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沈昌文

性別：男

終年：90歲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昨日去世，享年90歲。“今晨六時許，女兒發現，沈公睡去。”沈昌文生前好友，出版人俞曉群昨日如此告訴媒體。

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志主編。后發起創辦《萬象》，退休后一直活躍于出版界。他的離去對于出版界而言無疑乃一大損失，眾多編輯、作者都難忘與他熱烈討論選題之后拐進胡同巷尾的蒼蠅館子飽餐一頓，或是更早之前他在臨時編輯部用電砂鍋燉的私房紅燒肉。

在2013年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他曾興沖沖告訴記者，“我的夢就四個字——無疾而終。宋美齡就是無疾而終，一覺睡下去就完蛋了，這是最幸福了。”如今，他在睡夢中辭世，某種意義上也算如愿。

下崗職工掃地僧

沈昌文的晚年生活，稱得上是無病無災、豐富多彩，就連困擾其多年的白內障也在退休后經由手術徹底治愈，視力恢復后的他過得愈發逍遙自在。

1996年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志主編任上退休之后，1998年與“三結義”的兩位“義弟”陸灝、俞曉群創辦《萬象》雜志，又先后擔任多個出版機構的顧問，是“在京海派”非官方的總頭目（許紀霖語），為發展北京餐飲營業作貢獻（王蒙語），隔三差五還要跑一趟三聯書店，喝杯咖啡、復印文件、翻閱新書。

直到2017年，每逢月末最后一個周五——三聯書店傳統的“《讀書》服務日”——沈昌文還會背著自己的雙肩包到書店晃蕩一圈，滿臉帶笑。只有看到新書展臺布置不當，他才會板起面孔，親自擺放妥當。

沈昌文舊友、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還記得，第一次見沈昌文，他對著在場的記者自我介紹：“我是三聯下崗職工沈昌文。”隨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聯掃地。”這樣半真半假、亦正亦諧的介紹實在符合沈昌文的風格。

但在熟讀金庸的有心人聽來，這句話又別有洞天——《天龍八部》中就有一位在少林寺打掃藏經閣的無名老僧，武藝高強卻從不外露，有大智慧卻無大架子。若是沈昌文拿掃地僧自比，不也正合適么？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曾與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讀書》雜志前主編吳彬這樣評價這位老友。在《八八沈公》一書中她寫道：老沈自有獨特的工作和處世之道，他從不把自己包裝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樂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開口閉口“我是商人”。他也從不諱言自己做出版要賺錢，他在自己設計的“《讀書》服務日”專欄中起個筆名叫“金香”，對應的是“銅臭”。

她記得沈昌文用自己“經商之道”賺來的費用為編輯部早早添置了復印機、傳真機等當時人民出版社大樓里獨一無二的現代設備，還親自侍弄電磁爐、咖啡壺來招待大家。

“雖然他招待大家時，常因衛生太差而遭受譏嘲，比如他請喝咖啡的漂亮杯子上污痕道道，同仁們便拒絕使用，他說沒關系他會洗洗，大家認為他的手不比杯子干凈，他又表示會用肥皂洗手，老董（董秀玉）笑笑說：該先洗洗你那肥皂。即便如此，他還是用這些大大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家什，贏得了無數海內外學者的歡心，大大拓寬了刊物的作者群。”

在同一本書中，陸灝更是直言“老沈有‘臟癖’”，祝愿他“吃得邋遢，做得菩薩”。可見沈昌文不修邊幅、不講衛生、愛下蒼蠅館子、愛吃臭鱖魚臭豆腐臭冬瓜的形象多么深入人心。

《八八沈公》是一眾好友為了慶祝沈昌文八十八歲米壽而編。“八八”者，“扒扒”也，于是書中也盡是沈昌文的糗事怪癖。撰文“扒扒”者多是他的后輩或下級，彼此之間卻毫無長幼尊卑之芥蒂，暢所欲言。

沈昌文掃地僧式的性格決定了彼時《讀書》編輯部“老不像老、小不像小，官不像官、兵不像兵”的氣氛，而《讀書》編輯部的氣氛又決定了《讀書》雜志的風格。

“三無掌柜”帶了個“三無”編輯部

沈昌文初至《讀書》編輯部時，主管《讀書》編輯部的領導曾告訴他：“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裝著什么都不懂。”這一點在沈昌文之后的為人處世中始終有所體現：“把一個思想評論雜志《讀書》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從兩三萬到十三四萬），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

沈昌文從不自稱知識分子，也毫不避諱自己銀樓伙計的出身。14歲從初中輟學，半工半讀考上了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靠做假賬、賺小費來維系學費，最終還是斷糧肄業。結果卻靠著私刻公章，偽造了一封《學習報》社的介紹信，化身記者考上了人民出版社的校對員。這樣的出身反而讓沈昌文深諳社會運行之道，時刻把自己放空、放低，進而海納百川。

