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臻群佩用了1年時間，尋找35名學生在內地西藏班求學的故事。

2020年是內地西藏班政策實行35周年，這個中國傳媒大學的藏族大學生想保存一份對內地西藏班真實而珍貴的口述史料。

在他尋訪到的故事里，第一批走出西藏到內地求學的學生，最年長的已過知天命之年。30多年來，他們中有人回到西藏成為鄉村教師，有人在家鄉做了基層公務員，有人返鄉創業，也有人出國深造……盡管選擇殊異，但用丹臻群佩的話來說，“內地西藏班的意義更像是一把火炬，賦予了他們獨一無二的精神力量”。

對這些少小離家的學子來說，即使遠離父母和家鄉，地理上的距離并沒有拉遠他們心靈間的距離，許多人依然惦記著西藏，渴望學成歸來為家鄉建設出一分力，甚至可以說，越是走出去，這種渴望越是強烈。

“你要到內地去學習了”

平措羅布是丹臻群佩訪談到的第一屆內地西藏班學生。1985年，當14歲的平措羅布收到錄取通知時，比他更興奮的是父母。他們激動地告訴他：“你要到內地去學習了！”

對于去內地讀書，平措羅布當時并沒有深刻的認知。對這個西藏當雄縣的藏族孩子而言，內地是雜志和畫報上的美好夢想，是有著高樓大廈、火車飛機的異域他鄉。最早一批出藏讀書的孩子大都有著相似的經歷，那時內地西藏班對他們而言幾乎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但平措羅布的父親明白兒子離開的意義——這可能意味著一場終身的改變。他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去內地學習的西藏學生，曾就讀于咸陽公學院。為教育好兩個孩子，他還把家門背面涂成黑板，教孩子認識漢字。

平措羅布出發去重慶西藏中學那天，父母、弟弟和姨媽去機場送他。第一次和家人離別，讓他內心升起一股“就像從此以后跟家里斷絕了所有聯系”的悲壯之情，他沒敢回頭，強忍淚水。

這種憂慮并非毫無來由。很長一段時間里，通信是赴內地讀書的學生最犯難的問題，許多人一走4年，只能靠書信與家人溝通，郵件最久需半年才能抵達家鄉。

令丹臻群佩最為震驚的是，一個來自西藏偏遠地區的學生，當他初中畢業回到家時，才發現母親已經去世，此前家人為了讓他安心讀書，沒有寫信告訴他，這成為他終身的遺憾。事實上，許多孩子的父母都不識字，只能請他人代筆，收到信再找人念。

從當雄到重慶，少年平措羅布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坐飛機、坐火車，雖然忐忑，但他眼中更多的是好奇和興奮。他這段路程并不算太曲折，在最早開辦內地西藏班的十幾所學校中，距離最遠的是遼陽一中，學生需要坐飛機到成都，再連坐幾天幾夜火車，從西南奔向東北。

當時，來到內地，許多學生首先需要過的是語言關和學習關。為更好地使西藏學生適應內地的學習，內地西藏初中班最初設置的學制為4年，包括1年補習相關小學課程，3年正常的初中學習，教學用語以普通話教學為主，同時開設相應的藏語文課程。即便如此，要讓所有學生達到同一學習進度并非易事。平措羅布記得，為了跟上學習進度，宿舍早上6點半開燈，他們常常5點半左右就偷偷起來，到路燈下晨讀。

“無論去了哪個學校、選擇了怎樣的道路，在訪談時這些內地西藏班的學生都談到同一個改變：變得更加獨立。”丹臻群佩說，這種獨立性一直貫穿選擇大學、專業和未來的就業方向中。

事實上，他們并非一開始就如此獨立。有人去內地讀書的頭一個月，晚上偷偷在被窩里哭，但沒有人愿意放棄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平措羅布曾在初中時因病住院，害怕父母擔心，他就和同學串通好，將聽來的學校新聞寫信回家，營造還在學校的假象。但他最擔心的是，“這個學能不能上完”。

