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超和他的225平方厘米戰場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吳孟超還堅持每周做一臺手術。他是中科院院士、“中國肝臟外科之父”，一生做過1.6萬多例肝臟外科手術。如今，他再也無法站上手術臺了。5月22日，吳孟超因病去世，享年99歲。

長久以來，吳孟超的“敵人”都是肝癌。一個成年人的肝臟像個直角三角形，兩個直角邊大約長30厘米、15厘米，吳孟超一生的“戰場”往往就是這狹小的225平方厘米。他以前可以連著做3臺手術，在手術臺上站十幾個小時。后來，比手術本身更累、更艱難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身體塞進手術服里。

前幾年，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為了方便照顧他，特意讓他住進病房樓15層的一間幾十平方米的套房，里間是睡覺的地方，外間有一張小小的辦公桌。作為院長，他在病房里處理文件、交代工作，有時年輕醫生進去匯報，看到穿著寬松病號服的他在桌子后面打瞌睡，滿是白發的頭一頓一頓的。年輕人跟他說話，需要“大聲點”“再大點”。他從前走路飛快，沒幾個人追得上，后來越來越慢了，甚至有些搖晃，在同一棟樓里也需要坐輪椅。

一上了手術臺，誰也看不出他是個將近百歲的老人。綠色的手術服把他的皺紋嚴實地包裹起來，整張臉只露出一雙眼睛，不仔細看，很難發現他白色的睫毛。

完成手術后，他會仰面坐在皮面磨得斑駁的椅子上，像個孩子似的翹起雙腳，努力試圖把變形的腳趾分開。那是他最放松的時刻。在96歲生日當天，他依然站上了手術臺，只在手術結束后換上軍裝，戴上紙片做的粉紅色生日帽，匆匆吃了一塊蛋糕。

我吳孟超沒有專利

手是吳孟超的“武器”。他常說：“手比臉重要。臉老了無所謂，但是手的感覺要保護好。”上世紀70年代，他曾到黃土高原做“赤腳醫生”，集體勞動時總戴著手套，防止長出老繭。手術前，他習慣把雙手交叉彎腰拉伸，六七十歲時還能觸到地面。跟人說話時，他的手指會不自覺地捧著茶杯旋轉。

由于長期握手術鉗，他右手食指的第一個關節向掌心方向蜷起，中指則向無名指方向偏斜，食指和中指的第一節形成了一個小小的“V”字。

變形的還有腳趾。做手術時精神高度緊張，吳孟超的雙腳會不自覺地用力抓地。長此以往，他的右腳第二根腳趾緊緊地壓在拇趾上。他只能穿布鞋或者寬松的運動鞋，手術中穿的拖鞋也是特制的，右鞋前端部分被整齊地切掉。

吳孟超的手從小就巧。5歲時跟隨母親前往馬來西亞投奔做米粉的父親，每天凌晨三四點鐘起床，拿木槌舂米。7歲起，他幫家里割橡膠。“橡膠樹中間有一條水線，不能破壞，它像人的血管一樣，是樹的營養線。割的時候下刀要夠深，但要適度，不能把水線破壞了，否則就冒一個疙瘩，像長了個腫瘤。”晚年的他有時會記不清前一天做了什么，卻很愛回憶這段少年時光，認為那是自己“最早的操刀訓練”。他的家里至今保存著一把早已生銹的割膠刀。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曾親眼見到同事因受不了批斗而自殺，搶救時因處理不慎，這個同事右手肌肉壞死，再也拿不了手術刀了。有人揚言要砍斷吳孟超這個“反動學術權威”的雙手，那是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時刻之一。

有人說他“手指上長了眼睛”。上世紀80年代，第一屆中日消化道外科會議在上海舉行，日本醫學代表團的攝制組要求拍攝中方主席吳孟超的腫瘤切除手術，國內有人擔心“吳氏刀法”泄密，他卻爽快地同意了。手術中，他要把長有腫瘤的部分肝臟與周圍的正常組織分離開，以便切除，手在病人腹內，眼睛卻望向天花板，過了一會兒，腫瘤就被拿了出來，而鏡頭只拍到了腹腔外的影像。

肝臟內部血管神經細密，吳孟超爛熟于心，做手術更多依靠的是手感。有學生在他身邊十幾年，依然學不會他的手法。護士長程月娥覺得，當時吳孟超不怕別人拍，是因為他“知道別人拍不去”。

