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株洲2月19日電（記者 劉洋 王雙）入冬時節，清晨的大源村，青山上升起一層厚厚的白霧，與往年冬天一樣，寒氣再度侵入這座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霞陽鎮的小村莊。只是，那位曾溫暖過這座村莊的扶貧書記，卻已不在了……

“這是我們村里自發為黃書記立的碑，今天剛做好送過來。”2020年12月3日，記者來到大源村，在村總支書記唐自華的帶領下，看到“燕歸路”三個金色的大字鐫刻于黑灰色的石板上。

大源村人用了十七年打下路基，在時任縣委書記黃詩燕的大力支持下，這條路于2017年建成通車。2020年11月29日，這條路被命名為燕歸路。鄉親們多么期盼黃書記能回來再看一眼他傾注了心血、灑下過汗水的這條路。這塊并不高大的石碑，是用民心夯起的巍峨精神豐碑。

2019年11月29日，時任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上午開完全縣扶貧調度會，突發心臟病，倒在了扶貧路上，年僅56歲。

大源村，是黃詩燕生前的脫貧幫扶聯系村，也是他8年多來扎根炎陵這片紅色土地、帶領20余萬老區人民脫貧奔小康的一個縮影。

“名字是村民一起想的，寄托了對黃書記的感激和哀思，也希望走在這路上的人，都能想起這位好書記對咱們村的幫助和付出。”唐自華深情地說。

青山猶盼燕歸來

2015年10月9日，黃詩燕第一次來到并村后的大源。

“那時候村里沒有水泥路，交通不便。通訊落后，外面打工的人回到家里，必須要到特定位置打電話才有信號，手機基本上就是一塊鐵磚頭。電壓也不穩，村民煮飯經常要幾小時才能熟。”唐自華回憶當時村里的情況。

山高路遠，閉塞貧窮，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姑娘都不愿意嫁進來……當時的大源村是典型的貧困村，就連駐村幫扶隊和村干部都對能否摘掉這頂“窮帽子”缺乏信心。

“大家一起干，一定可以脫貧！”黃詩燕話里的篤定和自信，給大家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心里頭有底了，干勁就跟著起來了。

短短幾個月時間，黃詩燕走遍了大源村33.8平方公里的每一個角落。他召集扶貧六大工程的負責人，到全村最偏遠的貧困戶家里座談，與村民坐在一起，摸底子，找出路，規劃脫貧藍圖。

“為什么會貧、窮、困？貧，是因為沒有資金；窮，是因為沒有勞動力；困，是因為沒有發展環境。”黃詩燕出生于農村，自己也是從苦日子里熬出來的。不僅對農民有天然的親近感，對農村貧困的“根子”更是挖得深。

“一步一步來，首先解決交通問題。”此后，黃詩燕四處奔忙，為村里的各項扶貧工程爭取資金與指標。隨之而來的，是大源村村組道路硬化、電網改造、太陽能路燈安裝、供水工程、防洪堤、圖書室等基礎設施建設。

村里脫貧的大環境要管，貧困戶的小日子更要顧，不能落下一個人。在結對幫扶的時候，黃詩燕主動和村干部要求，把村里最困難的貧困戶交給自己。就這樣，大山深處的廖成運家，成為他的幫扶對象。

當時，廖成運家只有破舊的兩間土坯房，大門兩側還靠磚頭塞縫，到處透風，一下雨就進水，隨時有倒塌危險。老兩口身體有病，說話也不利索，年近40歲的兒子廖建文勞動力也不強。

黃詩燕多次到廖成運家里拉家常，尋找致富門路。最后發現，廖成運家的那片山水，實在是養不活一家人。在黃詩燕的幫助下，2017年，老廖家從深山老林搬到了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區。

見老廖新房里空空蕩蕩的，黃詩燕送去了桌椅板凳。

“這房子是按兩層樓打的地基，留了樓梯，以后生活好了，你們自己還可以加層！”但凡是老百姓的事，黃詩燕一定放在心上，想在前頭。

為解決廖建文的就業問題，黃詩燕為他申請到了離家不遠的倉庫管理員的扶貧崗位。憑著每月近4000元的穩定工資收入，老廖一家也過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

大源村村民鄔春發，因患雙側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喪失了勞動能力，家庭十分困難。2016年，在黃詩燕的關心鼓勵下，鄔春發不僅順利完成手術，還通過村里的貼息貸款辦起了養殖場，獲得了株洲市“脫貧之星”的光榮稱號。

“聽他講話就和我們農村人一樣，沒有官架子，他講人窮要志不窮，要自力更生，政府會幫，自己也要干。”靠著發展種植、養殖業，鄔春發逐漸實現增收，村里還給他安排了相對輕松的護林員扶貧崗位。憑著自己的努力和扶貧的好政策，鄔春發一家住上了舒適的小樓房。

