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努力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先行示范者”的主題，建議深圳在產業優勢與經濟實力的基礎上，采用“GDP+”度量指標，積極參與和推動國內大循環，構建產業與消費新格局。

一、 從GDP到“GDP+”（GSP）

GDP是衡量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發展水平的傳統綜合指標。但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國家構建國內大循環，單純的GDP考核逐漸被弱化，轉向“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而GDP如其定義，以“屬地原則”為基石，對區域內企業在區域外的投資與發展關注有限，不利于引導和激勵本區域走出去參與國內大循環。

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議升級經濟發展的度量指標為GDP+：對于本地經濟發展（即對內部分），在原來GDP基礎上，側重人均GDP等指標，以推動產業升級，聚焦GDP增長質量；對于異地經濟發展（即對外部分），參照GNP指標，引導和鼓勵本地企業走出深圳，推動國內大循環。

相對于GDP，GNP采用“國民原則”而非“國土原則”，即只要是本國（本地區）居民創造的價值，無論其是否在本國（本地區）內，均計入本國或本地區的GNP。

將其應用于深圳，我們可以定義“GSP”（S=深圳，可讀為“G深P”） ，即只要是深圳本地的企業或個人，按照國家戰略導向，在深圳以外特別是東北、西北等區域協調發展重點地區開展經營活動或進行資本或商業投資所創造的價值，都可按一定折算口徑，計入深圳的經濟發展成果。

二、 采用“GDP+”（GSP）度量指標的必要性

1. 先行示范，升級發展新理念

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發展理念也需要革新,采用新的經濟發展度量指標，也符合先行示范的探索精神。

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積極引導企業從國內走向全球積累國家財富，是一個趨勢。以日本為例，其人力、土地等資源有限，但資本充足，與深圳類似。日本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啟海外擴張，打造了龐大的海外經濟體系。據統計，1983年到2007年近25年間，日本海外企業銷售收入從零增長到2萬億美元，海外總資產達到5萬億美元，與日本當年GDP相當，在海外“再造”了一個日本。

根據2020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深圳的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榜首。立足于打造全球標桿城市，深圳應升級發展理念，借鑒日本借助“全球化”取得大發展，在國內大循環這一“全國化”形勢下,用“GDP+”鼓勵和引導本地企業走向全國。

2. 順勢而為，推動國內大循環

在美國對華持續遏制、新冠疫情疊加、外部形勢動蕩、逆全球化的不確定性短時間難以消除的背景下，黨中央提出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戰略部署。深圳作為改革創新的前沿，通過“政策支持+市場引導”的方式，利用深圳的產業、技術、資金、人才等方面的資源和優勢，與其他地區形成優勢互補，例如與西北和東北地區豐饒的旅游與農業資源合作，打造中國特色的旅游和高端度假休閑產業、綠色健康的生態農業等，實現資源的跨區域配置與流通。

在這一過程中，深圳得以助力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等國家戰略落地，在區域發展中彰顯深圳特色的同時，拓寬深圳產業邊界和戰略縱深，進一步增強深圳的綜合競爭力。

3. 產銷對接，實現先富幫后富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率先富裕起來，形成了巨大的消費市場。深圳秉持“感恩改革開放、回報全國人民”理念，以先富帶后富，以先進帶后進，一方面幫助后富、后進地區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利用深圳巨大的消費市場消化其產能，實現供給與消費的匹配，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在具體實施上，政府可以通過投資基金引導、專業企業參與、扶持政策配套、物流航班對接等舉措，支持雙方消費市場與產能的對接，實現國家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

4. 區域規劃，未雨綢繆防突變

2019年深圳人口密度6730人/平方公里，高居內地城市榜首，成為“最擠”之城，與同期香港的6793相當。土地少，房價高，以及“大城市病”降低宜居指數，成為深圳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瓶頸，降低了對高端及年輕人才的吸引力，限制了企業發展，過高的人口密度，也埋下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隱患。

早在2015年，比爾·蓋茨就預言，全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再是核戰爭，而是全球疫情。2020年新冠疫情不期而至，黨中央采取斷然措施快速應對，以雷霆之勢控制住疫情，但全球范圍內疫情尚未過去，病毒變種還在繼續，海外至今仍為疫情籠罩。試想未來一場傳染性和致命性更強的未知疫情，如果突然發生在高密度人口集聚的深圳，我們將如何應對？

綜上，深圳應未雨綢繆，著眼于將深圳打造成為聚焦高端產業的宜居城市，適當將產業鏈布局于內循環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以市場資源配置的方式，帶動偏遠地區、欠發達地區共發展，實現更多共贏的財稅收入，既惠及全國也惠及深圳。

三、 具體建議：助力企業“內循環”，打造深圳新名片

1. 落實理念，積極爭取政策支持

明確深圳在國內大循環建設中的責任與擔當，深化先行示范區優勢，向中央申請在深圳試行“GDP+”（特別是GSP）考核，同步爭取創新政策支持。比如，可以基于GSP區域外貢獻給深圳以稅收、發債支持，給“走出去”的產業及企業以稅收、金融服務優惠等。

2. 政府搭臺，提供G2G支撐模式

參考早期新加坡在中國設立新加坡工業園的模式，深圳主動對接西北、東北等內陸區域政府，在目標區域設置統一標識和服務管理規范的深圳產業園，以G2G（政府對政府）的對接，解決深圳資本和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營商環境等痛點。

3. 市場引導，推動深圳產業異地開花

梳理深圳在全國產業結構大局中的定位與發展需要，以政府投資基金為引導，組織民間資本跟進，推動深圳優勢產業和企業在合適的地區延伸相關產業鏈，發揮政府投資撬動作用與產業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

比如做大消費市場，可以與東北地區合作打造高端旅游產業集群，與西北地區合作建立綠色環保農業基地，與中部地區合作開發制造業園區。深圳擁有多個消費金融總部企業，可以跟隨產業和終端客戶，提供貼身的2B2C金融解決方案，實現深圳消費市場、流量與目標區域產品、場景的深度結合。

比如金融科技產業，可以將研發、數據、營運等后臺中心，在目標區域設立深圳產業園，高效打造產業集群，有效緩解深圳資源瓶頸，帶動內陸發展。

一個極具張力的深圳，將更有條件聚集高端人才，造就高端產業，打造宜居城市新生態，形成更高質量的GDP+和更具使命的GSP。

（發言者系市政協委員，招聯消費金融有限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