吳孟超卻說：“這技術更多人學去，為更多人服務，不是更好嗎？我的所有技術屬于人類，我吳孟超沒有專利！”

他明白，想救更多的人，只憑自己一雙手遠遠不夠。從1979年到2012年，他帶教了85名碩士生，67名博士生，23名博士后研究員。在勸說本想從事臨床的學生叢文銘進行肝癌的病理學研究時，他說：“一個醫生，如果只知道埋頭開刀，只能成為一個‘開刀匠’。一把刀一次最多只能拯救一個病人，而一套理論卻能挽回千萬條生命。”

他把“醫生”放在自己所有的身份之前。64歲時，他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醫大學副校長，分管全校的醫療和科研工作，同時兼任原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以下簡稱“長海醫院”)肝膽外科主任，可他依然覺得自己“首先是個醫生”。程月娥回憶，為了推掉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事務和應酬，吳孟超甚至會“躲進手術室里”。

幾年前，有人把吳孟超的故事改編成了話劇，演出后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吳孟超平靜地說：“我沒有那么高大，只是個醫生。”

充滿消毒水和血腥氣味的手術室是他覺得最舒服的地方。對他來說，過年是最難熬的日子，因為沒有手術排期。“他甚至會在過年期間特意到手術室旁的更衣室洗個澡，權當做過手術了。”程月娥說。

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程月娥說，吳孟超的病人都是“最差的”：“一是病很重的，其他地方不愿意收治；二是很窮的。”有外地來的病人沒掛上號，坐在診室門口等，他看不過去，通常會為他們加號，一直忙到下午，飯都顧不上吃。

上世紀90年代，在吳孟超把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從長海醫院的一個科室獨立成“院中院”后，作為院長的他更忙了，但依然堅持每周二上午出門診。聽說他能治好肝病，有遠從山東農村趕赴上海的病人一見到他，就“撲通”跪倒。也有因為看病家徒四壁的老人獨自離家出走，找到吳孟超，從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錢，滿臉絕望：“您看能治嗎？”還有病人打聽到他家住址，抱著病歷和化驗單，在門口等到深夜。

最后這些年，從辦公室到診室門口的這段路，吳孟超從來不坐輪椅，也不讓旁人攙扶，怕患者看到自己衰老的樣子。手術時，醫護人員總要在他身后放一把椅子，讓他累了可以坐一坐，但手術結束前他從沒坐過。

一次手術后，他默默坐上椅子，嘆了口氣：“力氣越來越少了，確實累了。”程月娥勸他累了就少做點，他說：“你看這個病人，才20歲，大學剛讀了一年，再累也得做啊！”

為了讓他少走一點路，醫院特意為他安排距離門口最近的手術室，但這份苦心往往是徒勞的。做完手術，他依然習慣在那條50米長的手術室走廊上轉一圈，有人在椅子上打盹，他會大罵：“你倒是真有大醫生的架子！”他甚至忍不了外科醫生胖，見到身材走樣的醫生，他會小聲跟旁邊的人說：“這是誰啊？太胖了，要想辦法把他換掉。”

他覺得，外科醫生胖了，做手術時距離病人就遠了。身高1.62米的他，體重常年維持在50多公斤，手術時身體總是緊貼著病人。

“吳老見不得病人受委屈。”程月娥說。手術開始前，他只要看到麻醉后的病人光溜溜地躺在手術臺上，總要發脾氣：“病人這樣冷不冷？”他做手術以快聞名，問診和查房卻慢得出奇。每次查房，他總要先把雙手搓熱，再接觸病人的身體。做完檢查，還不忘把病人的鞋子擺放到便于下床的地方。

他總是跟學生說：“我們要治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他的學生楊廣順回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剛跟著吳孟超做手術時，手術室的條件異常艱苦。沒有麻醉機，吳孟超要在手術過程中蹲在一旁為病人量血壓、聽心跳，將棉簽上的絨毛粘在病人的鼻孔下，看絨毛的動態來監控病人的呼吸。當時沒有B超，只有A超形成的波形圖，連腫瘤的位置都很難把握，很多醫生在為病人剖腹后，發現做不了，只得重新手動縫合切口。

