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城市的一個主要特征是高度的社會分化。高度分化的社會群體對城市治理提出了差異化的需求，不同群體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發揮的作用以及參與的方式也不相同。從治理角度來看，有三個維度的社會分化最為重要：一是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分化；二是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三是年齡群體之間的分化。這三個維度的社會分化，現有的城市治理及其相關政策設計都有所關注，但側重點大多落在較為弱勢、被動的一端。如更為強調外來人口的管理、經濟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救助、以及老齡化問題。的確，這些群體需要政策扶助，應該作為城市治理的重點。但這種思維模式往往忽略了在城市治理建構中有可能發揮更大作用的一些社會主流人群。

深圳匯聚了全國最多元、最前沿的群體，階層分化明顯，來源和構成多樣，收入水平、社會地位、利益訴求及政治態度等差異顯著、變化較快，這對深圳的城市治理提出了很大挑戰。在深圳這樣的超大型城市里，有兩個數量龐大的主流群體值得重視：一個是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尤其是體制外的中間階層，即新的社會階層；另一個是青年群體。這兩個群體在經濟社會領域十分活躍，有較強的意愿和能力參與公共事務，對社會治理水平有較高要求，對政府的相關政策常常提出批評意見。近年來，國際社會運動的發展趨勢以及香港“修例風波”中青年的行為特征已經表明，當代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力量不是社會底層，而是那些“沮喪的中產階層”和“高知的青年群體”。

當前，超大型城市治理的線上線下邊界逐漸消失，工作生活的場景交融混雜，深圳的城市治理必須超越社區治理、單位治理的思路。很多敏感群體的思想雖然孕育于網上，但行為卻發酵于現實場景之中，社區治理、單位治理中積累的問題，很可能經由城市生活的自組織空間點燃并放大，并直接形成全域影響。因此，如何充分發揮這兩個主流群體的作用，減少斥力，形成合力，對深圳創新超大型城市治理意義重大。

建議：

創新超大型城市治理體系，除了要充分運用專業的城市治理技術和工具，深入研究城市這一客體的普遍規律之外，還需要深入研究深圳人口構成中特殊性關鍵群體的特點規律，將“人”這一核心要素列為關照對象，作為已有城市治理體系條塊結構的有益補充。

1.賦權主流群體，參與社會治理。城市建設主要指向物，城市治理主要指向人。不能用對物的思維去解決對人的問題，否則花費大量資金去推進城市建設，改善居民生活，本應收獲民心，反倒可能激出民怨。同樣，科技力量可以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細化程度和智慧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但迷信借助科技力量能夠管住一切、維護穩定，甚至可以取代群眾路線，是要受到慘痛教訓的。

因此，開創深圳城市治理的新格局，應摒棄單一的建設技術思維，緊緊圍繞著“人”開展工作，其出發點必須是基于深圳的城市特點，在治理中更好地結合群體形態，細分各類群體的特殊需求。只有滿足差異化需求的精細化治理，才能吸引更多的利益主體積極參與。基于這種思路，建議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深圳兩個主流群體參與城市治理給予更多的賦權：

一是把握主流群體的政治訴求，分類引導，分眾工作。其中，各亞群體的意見訴求和參政能力參差不齊，這決定了他們的政治參與呈現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政治參與的效能感也有所不同。比如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的政治訴求主要表現為政治地位實現，新媒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主要表現為政治價值表達。因此，必須針對不同群體，分類別、分步驟、分階段實現政治參與。二是在繼續做好精英參政的同時，更加關注草根參政的需求。為那些政治素質高、專業造詣深、社會影響好的草根人士參加各級新聯會、知聯會、青聯等創造機會，進行適當安排；對確有專業才干而又符合任職條件的，積極推薦他們到相關政府部門或群團組織掛職兼職，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三是推動政治資源由“增額供給”向“議事供給”轉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青聯委員等名額相對有限，按照簡單增加名額的配給方式，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可以嘗試探索議事政治資源的供給模式，即以議題為核心的申請式政治參與，擴大有關群體的政治參與渠道，推動政治資源供給模式的轉變。

2.做好頂層設計，綜合研判風險。應當說，政府很多部門都從事著社會群體的接訪應訴和風險防控工作，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社會整體風險的研判就一定準確。中外無數事例表明，整個社會的風險絕不是組成社會的各個群體的風險的簡單疊加和線性組合。超大型城市治理，不僅要以社會群體的視角切入，而且要從“戰術層面”上升到“戰略層面”，從“工作層面”上升到“制度層面”，從“局部層面”上升到“全局層面”，從更高的維度、更廣的視野和更新的基礎上梳理審視已有的治理范式。