“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的苦，我懂。”黃詩燕常說。

“詩燕書記就是這樣給人溫暖和力量。”大源村駐村幫扶工作隊隊員劉云慧說，黃詩燕記得住每個扶貧隊員和村干部的名字，大源村每一項扶貧工程的進度，他都如數家珍。

在他的帶領下，大源村徹底變了樣——寬敞的水泥村道直通每家每戶，清澈的自來水流入農家小屋，白墻黛瓦的農舍新居點綴青山，新興的產業遍布田間地頭，外出的游子紛紛回鄉創業就業……2017年，大源村實現整體脫貧。2019年，全村人均年收入突破2萬元，50%的農戶買了汽車，住上了新房。

2019年11月20日，黃詩燕像往常一樣來到大源村，察看民生工程進度，與村民們聊家常。在廖成運家里，他囑咐老廖按時吃藥，好好休養。廖成運感動地說：“書記比娘老子還親！”沿路，他走進村衛生室，核查家庭醫生簽約落實情況。

他惦記的最后一件事，是群眾的健康，卻忽略了自己的身體已亮起了紅燈。

2019年11月29日，黃詩燕發出自己人生最后一道“戰斗令”，要求全縣上下進一步提神提勁，克服“疲勞、松懈、麻痹”情緒，把脫貧攻堅鞏固提升工作作為頭等大事抓實抓好。當天下午，勞累奔波多日的他突發心臟病倒下，再也沒能醒過來。

他經常說：“脫貧攻堅等不起，產業發展等不起，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等不起！”唯獨沒想到的是，自己的身體也等不起了……

“那天臨走前，他還和我們在場的村干部一一握手，每次來村里考察他都會這樣做，誰能想到，那次告別，竟成了永別！”提起與黃詩燕的最后一次見面，唐自華聲音哽咽。

如今，老百姓的生活好了，這位說到做到、從沒架子、可親可敬的書記，卻永遠走了。

唐自華的筆記本上，至今還記錄著黃詩燕生前說過的話——

“成為一名合格的黨員，對黨要忠心，對人要誠心，對事要實心，對己要清心。”

在全縣脫貧攻堅大會上，他說：“一個‘實’字寫春秋，我們充實堅定，一個‘干’字寫事業，我們共創美好，一個‘勁’字寫人生，我們擔當作為！”

在大源村村委會搬遷選址征求他意見時，他選在了村子中心的一處采石場空坪上，他說：“一不占田，二不占土，百姓過來辦事也方便。”

“他總對我們說，你對群眾有多好，群眾就會對你有多親。這次村里修建河堤要占用部分村民的土地，放在以前，這是最讓村干部頭疼的一項工作。但是好多村民一聽說是黃書記為咱村里爭取來的民生工程，二話不說就同意了。”唐自華說，“百姓都念著他的好哩。”

“大黃”抓“小黃” 抓出“金黃黃”

這幾年，炎陵黃桃火了。大山里的農民通過種植黃桃，過上了富裕的日子。桃農間都流行這樣一個順口溜——“大黃”抓“小黃”，抓出“金黃黃”。

“大黃”，指的是黃詩燕；“小黃”，是給村民們帶來真金白銀的黃桃。

“黃書記病逝的半個多月前，還跟我說黃桃產業發展面臨一些新問題，要認真思索接下來的規劃。”炎陵縣黃桃產業辦副主任譚忠誠沒想到，關于黃桃產業升級未完成的工作匯報，竟成了他永遠的遺憾。

2011年7月29日，黃詩燕剛上任一個月，來到了距離縣城近兩個小時車程的平樂村。當時譚忠誠作為株洲市科技特派員，正在一個黃桃基地做技術推廣。

“山區的農民貧困面這么大，你們說說是什么原因呢？”黃詩燕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問，干部們有的說是土地瘠薄、沙性重，不保肥，也不保水；有的說是氣溫低，種什么都沒有產量。

黃詩燕笑著接過話題：“你們介紹種黃桃要沙性土，而且要較低的溫度，這里不是恰好符合條件嗎？我也是學農的，搞農業講究的是因地制宜。”就這樣，黃詩燕把目光對準了黃桃。

“炎陵黃桃盡管引進了20多年，但一直只有樣品，沒有形成商品。”譚忠誠說，當時大家思想上怕擔風險，同時黃桃種植技術要求高，一直不敢大力發展。

“看準了就要大膽干！我們要靠一顆好桃子，讓父老鄉親們過上好日子！”黃詩燕果斷拍板。2011年11月，炎陵縣委、縣政府出臺“一帶八基地”特色農業發展規劃，黃桃被列為重中之重。

其實，黃詩燕當時面臨的壓力不小：“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面對質疑聲，他始終記得，常念“為官不易”，決不“為官不為”。