如今，器械縫合技術早已成熟，吳孟超卻依然堅持用手縫合。“器械縫合省事，但‘咔嚓’一聲，1000多元就花掉了。”他說，“我吳孟超手縫可以分文不收。”他坐診時，如果B超能解決問題，絕不讓病人去做花費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

他對學生說：“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醫院和醫生要從自己做起，千萬不能把醫院開成藥店，把病人當搖錢樹。”

因為他知道窮是什么滋味，幼年時期他經常吃不飽肚子。前幾年以吳孟超為原型的紀錄片《我是醫生》上映，為他寫過傳記的方鴻輝一眼就看出有一處場景與事實不符：“演他小時候的演員穿得太好了！”

在馬來西亞割橡膠時，吳孟超通常只穿一條短褲，連鞋都沒有。一家人常吃老香蕉樹砍掉后剩下的芯子，這通常是當地人用來喂豬的食物。抗戰爆發后，他從馬來西亞回國，在昆明被偷光了財物，連飯都吃不上，從此落下了胃病。

上世紀90年代，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新樓籌建時，經費出現缺口，有人建議醫院漲醫療費。因為相比其他醫院，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的肝癌治療費過低。吳孟超堅決不同意：“如果大樓蓋起來了，老百姓卻看不起病，我是不會安心的。”

幾年前，吳孟超的二女兒得了腸癌，并已轉移到肝部，他堅持親自給女兒做手術。他說：“平時我把病人當親人，這時需要把親人當病人。”有時他為了觀察病人的術后情況，帶著鋪蓋在病房一睡就是幾個月。為了方便病人和家屬，醫院直到下午三四點依然有員工推著餐車，賣熱騰騰的包子、豆漿、燒麥等。

實在抱歉，讓你們等我了

幾十年來，很多痊愈出院的病人給吳孟超送去紅包，有的華僑和外國人送外幣、金戒指，他都謝絕。有“推不掉”的紅包只得收下，病人在出院結賬時才發現，紅包內的金額早已變成他們預交的住院治療費用。

1991年，一位印尼華僑為了感謝吳孟超“給予第二次生命”，把一輛桑塔納轎車開到醫院，并留下字據：“自愿贈送轎車一輛”。吳孟超沒辦法，把轎車和字據一同交給了學校。

那年他即將滿70歲，依然騎著一輛鈴都不響的自行車上下班。有時同事看他身上貼著膠布，一問才知道，“又摔了”。后來為了安全，家人給換了輛輪子小一點的女式自行車，他一直騎到80多歲。

在學生周偉平眼里，吳孟超生活“太不講究了”。他幾乎沒見過老師穿便服，“最愛穿的就是軍裝”。吳孟超的“包”通常是一個紙袋，平時連錢包都沒有。只有在出差時才會帶上現金。他從來不坐頭等艙，理由是自己“個子太小，坐頭等艙浪費”。

1979年，他跟同行在美國舊金山參加一個國際外科學術會議，他報告從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術切除治療原發性肝癌共181例，其中包括長海醫院首例成功的肝外科手術，以及世界首例成功的中肝葉切除手術。肝癌手術成功率已達到91.2%，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而在他之前作報告的兩位西方專家所做的肝癌切除手術，加起來共18例。當時有媒體報道稱“舊金山刮起吳旋風”，而在10年前，中國外肝葉切除的死亡率尚在30%以上。

他說自己過不慣高檔的日子。1963年，作為在第八屆全國外科學術會議上贏得掌聲最多的發言者之一，吳孟超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參加國慶招待會。可他光顧著聽講話，連筷子都沒敢動一下，“那天晚上沒有吃飽，鬧笑話啦！”

他不僅自己“摳得要命”，還要求整座醫院都跟他一樣。走廊的燈只亮一半，紙張卻要雙面使用。內部開會，有人用一次性紙杯倒水，他的目光仿佛是“射出來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杯子，為什么要浪費？”

2005年冬天，吳孟超被推薦參評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考核組與他談話的時間和他的手術時間沖突。吳孟超堅持手術不能推遲，讓考核組等到下午。等見了面，吳孟超說：“實在抱歉，讓你們等我了。病人是一位外地普通農民，多住一天院，對他都是負擔。”

他在人民大會堂被授予當年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是自2000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設立以來，第一次頒給一位醫學家。寫有“獎金500萬元”的牌子比他的身軀還寬。