當前，社會群體風險深深地嵌入諸多公共政策議題之中，當我們對某項公共政策有所調整時，要提前做好對相關群體的風險評估與風險化解的預案，避免“蝴蝶效應”式的社會情緒失控。當前不同群體在資源占有、輿論關注等方面并不均衡，同一項政策的出臺，已經不可能對所有群體都形成相同效應，將從過去的“帕累托改進”逐漸過渡一方得利一方受損的動態博弈。有鑒于此，可以考慮成立全市層面的社會群體風險研判機構或聯席會議制度，形成“黨委政府組織、跨學科專家建言、群體代表人物參與、綜合研判系統風險”的咨詢議事機制，做到對社會群體風險的早發現、早預測、早準備，做群眾運動的引領者，而不是跟跑者，讓深圳的城市治理為國家治理發揮“瞭望”和“護航”的功能，逐步形成具有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特色的超大型城市治理新格局，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借力城市治理，打造人才聚集“強磁場圈”。近年來，我國多個城市相繼出臺引才新政，人力資本紅利爭奪日益激烈，深圳對人才吸引力的比較優勢面臨新的挑戰。

必須承認，深圳人才政策給出的條件已非常“優厚”，主要以給高端人才打造“職業場景”為內核，以提高職業待遇為內容。我課題組調研表明，高端人才在選擇職業機會、進行遷居決策時，往往以家庭為單位、以長期職業發展為目標，以事業和生活并重為特征，這些方面需要城市治理體系予以精準回應并發揮集成效應。

比如高端人才是否要遷居到某個城市，往往是由其家庭成員共同決定的，其家屬會基于自己的職業發展、子女教育、父母養老、生活習慣等因素，做出自己的判斷考量，這些判斷考量往往體現為否決權。在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后，候選城市能否為其家庭成員提供更為便利和綜合性的解決方案，決定著高端人才的最終選擇。

因此，未來超大型城市吸引高端人才，比拼的已不僅是物質待遇，而是更多的體現為城市治理的總體水平。我們要把握新時代深圳發展的“軟實力”因素，以高端人才家庭為工作單位，圍繞中長期愿景價值開展工作，完善面向高端人才的社會與文化服務體系，提升深圳城市治理的體制機制和生態環境。

一是為高端人才隨遷家屬的職業發展和社會生活提供支持。與全球有影響力的大城市對標，推動深圳公共服務水平與國際接軌，促進服務更加專業化、管理更加精細化。可通過提供市場化專業化的職業顧問服務，幫助人才在深圳延續和發展自己的事業；可通過專業化機構提供生活服務支持，幫助人才解決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煩心事和操心事；可由統戰部門和群團組織出面，為人才提供適當的社會參與機會，提高其對深圳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此外，建立公共服務反饋機制，通過網絡平臺、調研訪談等方式及時了解人才需求，以問題導向不斷優化人才公共服務。二是為高端人才子女教育及參與社會建設提供支持。為人才子女提供與國際接軌的優質本地公辦教育，或通過現有國際學校教育體系提供市場化私立教育機會。在不影響公平的前提下，為人才子女入學開辟“綠色通道”，對學籍實行動態管理，班級有學額、符合入學條件，允許插班；有正當理由，允許轉學。此外，還可為人才子女提供參加社會實踐和社區服務的機會，支持人才子女參與公益環保、志愿服務和社會建設等活動，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三是為高端人才的父母養老提供優質醫療服務。深圳的優質醫療衛生資源重點集中于城區，郊區和新城區衛生資源明顯不足，而部分高端人才聚集的科技園區和產業園區位于郊區和新城，呈現出衛生資源發展不充分、供需不均衡的狀態。應加快推進“產城同步”，區域內產業發展與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一致同步，實現人才的生產工作和人才的生活服務同節奏、相支撐。可考慮引入專業機構建設高級老年公寓，一站式解決人才父母居住、餐飲、醫療等問題，實現人才回家后與父母只有“一碗湯距離”，并為人才父母提供一定的養老消費劵或保姆服務補貼。

（發言者系深圳市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深圳研究院院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高端智庫研究員，全國青聯常委，市新聯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