談起在內地求學的經歷，大家更多的是懷念，比如，他們往往會濃墨重彩地描述所到城市的美食，有人回憶第一次喝可樂感覺“像喝中藥一樣”，有人愛上了天津狗不理包子和麻花。

教育的傳承

丹臻群佩發現，到內地求學，給這些西藏學生帶來的沖擊不只是都市的繁華，影響他們更多的是教育環境和理念。

1990年，巴桑卓瑪跨越大半個中國，從西藏山南來到遼寧，就讀于遼陽一中，那時她常常掉眼淚。后來回到西藏當老師，巴桑卓瑪深刻地認識到內地西藏班老師對自己的影響，讓她篤信，老師對學生的盡心盡責是所有成功教育的基石。

如今，巴桑卓瑪已是拉薩中學校長，學校里農牧區的學生和偏遠地區的孩子很多，且長期住校，平時家長也很少探望，他們生活上遇到困難往往要靠自己解決。這也一度讓巴桑卓瑪感到壓力很大。

她想起了自己母校的老師。內地西藏班的老師常自稱是“24365部隊”，即手機24小時開機、365天待命，過年過節的時候，也犧牲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和他們一起包餃子開聯歡會。為了更好地照顧學生，他們常常舍小家為大家。

當年，巴桑卓瑪曾和同學集體寫信給學校，希望能換掉管理過于嚴格的班主任。但班主任知道這件事情后，一宿沒睡著，回復了一封長信，情真意切地表示自己管得可能過嚴了，但希望學生可以進步得更多更快些。從那次交流后，巴桑卓瑪明白了老師的不易。

2016年她特地去了遼陽一中，現任校長正是她當年的老師。她發現，30年過去，這里對學生的關心、愛護程度沒有一絲減弱。

她問自己的老師，如何能把這種傳統一直繼承下來？老師的回答是，大家以做好工作為重，不要帶過多個人情緒和喜好。

回去后，她常對新來的教師說，人生是充滿無限可能的，不要覺得從大學出來進入單位，一抬頭就看到了天花板。在她的帶領下，班主任對班里孩子的情況非常熟悉，如果學生遇到困難，老師會默默幫助學生直到畢業。學校還會提供獎學金和德育基金支持，推出貧困月捐的計劃。

如今，她更有信心將拉薩中學越辦越好，“這種信心跟我在內地西藏班的學習經歷是分不開的”。

2001年，當格桑德吉回到故鄉西藏墨脫幫辛鄉看到當地慘淡的教育環境時，她決定留下來，成為村里第一名大學生鄉村教師。

當年，這個門巴族女生得知自己考上湖南岳陽一中的內地西藏班時，第一個想法就是以此改變自己的人生，也改變墨脫父老鄉親的困境。

初中畢業時，她曾回過一次家，專門去就讀過的小學看看。剛從內地回來眼界大開的她，在家鄉小學看到的只有一間木板房、兩間教室和瘋長的雜草。更令她難過的是，還有許多小孩沒上過學。她勸他們要出去讀書，而他們的回答是“不敢，不去”。

因為家庭經濟條件有限，初中畢業后，她改去師范學院學習，但是她也從未后悔過。“我一個人出來了，但更多的人沒有出來。”她希望回到家鄉，讓更多孩子像她一樣走出大山，見識外面的世界。

去師范學校讀書后，曾有老師問過格桑德吉：“如果以后是去偏遠的地方教書，你愿意嗎？”她說：“我就是從偏遠山區出來的。”有朋友說她傻，勸她“難得從墨脫走出來，為什么還要回去”。但是她沒有猶豫，去當地教育局，明確表示希望回到家鄉執教。

改變鄉村教育之路并不輕松。格桑德吉剛到幫辛鄉小學時，村里不通公路，沒水、沒電。5個班只有4名教師，其中兩位還是年紀較長的老教師。面對艱苦的教學環境，外地年輕教師來了又走，只有她咬牙堅持下來了。

最艱難的還不是環境，而是當地家長對教育的漠視。每年一到開學前，每個老師都要走幾十里山路，動員村里年滿7歲的小孩來讀書。但有的家長擔心孩子上學路上會遇到泥石流，還有的憂心孩子去讀書沒人在家照顧更小的孩子，甚至會有人直接拒絕：“家里條件苦，我們供不起。”