這時候的他又慷慨得嚇人。吳孟超說：“獎金我是一分錢都不會拿的，一部分用于加強基礎研究，一部分用于加大學科人才培養，剩下的放入基金會里用于加快肝膽外科事業的發展。現在我的月工資有3000多元，加上國家和總后勤部補貼的院士津貼，還有醫院的補助，足可保證三餐溫飽，衣食無憂。”

他在1995年設立了“吳孟超肝膽外科醫學基金”，把歷年積蓄的30多萬元和多年來社會各界捐贈、表彰他的400多萬元都拿了出來。

手術室外的休息間常年放著他的杯子——一個原本用來裝咖啡的玻璃罐。椅子也用了十幾年，他弓著腰陷在里面，看上去格外瘦小。

進入晚年，他幾乎所有的合照都站在最中間，因為個子矮小，人群到了中間總會突兀地凹下去。手術時他總要墊一塊近20厘米高的臺子。當年因為個頭的原因，他差點沒當上外科醫生，但他總覺得個子小更靈活，“外科醫生要看能力大小，不是個子高低”。

他這一生面對的阻礙遠遠不止身高。抗戰時期，他頂著炮火在破廟里讀書。大躍進時期，他和兩個同事成立了“三人研究小組”，窩在牛棚里制作肝臟標本。“文革”期間，他的副教授和黨內職務被免，由主治醫師降為住院醫生，“三人研究小組”也被勒令解散。造反派沒收了他所有的日記，卻沒發現一句抱怨的話。在紅榜上重新確認黨員身份時，他在第一批里沒找到自己的名字，失聲痛哭。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受條件所限，吳孟超只能將實驗室建在一間廢棄倉庫里，雨季來時，他總要把儀器搬到高處，拿著掃把往外掃水。有外國客人前來參觀，直言“很失望”，還有人感慨：“這么差的條件，怎么還能出成果！”

他借此機會向學校黨委打報告，擬建一所集科研和臨床于一體的肝膽專科醫院和研究所。吳孟超像給自家建房子一樣，找熟人請來華東設計院的專家，提出設計要求，幾乎細到每一個房間。在他的設想中，病房的窗子都朝南，每層還有一個“陽光房”，有高大的落地窗和椅子，供病人們休息活動。

1992年下半年，建筑材料價格猛升，醫院幾乎停工。吳孟超多次到北京求援，四處籌款，整個工程原預算800萬元，后追加到2300萬元。不少捐助單位的老板都曾是他的病人。直到現在，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還是國內外唯一一所肝膽外科專科醫院。

這輩子一共醉過兩回：一回是抗戰勝利，一回是上海解放

進入耄耋之年，為了收治更多病人，他在一片反對聲中將新院建在距離上海市中心將近40公里的安亭鎮，90多歲依然前往工地監督施工進度，甚至車上長期有一頂他專用的安全帽，每次他一去，工人們就說“這個矮老頭又來了”。

新院建設總投入上億元，為了籌款，這個“矮老頭”會跟人喝酒，但從來沒人見他醉過。他說自己這輩子一共醉過兩回：一回是抗戰勝利，一回是上海解放。

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有一間院史館，專門用來擺放吳孟超得過的榮譽，近百平方米的房間幾乎被擺滿了，有的獎牌和別人贈送的書法作品只能層層疊疊地堆在地上。

這些年，有的學生開始叫他“老人家”“老爺子”，還有膽子大的會在背后叫他“老頭兒”。更多人習慣叫他“吳老”，從上世紀90年代他當上院士開始，這個稱呼已經叫了20多年。在他之前被叫“老”的，是大他8歲的老師裘法祖。

他始終記得裘老叮囑他“要把病人背過河”，“外科醫生要會說、會做、會寫”。這“六字箴言”至今擺在他的辦公室里。如果要跟裘老一同參加會議，他總會買比老師更早的班機，提前在機場等候。當時在會場，人們總能看到一位八旬老人攙扶著一位九旬老人。

后來，吳孟超的許多學生都早已過了退休年齡，卻還在照常工作，“吳老還沒退我們哪敢退啊”。只是他的同齡人基本都已不在了，有時他問起某個老友，學生們會騙他“身體好著呢”，其實已經離世多年。

在周偉平印象中，老師只流過兩次淚，一次是同事、好友陳漢離世時，他在追悼會上抱著遺體嚎啕大哭。在當天的日記里，他重重地寫了多個感嘆號。他書柜的老相冊里至今夾著幾張陳漢的照片，已經泛黃，卻還保存完好。

