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9日電（記者 付裕）在我國社會步入數據時代之際，數字化技術已成為國家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關鍵技術和核心設施。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各級政府部門聯合相關數據企業共同協作，借助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對疫情進行聯防聯控并取得顯著成果。

然而，在公眾積極提供個人信息配合疫情防控的同時，個人信息保護法制體系的不完善、數據應用行業自治規范的不健全，以及公民個人信息安全意識的不充分等法治風險逐漸凸顯。在調研中，全國政協委員張桂平認為，我國個人信息安全總體狀況不容樂觀，亟待引入有針對性的科學化、法治化的體制機制予以系統規范的治理。

個人信息保護法制供給不足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現行法制體系對于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已捉襟見肘。張桂平表示，目前，我國尚無統一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多散見于一些法律、法規、規章或司法解釋中，條目眾多、規定分散、重復交叉，多項法律法規在立法目的、法益保護、法律責任、救濟途徑等方面各自為政，導致法律實施效果不佳、可操作性不強，出現信息泄露問題時難以提供及時有效規范的保護和救濟。

同時，由于數據應用行業自治規范缺位，相當一部分行業規范約束力不足、針對性不強。在調研中，張桂平發現，一些數據應用企業在規制內容上大打擦邊球，刻意回避或忽視用戶個人信息的保護問題，未經用戶允許就收集用戶私人信息現象比較嚴重，海量用戶的信息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收集。各數據公司所共享的海量實名信息一旦被用于惡性商業競爭或違法犯罪活動，造成的現實危害難以估量。

大數據時代，公眾對于提供一定的個人信息以獲取便利的服務或產品習以為常，卻對自身與他人在信息保護上的安全風險重視不足。張桂平認為，公民數據信息安全意識有待提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目前個人信息權層面法律基礎設施與配套建設尚不充分、互聯網大數據行業迅猛發展同既有數據保護體系不相適應。

提高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速度和效率

統一個人信息保護法制體系和專門性立法是促進個人信息利用法治化的制度前提，對已進入立法程序的《個人信息保護法》須加快立法步伐，重點厘清個人信息的概念、內涵、外延、基本原則、侵權責任、救濟途徑等內容。張桂平建議，應建立統一的數據信息安全等級保護管理規范，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實行分等級保護。在個人信息采集、儲存、共享等環節，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數據信息安全保護法律意識。通過將信息保護工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等措施，增強相關責任主體保護公眾信息安全的責任與力度。

“要強化數據應用自治規范建設和完善，引導有關個人數據信息安全的主要參與者，共同設置和實施個人信息安全實體標準和程序規范，構建和完善個人信息安全保護規范或行動守則。”張桂平表示，要提高信息泄露的行業自治與懲罰約束，倒逼企業增強數據信息安全的防范意識。政府應積極建構個人信息應用的共享合作長效機制，敦促相關經營者共同推動大數據行業組織協會建設與功能履行，在法治框架下實現政府大數據精準決策與經營者和行業組織依法使用的良性發展。要特別重視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敏感涉密機關工作人員的信息保護，嚴防被境外敵對勢力竊取。

此外，要切實提高公民個人信息安全法治意識和能力。張桂平表示，由于數據信息的大體量、多樣性、瞬時性特征，政府、企業或第三方機構均無法對每一位公民的個人信息提供及時、充分、高效、全面的實時保護。因此，增強公民個人對數據信息的防護意識，是保障個人信息安全的第一步，也是每位公民自身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相對于通過事后的法律救濟或事中的數據企業的信息安全防范來杜絕個人信息泄露，公民個人自身事前安全預防更應納入個人信息利用法治體系的軟環境建設環節，進行常態化的宣傳強調與法律普及。”張桂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