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在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簽署5周年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與《巴黎協定》簽訂時中國宣布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相比，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下降60%~65%”調整為“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比從20%調整到25%；森林蓄積增加量由45億立方米提高到60億立方米。

這是繼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之后，中國又一次宣布更為量化的重磅舉措。

“這是中國在碳減排工作取得顯著成就基礎上的‘自我加碼’，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責任擔當。”近日，多場關于中國“十四五”中國大氣污染防治的會議密集舉行，專家們認為，過去幾年間，中國的空氣質量有了明顯改善，但大氣環境污染壓力仍然存在，并面臨許多新的形勢。“十四五”期間，大氣環境治理并不能放松，特別是在碳中和目標下，“十四五”尤為關鍵。通過努力，這個新的減排目標是可以達到的，但同時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大氣污染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

在中國清潔空氣政策伙伴關系（CCAPP）舉辦的2020年度會議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郝吉明表示，我國碳達峰、碳中和愿景與美麗中國建設目標高度協同，應盡快構建新一代大氣污染防治科學體系。

回顧近年來的大氣污染防治政策，郝吉明指出，是以控制空氣污染物為主、兼顧氣候友好的政策。主要的措施從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總量控制，過渡到降低PM2.5濃度；控制的措施從單一污染物向多種污染物過渡，由局部污染物質向區域污染控制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以二氧化硫為例，經過治理，排放量已從千萬噸級降低到了百萬噸級，城市二氧化硫濃度超標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同時，政策把“治標和治本很好地結合起來”，對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作了強調，并特別指出“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要協同減排”。

經過“大氣十條”以及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洗禮”，公眾明顯感受到，我國重污染天氣大幅減少，污染程度也有很大緩和。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遠航介紹，我國正組織相關權威專家對《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進行全面評估，預期可以完成目標任務。

然而，在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同時，專家們指出，大氣污染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一次污染物濃度在下降，但二次污染特征日益凸顯。在PM2.5污染狀況依然嚴峻的背景下，臭氧超標率已經超過PM2.5。”張遠航解釋說，這意味著“PM2.5與臭氧協同控制已經成為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關鍵。

還未到“松口氣”的時候

隨著近年來藍天越來越多，重污染天氣越來越少，有一種觀點逐步出現——“大氣污染控制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松口氣，給經濟發展‘讓讓路’了？”

專家們指出，還遠未到這個時候。

郝吉明指出，目前我國PM2.5年均濃度限值僅與世界衛生組織第一過渡階段標準一致且仍有約50%的城市未達到；未來還需要向世衛組織提出的第二過渡階段、第三過渡階段，甚至向指導值跨進。

“提升空氣質量最終是為了人民的健康，目前從健康風險管理的角度，我們距離目標還遠，這是未來三四十年都要追求的目標，需要一步一個腳印走，所以現在不能松勁。”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認為。

而且，在他看來，將發展和環境保護對立起來，認為一談環境保護，就阻擋了GDP發展，這已經是過時觀念。

鄒驥提出，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有了新的內涵，相關市場潛力、支付能力、支付意愿會越來越大。這將涉及資源重新配置，會創造新的增長空間。例如，通過能源、制造業、交通基礎設施、建筑業的綠色低碳轉型，會產生廣泛的投資與就業的機會。“這些不僅不阻礙經濟發展，還會開拓經濟發展的新前景、新領域、新渠道，完全是一個新的增長故事。”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透露，與“大氣十條”時期（2013年起）相比，“三年藍天保衛戰”時期（2018年起）污染物減排幅度明顯收窄。“這是因為涉及到結構調整，污染物減排的難度就越來越大。”

賀克斌表示，未來要持續降低PM2.5濃度和遏制臭氧濃度上升，“單單用‘藍天’目標來拉動，越來越費勁。而碳中和、碳達峰目標的提出，其實是為深度治理大氣污染、持續改善空氣質量提供了新的推動力。”

以降碳為“牛鼻子”加強各方協同

“碳中和”對于很多人來說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詞語。它意味著人類活動引起的碳排放經碳匯、碳移除等中和后，能夠達到平衡，即“凈零排放”。

按照目前的碳減排目標：用不到10年的時間使碳排放達峰，再經過不到30年走到碳中和，專家們指出，這不僅僅是中國氣候治理的“兩步走”，更指明了未來40年的國家發展戰略。

“十四五”時期就顯得尤為重要。

據了解，生態環境部突出以降碳為源頭治理的“牛鼻子”，正在編制“十四五”應對氣候變化專項規劃，以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倒逼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和生態環境質量協同改善。

當然這意味著艱苦的努力。

在近日由能源基金會發起的“中國‘十四五’新增長故事國際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表示，從體制機制和政策來看，目前與碳減排相關的制度和政策體系還未完善。相比而言，歐洲從1990年前實現碳達峰，到最近提出和實施《歐洲綠色政綱》，是經過30多年時間才形成系統減排的社會共識和完善的政策體系。但留給中國可能沒有那么長的時間來進行探索和試錯，因此盡快完善碳減排制度和政策體系的壓力巨大。

不過，他也指出中國有決心、有能力達到新的減排目標。

威廉與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環境項目主任喬納森·潘興也提出：如果要實現碳中和，以城市化發展為例，現在在城市規劃時就需要考慮使用低碳或者零碳的技術進行城市建設，否則未來的改造都將異常昂貴。但這樣一來，涉及的不僅是產業政策，還有城市化、交通、就業以及金融方面的政策；這些問題不是由單一機構或者單一部門可以完成，必須實現更高層級的跨部委、跨機構管理，難度將更大。

為此，加強各個層面的協同就成為大家的共識。

專家們建議，未來要推動環境目標和經濟發展增長目標的協同，政府各部門在管理職能上的協同；在知識、信息、數據共享上的協同；在技術設計、技術創新乃至市場激勵機制上的協同等。

把節能放在能源戰略首位

實現碳中和，能源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專家們認為加快能源轉型變革對深度融合大氣污染防治和氣候變化應對至關重要，目前應明確“十四五”能源發展具體思路。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周大地曾參與國家對“十四五”能源和氣候變化的規劃工作，他認為，“十四五”時期“要認真把節能減排放在能源戰略的首位”，把節能優先放在第一位，并抑制不合理的能源需求。

周大地發現，目前許多地方把能源競爭市場變成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鼓勵用能，鼓勵用電，拼命創造用能低價與方便條件。

他指出，工業節能的潛力巨大，“十四五”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通過節能和高質量發展，將能源消費增速明顯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