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5月18日電（記者 呂巍）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以下簡稱重大專項）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和部署。《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實施16個重大專項，其中民口10個重大專項，自2007年啟動實施以來，廣大科研人員砥礪前行，已奮戰了十四個年頭。

十四年來，作為迄今為止我國最重大的戰略性科技任務，重大專項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緊緊圍繞國家戰略目標，凝聚科技界、產業界的優勢力量集中攻關，攻克了一批關鍵核心技術，產出了一大批標志性成果，充分彰顯了自主創新的中國力量。

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時期，在事關全局和長遠利益的戰略領域建立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著眼于國家戰略目標，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在重點領域加快啟動和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已成為科技自立自強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5月14日，全國政協召開“在重點領域加快啟動新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委員和相關部委負責同志聚集一堂，開啟了一場關乎重大專項“新走向”的大討論，為做好重大專項這篇“大”文章匯聚智慧和力量。而一個月之前，為了解重大專項的實施情況和重點領域急需緊迫的問題，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和九三學社中央已經分赴吉林、湖南和浙江、上海、廣東，開展了深入扎實的專題調研。

破解“卡脖子”問題的有力抓手

重大專項走過了十四年，它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又有哪些成功經驗和有益做法？不同領域的委員們有著相同的感受。

“去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完成了病原鑒定、序列測定和病毒分離，并及時與世界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在此基礎上，快速研制出了檢測試劑產品，聯合研制出全球第一個進入臨床試驗的滅活新冠病毒疫苗，為我國戰勝疫情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撐。這些成果是國家重大傳染病防治重大專項實施十年來，我國傳染病防控能力得到顯著提升的具體體現。”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院長、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主任袁志明表示。

“集成電路一直是國家高度重視的領域。由于自身基礎薄弱，以前‘缺芯少魂’的問題十分突出，與國外相比存在巨大鴻溝，導致我國信息化建設對外的依存度過高，進而反過來制約了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通過實施重大專項，核心器件關鍵技術與國外差距比專項啟動前大大縮短，對提升全行業發展的自信心、助力中國在核心技術上的趕超和跨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微電子研究所研究員周玉梅坦言。

的確，多年來，重大專項堅持國家戰略導向，在關鍵核心領域搶占了制高點，提供了新動能，開辟了新的產業發展方向，提升了我國科技和產業競爭力，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卡脖子”問題。用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曹健林的話說，重大專項已經成為科技領域的一面旗幟，成為吸引社會資源的金字招牌。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學納米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忠范更是直言，重大專項是解決諸多“卡脖子”問題的有力抓手，是治好科技工作者“心病”的一劑“特效藥”。此外，重大專項堅持以企業為主體、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通過全產業鏈創新，實現了出成果、有產品、能應用，還通過專項實施，聚集了一批產業中堅力量，培養和引進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關于人才問題，劉忠范說，重大專項也好，其他科學研究也好，都不是關起門來搞研究，必須全方位深化科技開放合作，而人才合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應迎難而上，制定更為積極的全球人才戰略，大幅度擴充人才蓄水池，實施更加公開透明、開放包容的人才政策。”

劉忠范提出關注重點對象按“先亞后歐，先東（歐）后西（歐），華（華人）夷（非華裔）并進”穩步推進的想法。建議以新的人才計劃，吸引大批外國青年學者和華人學者來華歸華工作。

建立全產業鏈創新的思維也是必須總結的重大專項的成功經驗。

委員們認為，重大專項一定要有重大戰略性產品、關鍵共性技術和重大工程，一定要讓專項成果在市場上打拼。必須用全產業鏈的思維，發揮企業技術創新主體作用，建立“頂層目標牽引、重大任務帶動、基礎能力支撐”的科技組織模式。依托創新型企業布局建設一批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引導有條件的企業加大應用基礎研究和前沿引領技術開發投入。從科技創新的源頭解決首創產品的應用推廣問題，確保戰略領域技術自主可控。

圍繞重點領域 解決重大問題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蓬勃興起。歷史經驗表明，科技革命能夠深刻改變世界發展格局，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也正因此，盡快布局和啟動重大專項事關重大。

