制已經不能滿足現實需要，要加快構建以科技型企業為重點，鼓勵各類科研機構和人員積極參與的農業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同時在高等教育體系中設置“農業綠色發展科學與工程”交叉創新學科，以滿足鄉村振興、綠色發展對復合型人才和大量現代綠色農民的迫切需要。

“農業綠色和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在于科技進步，中國植物科學水平在全球有重要的地位，一些領域有引領態勢，有能力和潛力支撐我國的農業穩步發展。”作為科研人員，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原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院士種康委員深知，大量的案例已經證明，通過分子設計等前沿科技手段完全能夠實現少打農藥、少施化肥等農業綠色發展理念。

“要持續重視農業生物基礎研究，建立種質資源全國性協作網絡，同時制定政策在鼓勵發展綠色種源，引導企業育種協同創新，加速綠色成果推廣。”種康呼吁。

沈陽農業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天來委員同樣認為，沒有抗逆強品質優的品種和過硬的綠色生產技術，要實現綠色生產是不可能的。“比如蔬菜病蟲害嚴重，不用藥會嚴重減產，生產者就不可能不用藥。”鑒于每個階段創新都不可能一勞永逸。李天來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打破作物綠色生產科技創新項目設計的短期行為，破除過于關注新概念的浮夸作風，設立穩定的專項，長期支持作物綠色品種和綠色生產技術創新，確保綠色生產水平不斷提升。

補齊農產品質量安全關鍵“短板”

進入塑料大棚，黃瓜花、南瓜花正開的熱烈。實地調研中，委員們在田間地頭必問的幾個問題一定是，“咱們用的什么肥？打不打農藥？產量和銷量怎么樣？”

誠然，化肥和農藥在推動農作物產量提高上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帶來環境污染問題，我國僅占世界8%的耕地卻消耗了全球化肥總量的33%-35%。據FAO統計，我國單位耕地面積農藥施用強度遠高于歐美國家，過度用藥與病蟲害抗藥性增強，形成惡性循環。如何減少化肥和農藥用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之一。

座談會現場，作為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關鍵，但也是當前農業綠色發展的短板，“農藥減量增效”也是大家協商的重點之一。大家反映的問題與調研發現的情況基本一致，比如許多小農戶科學合理用藥意識淡薄，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沒有建立起農產品生產記錄制度，生產檔案很不健全，直接影響質量追溯體系。

“要嚴格線下線上農藥經營許可條件，推進經營門店控量提質，實現農藥登記的‘合規性’與‘服務性’并重。”南京財經大學校長程永波委員提出，要將規模經營主體及植保服務組織納入系統管理平臺，落實生產臺賬制度，細化農藥使用信息、作物藥害報告，實施用藥全程化跟蹤管理。

源頭追溯是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兩個關鍵之一，在原中央紀委駐農業部紀檢組組長宋建朝委員看來，另一個關鍵環節——把好入市關口同等重要。

我國絕大多數農產品均需經過批發市場流入千家萬戶，如何把住這個關口？宋建朝認為，除了市場監管部門將食用農產品合格證作為入市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要憑證，入市必檢之外，建議將合格證制度由單純承諾制改為承諾制與證明制并存，切實把好農產品批發市場入口。

新疆農業大學校長蔣平安委員聚焦的是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尤其要大力支持基層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構建設。此外，針對部分地區檢測能力不強的現狀，蔣平安建議，落實配套資金，實施財政補貼，為地方各級檢測機構添置精密儀器設備，改善檢測設施條件，堅持科技創新驅動，加快科研成果轉化。

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還有不少委員將目光投向了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情況，北京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武委員是其中之一。

農業面源污染是造成水污染和土壤污染風險的主要原因，因為多年的蔬菜研究工作，李武非常清楚面源污染的危害，他呼吁有關部門一定要加大對新型肥料和農藥研發的支持力度，增加對農藥化肥使用者的技術培訓，提高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此外要普及科學認知，消除“施用化肥的農產品是不安全的農產品”“零增長就是要零使用”等認識誤區。

土壤污染問題，也是中山大學食品與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食品與健康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劉昕委員連續關注多年的問題，他補充建議，農業農村部牽頭，會同生態環境部、國家標準委等部門，在廣東的經驗基礎上，加快建立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與修復的國家標準體系。

此外，根據劉昕提供的數據，我國農用地地膜當前覆蓋面積約3億畝，每年地膜需求量約150萬-450萬噸。由于可降解地膜工藝技術尚未成熟，目前使用的所謂降解地膜，使用過程易破裂和降解過早，碎片根本無法回收。“建議將生物可降解地膜研發列為國家‘十四五’重點工作，盡快在提高可降解地膜力學性能和可控降解性能取得重大突破，確保國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順利實施，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劉昕進一步提出。

聚焦百姓“菜籃子”安全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農產品質量安全就是千家萬戶“菜籃子”的安全。

中國人的菜籃子里，肉類一定占據著重要位置。一直以來，我國都是肉類生產和消費大國，肉類總產量占世界總產量1/3左右，肉制品消費多以鮮肉為主。

“肉類產品質量安全與飼料、養殖、屠宰、加工、物流等環節密切相關，但行業標準化、規模化、品牌化程度仍比較低，影響了行業整體質量安全保障能力。”北京食品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總工程師喬曉玲委員長期與食品打交道，她發現，肉類制品雖然種類繁多，新產品發展迅速，但標準制定卻落后于產業發展需要。

在喬曉玲看來，標準與安全息息相關，但現有標準僅從安全角度對肉類食品產業進行了規范，沒有對產品質量進行限定，無法實現優質優價，另外現有標準安全指標不全，缺少微生物和脂肪氧化等限定指標，易造成食品安全隱患。喬曉玲建議，及時梳理整合現有標準，完善指標體系，健全質量安全、營養品質、分等分級等方面標準，推進實施對標生產。

作為肉類生產和消費大國，我國也是世界最大的水產品生產國與出口國，養殖產量占全球2/3，為人類提供優質的食物蛋白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優質食材，水產品安全同樣是消費者所關注的重要話題。

中國海洋大學水產學院名譽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麥康森委員認真研究了我國水產品安全隱患。近年來，我國水產品污染物膳食暴露與健康風險評估表明，抗生素等藥物殘留、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的膳食引起健康風險均極低，相反水產品中的致病菌、寄生蟲超標導致患病存在一定的風險。

然而，風險低不等于不存在，麥康森也承認，目前消費者普遍關心的濫用抗生素、違規使用孔雀石綠、甲醛等問題依然存在。“建議制定國家的水產品產量目標，劃定1.8億畝水產養殖水面紅線，規劃具體的養殖區、限養區、禁養區以及養殖容量。采取許可證準入制度，盡快實現我國傳統家庭式經營到規模化現代漁業轉型。”麥康森提出，同時要加強漁藥代謝的基礎研究和專用漁藥開發，指導科學用藥，加強與水產養殖環境、產品質量安全的立法，加大執法力度。

中國人的飲食結構，肉類消費雖多，蔬菜仍是主角。座談會前，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民革天津市委會主委齊成喜委員專門調研了天津市武清區大梁鎮設施黃瓜生產情況，通過“解剖麻雀”，他發現占比達80%的一家一戶種植散戶仍是保障農產品安全的監管難點。

“當前重點要突破制約家庭農場發展的政策，增加家庭農場的數量，擴大新技術應用范圍，提高農民遵守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守法意識，大面積推廣‘三品一標’生產體系，提高農業技術服務和質量監管的工作效能。”齊成喜說。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隨著農業綠色發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綠色發展行為的落地實踐，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防線一定會越來越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