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委員

長期以來，民法主要關注個體權益的損害，生態環境因具有公共屬性而被忽視。傳統民法強調自己責任、過錯責任，對于作為工業生產或資源開發利用的副產品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因不能作出完全的否定性評價且對公共利益損害無法歸于“個人”，使受害人難以獲得救濟，進而“激勵”污染和破壞行為。在西方發達國家，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益嚴重，大量受害人得不到法律救濟，爆發了反污染、反公害運動，迫使這些國家在重新審視民事侵權規則的基礎上，將環境侵權確立為特殊侵權行為，實行無過錯責任。但是，特殊侵權行為依然是對個體權利的救濟。對于公共利益損害，在國外一般是通過專門的環境保護法、環境責任法加以救濟，比如，德國和法國專門制定了環境責任法，日本制定有公害糾紛處理法、關于因公害引起的健康損害救濟的特別措施法。

乙委員

其實，在環境侵權行為中，個體權益受到損害與環境公共利益遭受損害在很多時候相互交織、甚至互為因果。如污染環境行為，首先是排污行為導致空氣、水、土壤受到污染，再由生長在污染環境中的動植物富集污染物，最后經由食物鏈進入人體，造成人體健康受害。在這個過程中，既有個人財產、生命健康受害，也有環境公共利益受害。但個體權益有明確的權利人，有動力主張損害賠償，而生態環境具有公共屬性，在民法中缺乏明確的權利主體，無法主張權利。因此，我國在民法典中同時規定對個人環境權益和環境公共利益的保護，是一個進步。

丙委員

民法典1234、1235條都采用了“違反國家規定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描述，實際上是在民法典中引入了環境保護法等公法性規則。這也意味著，生態環境損害責任實際上是一種公法責任，只不過是借助于“環境侵權”這樣一種私法形式加以追究。

丁委員

有學者將其稱之為“公法義務、私法操作機制”。在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環境保護法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也作出了規定。但這些都是程序性規定，對于追究何種民事責任，環境保護法未作明確規定。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過程中，自2015年開始試點“生態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并在2017年正式推行，這項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由于我國現行法律中并無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相關規定，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出臺司法解釋方式進行創制。實踐中，由于存在法律上的障礙，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戊委員

民法典規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由“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訴訟，具體來說包括兩類訴訟，即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其中，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由檢察機關和符合法定條件的環保社會組織提起；生態環境賠償訴訟由省級、地級市政府及其指定的職能部門或機構提起。這樣規定，不僅為民事訴訟法、環境保護法規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提供了實體法依據；更重要的是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提供了法律依據，使其走出了“無法可依”的困境。

己委員

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是，民法典明確規定了生態修復作為環境侵權責任承擔方式。過去，司法實踐中只能“借用”恢復原狀判決生態修復責任。但生態修復與傳統民法上的“恢復原狀”有本質不同，其修復的不是“物”的物理性狀，而是“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及其服務功能。現在有了民法典的規定，判決承擔生態修復責任也就“名正言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