敢于擔當，正是他身上最鮮明的品質。

在他的推動下，縣里成立了黃桃產業協會和黃桃產業發展領導小組，每年從縣財政擠出500萬元扶持資金。出臺種植獎補、技術支持、保險補貼等政策，引導成立專業合作社，搭建產業服務平臺，3萬多果農從此有了“主心骨”。

黃詩燕本人，也成了炎陵黃桃的“代言人”。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他都出面“站臺”。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干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容易引來非議。”他卻坦然得很：“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怕什么？”

受黃詩燕鼓舞，縣領導們紛紛遠赴深圳、廣州、北京等地召開推介會，身體力行為鄉親們推銷黃桃。

2018年，炎陵黃桃入選“國家品牌計劃——精準扶貧欄目”項目，宣傳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黃詩燕擬定廣告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通過這波宣傳，炎陵黃桃聲名遠揚，產品遠銷到新加坡、阿聯酋等國家。

2019年，炎陵縣種植黃桃8.3萬畝，產業鏈綜合年產值20億元，僅此一項，人均增收8800元。累計14238名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靠著黃桃樹改變“窮”字命運的，平樂鄉鑫山村村民藍才洪是其中一員。

“我是2008年回鄉的，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那年我女兒滿周歲。”此前，藍才洪一直不敢帶老婆孩子回家：“實在是窮怕了！”

藍才洪口中的“窮”，沒經歷過的人可能想象不到。

窮得叮當響——“家里房子還是爺爺輩留下的土坯房，自己挑土一層層糊上去的，四處開裂，刮風下雨就直接往屋里灌。”“房間不夠住，我就住牛棚里，牛住一樓，我住二樓。”

窮得揭不開鍋——“家里沒米下鍋了，就跑到親戚家里借。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一頓飯管一天。”“7歲那年母親離開我們，打小我就自己燒火做飯，農村土灶很高，個子不夠，就找樹樁墊起來。”

2009年，藍才洪萌生了種植黃桃樹的想法，“那時候種黃桃的人很少，黃桃算是水果里的‘奢侈品’，能賣到15到25元一斤。”他拿出所有積蓄購入了12棵黃桃樹苗，黃桃一般需3年掛果，期間他就靠去山里撿山貨和打零工，勉強維持著一家溫飽。

“2011年，黃書記下鄉調研到了我們村，看到了我們種的黃桃樹。”藍才洪記得，“他說只有把產業做起來，才能真正脫貧。”

“那時候我們也怕，擔心銷不出去。但是黃書記的一句話，點燃了大家的斗志。”藍才洪還記得，黃詩燕堅定地告訴他們：“窮不要怕，只要敢闖，一定能闖出條致富的路子！你們放心，政府來給你們做宣傳。”

“后來政府出臺政策，搭建服務平臺，大力宣傳，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此后，藍才洪通過政府貼息貸款5萬元，增種了200多棵黃桃樹。2016年，湖南·炎陵黃桃大會召開，藍才洪借著政府助力的“東風”，又加種了400多棵黃桃樹。

“現在我總共有700多棵黃桃樹，今年一年黃桃銷售收入就有30多萬元。而且政府組織我們培訓，大家有了技術，還能憑技術賺取額外收入。”藍才洪說。

黃桃樹成了“搖錢樹”，鑫山村也成了名副其實的“金山村”，越來越多的村民和藍才洪家一樣，住上了樓房，開上了小汽車，“駛入”了幸福的小康大道。

“黃書記過世的消息傳到村里的時候，我們正在開會，開始大家都不信，好端端的一個人，怎么會說沒就沒了呢？直到村干部反復確認……”講到這里，藍才洪停頓了，眼里噙著淚，回憶起當時的細節——

“所有人都沉默了，沒有一個人說話，整個會議室特別安靜。陸陸續續有人開始抹眼淚，小聲抽泣，我也沒忍住……”

在把他深愛的炎陵人民帶上小康路之后，“黃桃書記”走了。

“還記得當初受苦受窮的日子嗎？”藍才洪曾這樣問過妻子，

“記那些干什么，再也不會回到那樣的生活了。” 妻子反問，

“不能忘，一定要記得，只有記住那段苦日子，才能永遠記得黃書記的好……”藍才洪特別認真地說。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在黃詩燕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里，他曾提到：“我們一些干部身在基層卻不了解基層，與群眾說同一種方言卻沒有共同語言，更難有‘魚水之情’。”

講老百姓的話，為老百姓講話，是黃詩燕工作“如魚得水”的訣竅。

易地扶貧搬遷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頭號工程”，也是精準扶貧中最難啃的“硬骨頭”。2014年底摸底，炎陵縣有1.49萬戶村民住房存在安全隱患。