但格桑德吉堅持勸說：“墨脫的小孩如果不上學，將來就跟你們一樣辛苦，繼續過窮日子，一輩子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讀書上學，才能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

付出換來了回報。格桑德吉告訴記者，如今，幫辛鄉已沒有一個孩子失學。她也從一個青澀的青年教師，成長為小學校長，并獲得“最美鄉村教師獎”“感動中國人物”等榮譽。

她榮獲“最美鄉村教師獎”的消息在電視上播出時，岳陽一中的老師通過同學問到了她的聯系方式，專門打電話來表示祝賀。這讓格桑德吉感動極了。

為了更好地回來

從不懂一句漢語到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從只能一筆一畫寫家書到接通視頻即可遠程連線；從固定的文化課到有音樂、計算機、體育興趣班等多種選擇……一屆屆內地西藏班學生的背后都留下了時代的印記。

在丹臻群佩看來，隨著時代發展，內地西藏班學生的擇業也更加多元。但無論選擇了什么，他們都在詮釋著內地西藏班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離開西藏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90后藏族女生馬艾乃大學畢業后，一度執意走一條不同的道路。

2005年離家去上海讀書的她，在浙江大學就讀期間曾出國交流過。臨近畢業，她沒有像許多西藏同學那樣直接回去，而是繼續在內地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直到有足夠的能力為建設家鄉添磚加瓦。

她先嘗試了一家企業的新媒體工作，后來又加入西安一個廚余垃圾資源化利用的創業公司，也慢慢開始關注自己家鄉的環境保護情況。

讓她下定決心回到西藏的，是她親眼目睹的一個景象——在她的家鄉林芝，垃圾填埋場建在一個環境優美的地方，白色的塑料袋映襯著藍天，刺痛了她的眼睛。

后來，她在西藏開了一家環保科技公司，專門做垃圾分類工作。

創業的第一步是艱難的。她一個人租門店、招員工，跑政府談合作，還要將環保理念掰開揉碎講給身邊的人聽。相關園區建成后，她又開放給中小學生，讓他們免費參觀，增強環保意識。

目前，該項目已被列入當地的“十四五”規劃中，“哪怕這個事情只進展到這兒，我都覺得很成功了。”馬艾乃說。

90后青年白瑪次巴也選擇了一條同齡人少走的路——做一名西藏偏遠地區基層公務員。

小時候，有一次父親帶他去鄉政府辦事，上班時間卻找不到辦事的人，等了很久才見到，對方還是一副嫌棄的表情，“辦件事來回要跑好幾趟”，這讓他印象深刻，他希望能夠改變這種狀況。

高考后，他如愿進入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學習。大學期間，他曾去南京一家社區服務中心實習，看到社區阿姨對待居民熱情的工作態度，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畢業后，面對南京、拉薩的工作機會，他雖然心里有落差，但依然來到西藏最艱苦的地方之一——那曲市申扎縣工作，即使那時當地“連一條像樣的馬路也沒有，冬天需要生火取暖，供電也時有時無”。

2019年，為做好脫貧攻堅工作，他到海拔4788米的卡鄉德朗村駐村，幫助原來信號不佳的村子爭取到一座信號基站，讓村民不用再爬上屋頂打電話；還替村民解決水患問題。盡管條件艱苦，但他苦中作樂，還自己打趣說：“我是申扎縣駐德朗村的電信營業中心、農行營業所、糾紛調解中心。”

2019年10月，德朗村順利脫貧摘帽。“來這兒真的值了。”得知這一消息，白瑪次巴感受到自我價值的實現，“國家把我們選派到內地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們回到西藏也應盡己所能做一些事情，哪怕微不足道。”

相關數據顯示，從1984年國家作出“在內地創建西藏學校和開辦西藏班”的重大決策以來，迄今內地西藏班（含中職班）累計招生14.3萬人，向西藏培養輸送了5.6萬余名中專以上各級各類人才。

在成書《共進與賦能——內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的后記中，丹臻群佩這樣寫道：“一個政策，一本通知書，十二三歲，二十多座城市，三十五年春秋，十幾萬人……內地西藏班的意義可能已經超過了‘異鄉求學’本身，儼然成為幾代人共同的精神家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江山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