領域和項目該如何遴選？

袁志明建議加快啟動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重大專項。“這不僅可以提高我國傳染病的防控能力和應急處置能力，促進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發展，同時也能為國內社會經濟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他建議不斷完善科研、疾病預防和臨床救治機構協同創新，持續開展預警預報和風險評估，發展新發傳染病檢測技術、抗病藥品與疫苗，建立傳染病防控技術、藥物和疫苗國家儲備。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中華口腔醫學會副會長王松靈認為，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已經逐漸成為影響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應在已有基礎上，將慢病防控納入重大專項并加快推進。系統開展慢病發生發展機制和診療方法研究，構建新的慢病防控體系。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員曲偉看來，超級計算機是全球科技制高點之一，也是“國之重器”。“我國研制的超級計算機的運算速度曾多次奪冠，但是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行業，超算的運用卻受到很多限制，主要原因是超算軟件的發展滯后，因此，應盡快啟動超算軟件國家重大科技專項。”

周玉梅關注的是集成電路的發展問題。她提出若要保證我國在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域實現趕超、保證高端芯片不被“卡脖子”，就必須盡快啟動新一輪的集成電路領域重大專項，并對重大科技專項的評估和“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的啟動同步進行。“對重大專項涉及的基礎、技術問題，要同步部署研發投入，涉及的技術成果要引導地方政府聯動承接。只有這樣才能夠讓重大專項發揮出更好的帶動作用，實現全產業鏈升級。”周玉梅說。

在廣東開展科技創新實踐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納米科學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宇亮看到了廣州知識城、“中國納米谷”等區域創新平臺對重大專項取得突破、成果轉化所發揮的重大的支撐和促進作用。他建議按照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布局，盡快在新材料等領域啟動重大專項，依托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大平臺”，加快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打造“雙循環”戰略節點。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江蘇省副主委、南通大學校長施衛東提出增設工業軟件重大專項或將其納入核高基專項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資源生態與生物資源研究室主任閔慶文呼吁盡快啟動種業自主創新重大工程，并加入草種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鄒磊建議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盡早布局實施能源領域重大專項，落實能源安全新戰略和“雙碳”目標……從信息、生物等戰略產業領域到能源資源環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緊迫問題，從軍民兩用技術到國防技術，委員們著眼于提高綜合國力和確保國家安全，共商科技發展布局，旨在高質量、高效率推進重大專項的組織實施。

向管理要效率

每個重大專項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謀篇布局”之后，還涉及項目立項、預算評審、經費撥付、績效評估和驗收等多個管理環節，如果相關管理機制和制度不完善，勢必會造成由管理效率低下引發的研發效率下降。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廣東省副主委、廣東省廣州市副市長王東建議進一步探索重大專項管理模式，建立項目遴選和組織新機制、建立以“放、管、服”為核心的重大專項管理機制和有利于重大專項成果產業化的制度機制。

“要堅決廢除論資排輩，推動技術總師負責制；部分專項探索可采用‘紅軍’‘藍軍’競爭機制，同時從不同路徑尋找最優解決方案；重大專項成果要更加以市場適用性為導向，建立用戶考核產品、下游考核上游、整機考核部件的結果導向型考核機制，避免僅依靠技術指標和產品樣機就完成驗收。”

王東認為，應相信頂尖科學家的判斷，將項目管理權和經費使用權真正下“放”給項目承擔單位和帥才科學家，擴大重大專項方案調整、經費使用調整的自主權，對科研經費的審計標準要有別于其他財政經費的審計標準，從“管理科研”向“服務科研”轉變。加強關鍵節點的考核評價，確保項目“放得出、攏得住”。

這一點與劉忠范的觀點不謀而合。

“設定不能觸碰的‘紅線’后，經費使用應大膽放權，同時大幅減少行政主導的過程評估，改變‘盯著母雞下蛋’的現行評價機制。同時，還應破除‘一切向錢看’的過度市場化和碎片化激勵機制，實行薪酬包干制，不與帽子、成果、經費等掛鉤。倡導科學精神和工匠精神，讓更多的心躁動起來想做事，讓更多的人安靜下來能做事。”劉忠范說。

在王東看來，重大專項成果的多渠道轉化，需要“管事的”部門和“管人的”部門共同推動科研人員職務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相關政策真正落地，制定經費投入、使用、成果轉化盡職免責負面清單和容錯機制。此外，地方政府也必須為重大專項產業化落地提供政策服務和保障。

除了科研人員，充分調動企業的科技創新力量也是委員們強調的重點。

鄒磊建議支持中央企業牽頭組建體系化、任務型產學研創新聯合體或技術創新聯盟，承擔重大專項并參與重大專項相關計劃編制。優化項目申報審批程序，增加中央企業參與定向支持項目的比例。加強科技、產業以及財稅、金融等政策協同，推進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在中央企業落地應用。

劉忠范提出在重大專項下設“中小企業創新基金”，支持企業開展市場牽引的技術研發工作，填補從實驗室成果到市場化產品的巨大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