“不能安居，怎么脫貧？”為讓百姓住上安心房，黃詩燕仔細研究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把關實施方案，他提出：一要接好天線，嚴格執行政策標準，講準普通話；二要接通地線，統籌考慮炎陵實際情況和搬遷對象意愿，講好炎陵話；三要守住底線，確保房子質量安全和資金使用安全，講好百姓話。

每次下鄉，黃詩燕都要到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施工現場，仔細察看工程質量，督導施工進度。炎陵縣政協副主席譚芳林是縣易地扶貧搬遷暨農村危舊房改造行動指揮部常務副指揮長，因為工作原因，他常與黃詩燕打交道。

“對黃書記我打心底里敬佩，他人格魅力很強，工作敬業，待人親切，找他匯報工作不會感到有壓力。”在譚芳林印象中，黃詩燕是個儒雅隨和的人，很少講重話，但唯有一次，一向溫和的他“發了火”。

縣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區于2016年9月動工，由于天氣和施工條件，影響了施工進度。2017年3月，黃詩燕到現場督查發現了這一情況。

“易地扶貧搬遷是大事，慢不得，必須加快！指揮部和建設方必須倒排工期，加快進度，加強監管，確保質量，完善配套，要按期保證搬遷對象拎包入住。”他甚至放出狠話：“完不成房子，就交帽子！”

2017年12月，全縣1234戶4013人全部實際入住，入住率100%。

黃詩燕認為：“安居要以樂業為先，安置區建設必須堅持與發展旅游產業、特色農業、園區創業就業相結合，為搬遷群眾創造更多的就業途徑。”

此后，全縣的易地搬遷戶，或發展特色水果產業，或種植黃桃，或創業就業，紛紛實現“安居樂業”。2020年7月，經脫貧攻堅國家普查登記，1234戶易地搬遷戶4013人全部實現脫貧。

只要是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事，黃詩燕永遠是最細心的那個。然而，他對待自己卻十分“粗心”。

黃詩燕的辦公室在20世紀80年代的樓房里，辦公室和宿舍里的家具都是前幾任領導用過的，常壞常修，他卻不舍得換。

在任8年多，他就添過兩把折疊椅，還是考慮到來客坐不下置辦的。其他干部看不過去，每次提出要給他換新的，都被他擺手拒絕。他說，“我們先過緊日子，老百姓才能盡快過上好日子”。

在炎陵，最舊的建筑是縣委大院，最漂亮的建筑是學校和醫院。

“作為黨員干部，就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精神境界，始終帶著‘公’心干事，用實實在在的‘辛苦指數’，換取群眾的‘幸福指數’。”黃詩燕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在黃詩燕的侄子黃飛心里，小叔是個讓人又敬又畏的長輩。

“小叔從茶陵法院調任市委辦的時候，在市委周邊租了個房子，搬東西那天我和哥哥租了輛汽車過去幫忙。”黃飛記得，當時他們開玩笑說：“你在法院也是‘一把手’，這些事可以叫他們來幫忙嘛！”

黃詩燕聽后非常嚴肅地說：“作為領導，不要以為有點權力就隨意用。我們是地道的農民出身，不能忘本！”

上任炎陵縣委書記前，黃詩燕特意回了趟老家，把家人們聚在一起，約法三章：不準去炎陵搞工程之類的事；不能打著他的名號找任何人幫忙；不要去他上班的地方找他。家人們懂他做事嚴謹、說一不二，都答應下來并嚴格遵守。

“8年多時間，嬸嬸和堂妹很少去炎陵看小叔。每次去炎陵，都是坐大巴、吃食堂、住宿舍，從來不搞特殊待遇。”黃飛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期間，除了必要的公務接待，黃詩燕基本不接受任何私下宴請。就連同學在炎陵共事，請客吃飯，他也婉言拒絕。

“吃飯喝酒不是交友的最佳方式，最好的感情，是工作上的扶持。”他說。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黃詩燕始終不忘自己的處事準則，守住一顆“公”心，堂堂正正為人，清清白白為官。

“炎陵脫貧摘帽，是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是向長眠在這片紅土地3萬多名革命先烈的真情告慰。”黃詩燕說。

在他履職的2011年至2019年間，炎陵縣經濟總量增長199.3%，貧困發生率從2010年的19.5%下降到0.45%，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炎帝陵景區成功晉級國家5A級景區，炎陵相繼獲得“中國最具幸福感縣城”“全國最美生態旅游示范縣”等稱號，全縣旅游經濟效率和質量增長均躋身全省前十……

他用生命，踐行了當初在紅土地上許下的脫貧承諾。

2020年10月9日，黃詩燕被追授為“全國脫貧攻堅模范”；2020年11月18日，中宣部授予黃詩燕“時代楷模”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