另一次是夫人吳佩煜去世時，他在一旁低聲抽泣。現在他的家中還掛著一幅十字繡，上面是一對小狗——他和夫人同生于1922年，都屬狗。

他始終不愿意承認自己是個老人。他不喜歡別人攙扶，拒絕拄拐，也不愿意有人跟在他身后。“我還不老，力氣還可以。”他一字一頓地說。一場手術結束后，他悄悄告訴楊廣順，自己現在要盡量“少吃、少動”，保持低水平的代謝，“我還能干到120歲！”幾年前，他生病住院，還要堅持自己洗臉、上廁所。護理部主任葉志霞回憶，他當時說：“這輩子只有母親給我洗過臉。”他最后一次見到母親，已是78年前的事了。

他35歲時，父親患膽囊結石，由于當地醫療條件差，手術沒做好，引起膽漏、黃疸逝世。他十分痛苦，身為一名肝膽外科醫生，卻連自己的父親都救不了。從那以后，他把每一位病人都當作父親，拼命地救。前些年，二女婿患了肝癌，他氣得拍桌子：“知道我是治肝癌的，卻偏要找上門！”

在這個世上，他變得越來越孤單。周偉平覺得，這也是他愛往手術室跑的原因。“一做手術，什么都忘了。”夫人去世的第二天，他又像往常一樣走進了手術室。

人總要死的，但要活得有質量

吳孟超不愛過生日，有時會私下里跟楊甲梅說自己“不行啦，沒幾年活頭了”。

以前，吳孟超總是第一個到手術室，看旁邊手術室的醫生還沒來，他會小孩似的說：“咱們快點做，到時可以炫耀，我都做完了他們才來。”最近這幾年，他習慣起床后睡個回籠覺再到手術室。就是從那時起，程月娥才開始覺得吳孟超“是個老人了”。學生楊甲梅印象中，兩三年前他們一起去迪拜參加學術會議，老師在出遠門前需要帶上夜壺和輪椅。

許多人捎話給吳孟超，讓他“別再做手術了”，就連長期在他身邊的人也不明白“老人到底圖什么”。

為了跟上時代的腳步，他堅持每天閱讀十幾份報紙。80多歲時，他還堅持站著給本科生上課。他說自己至今還在做手術，一是為了救治病人，二是為了帶更多的年輕人。

1960年，吳孟超提出的“五葉四段”肝臟解剖學理論為肝臟手術提供了關鍵性的解剖標識，成為探索肝臟手術的理論依據。次年，他發明了“常溫下間歇肝門阻斷切肝法”，極大提高了手術成功率，至今仍被學界認為是最簡單、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方法。這些理論研究和臨床方法早已被編寫入醫科生的教材，并沿用至今。有時他會親自給本科生上課，用兩個課時將自己花了數年時間得出的研究成果傳授給那些稚嫩的后來者。

直到現在，海軍軍醫大學的新生入學后，學校還會統一組織觀看上世紀60年代以吳孟超為主角拍攝的紀錄片《向肝膽外科進軍》。片中的吳孟超黑發濃密，腰板挺直，不戴眼鏡。

吳孟超活了快一個世紀，曾經無數次接近死亡。戰爭年代，炮彈就在他身邊爆炸。當了醫生，他在手術中被扎破手指，極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他拯救了無數人，也總有一些人是他救不了的。他有時會騙病人“會好起來”，但出了病房就嘆氣。

他跟身邊的人說，不要跟病人說他們的生命還有多長時間，也不要計算自己的年齡。“人總是要死的，但要活得有質量。”他說，“只要我活著一天，就要和肝癌戰斗一天。”

只有在手術室，吳孟超才覺得自己是年輕著的。叢文銘說：“退休永遠不可能從他嘴里說出來。勸他的都是不了解他的人。”

幾年前的一次手術后，疲憊的吳孟超告訴程月娥：“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術室，不要慌張，記住幫我擦一下。你知道我是愛干凈的，別讓人看見我一臉汗水的樣子。”

參考書目：

《肝膽相照：吳孟超傳》 方鴻輝/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吳孟超傳》 王宏甲、劉標玖/著 華文出版社

《黃家駟外科學》 吳孟超、吳在德/著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玄增星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年05月26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