有趣的是，后來的《讀書》編輯部承襲了沈昌文的風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編輯部除沈昌文任主編之外，由三位女編輯共挑大梁。而三位女編輯在進入編輯部之前，一位是油漆工，一位是工農兵大學生，還有一位則是卡車司機。

“四個人，一半沒受過系統的、正規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強強的中學畢業。說起來大家都挺傷心，但卻因此而少了點束縛，多了點跑野馬的不羈之氣；又因此而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趙麗雅（揚之水）這樣回憶當年的編輯部。

許紀霖笑稱這幾位編輯是“三無人員”——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閱歷，只憑自己的能力。他第一眼對沈昌文的印象就不太好：“這哪是一個讀書人，分明就是一個剃著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可相處之后，才見識到這個“三無掌柜”的威力，沒有一點真本領，哪有資格在名流如云的《讀書》作者圈中端茶送水？

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是真，沒有閱歷卻說不過去。但“三無”卻確實是沈昌文與一眾編輯總結出的《讀書》辦刊經驗，只不過此處的“三無”指的是“無能、無為、無我”。

王蒙為沈昌文《閣樓人語》一書所作的序言《有無之間》特意提到了這項特質：出版人只有進入兼收并蓄的“無”的狀態，即無先入為主，無偏見，無過多的自以為是與過小的鼠目寸光，無太厲害的排他性，無過熱的趁機提升自己的動機，才能真正團結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而這，正是沈昌文的獨特魅力所在。

“沈昌文的那種裝傻充愣、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的處事態度，和他在做事業時呈現的這種姿態，確實是一種人生大智慧。沈公走了以后，以后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人。”吳彬昨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道。

■ 追憶

俞曉群：沈昌文繼承了鄒韜奮“三聯精神”

俞曉群與沈昌文有著三十多年的師徒情誼，他們共同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出版業和文化界的輝煌時代。在俞曉群眼里，沈昌文繼承了上溯至鄒韜奮先生的“三聯精神”：思想先鋒、個性獨立、為大眾說話。此外，沈昌文特別希望知識分子能走出書齋，寫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沈昌文的這個信念，為當年的“文化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那么，沈昌文又為當下的出版事業留下了什么樣的寶貴遺產？為此，新京報記者對俞曉群進行了采訪。

新京報：在你眼里，你覺得沈昌文先生是一個什么樣的出版人？

俞曉群：沈昌文是這個時代中國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標志性人物。他正好處在歷史的轉軌時期。作為當時三聯書店的總經理和《讀書》雜志的主編，他在文化建設和思想的先鋒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歷史會銘記沈昌文這樣的人物的。

新京報：那你覺得沈昌文先生在編《讀書》雜志和執掌三聯書店工作時，為當時的“文化熱”具體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他的工作方式有什么特點嗎？

俞曉群：沈昌文有一句名言——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是一個“知道”分子。沈昌文一直堅持著出版人和媒體人的職業精神。他對自己職業的基本定位非常清楚——他是為文化界、學術界和知識分子服務的。

沈昌文本身非常有才學，但在自我定位上，他一直對作者們充滿著真誠的服務精神。因此，如今好多人會在懷念他。

另外，沈昌文、董秀玉、范用等那一批三聯人都繼承了上溯至創辦者鄒韜奮的“三聯精神”。“三聯精神”的第一個精神是“思想先鋒”，出版人要超越大時代，堅持思想先鋒性。“三聯精神”要求“個性獨立”，這意味著不會加入任何派別和傾向，要有自己的獨立意識。“三聯精神”還要求“為大眾說話”。鄒韜奮一直堅持說，媒體是要為大眾說話的。這個意識一直牢牢地融入到沈昌文的思想當中。在沈昌文晚年的時候，他好幾次跟我說，堅持“韜奮精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沈昌文還特別希望學者、文化人和知識分子能夠走出沙龍，寫一些大眾能夠看得懂的文章。這也是他編的《讀書》《萬象》以及其他圖書在當時那么受歡迎的原因。他編的這些書籍，為那時中國的思想啟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京報：那么，沈昌文先生為當下的出版事業留下了什么樣的寶貴遺產和文化積淀？

俞曉群：沈昌文的文化積淀屬于歷史性的積淀。這個積淀肯定不會像落葉一樣隨風飄散，而會積淀到人們的思想深處。沈昌文讓大家知道，思想解放是什么，思想啟蒙是什么，出版人和文化人應該做什么事情，文化人和出版人應該擁有一個什么樣的追求和思想意識。在這些方面，沈昌文已經給我們樹立了太多的榜樣了。

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