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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的篆刻往事

2020年10月15日 15:59  |  作者:? 周惠斌  |  來源:人民政協網 分享到: 

聞一多先生在西南聯大執教期間,為紓解生活困難,自謀生計,掛牌擺攤,刻章治印,貼補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爭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掙錢養家的工具”的錚錚之語,凸顯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所贊譽的“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聞一多先生伏案篆刻



    ▲聞一多自刻印及邊款“時在西南”“聯大家驊”“甲申秋”



    ▲浦江清撰《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

重操舊業尋求開源之道

1938年4月,南遷至云南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昆明成立了國立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隨著抗戰不斷升級,昆明經濟凋敝,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聯大教授們的生活急劇惡化。聞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婦倆加上五個兒女和一個保姆),開支大,薪水不足以養家,生活捉襟見肘。為了全家不挨餓,聞一多把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賣行,又把從北平帶來的幾部古籍賣給學校圖書館,換錢買米。他在家書中無奈地寫道:“書籍衣物變賣殆盡,時常在斷炊中度日……”

目睹聞一多每況愈下的苦難生活,朋友們慫恿他以“治印”謀“開源”之道。聞一多早年赴美留學時主攻美術,回國后研究甲骨文、金文與文字訓詁,擅長楷隸,小篆別有風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閑居無事,操刀鐫刻了一枚“勝殘守闕齋藏”的藏書章,并為梁實秋刻下閑章“談言微中”。從此樂此不疲。他寫信給饒孟侃:“說起來真是笑話。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寵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不失詼諧和風趣。

聞一多思慮再三,覺得篆刻既可增加收入,又不失風雅,于是欣然聽從大家的建議,篆刻印章,添補用度,并對夫人高真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有呀!”

掛牌治印紓解生活困難

聞一多掛牌治印前,浦江清教授精心撰寫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駢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

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

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袍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閑,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于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于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于后。

文中將聞一多與明代篆刻名家黃濟叔、清代治印高手兼經學名家程瑤田并論,極言其學識淵博、刻印精湛。校長梅貽琦獲悉后,聯絡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陳雪屏、熊慶來、蔣寅清、唐蘭、沈從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薦。

1943年秋,聞一多委托昆明城內青云街、華山南路、正義路上的多家筆墨店,在顯眼位置張貼治印啟事和潤例,并代收印章。從此,聞一多的案桌上多了一本自編印譜,封面左側的標簽上題寫“匡齋印存”四字,下署“民國三二年九月”;這也是聞一多開始掛牌治印的時間。1946年2月,他在家書中坦言:“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經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

聞一多刻印,專心致志,廢寢忘食,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無從統計。不過,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兩年多時間內,僅印譜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目前留存下來的印模約有560方。而其潤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來因物價上漲而相應改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潤例調整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最后又定為:“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過大過小加倍。”

篆刻謀生最顯操守品質

聞一多治印,操守極嚴。國民黨云南省黨部書記、代省主席兼民政廳長李宗黃,好附庸風雅,請聞一多刻印,許以豐厚潤例,他斷然拒絕,并將玉石原樣退回。可是,當和平民主運動組織需要印章時,聞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聯大成立時代評論社,出版《時代評論》周刊,他連夜趕刻了一枚“時代評論社章”,邊款為“評論社成立之夕,吳晗捐石,聞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據考,這是聞一多傳世的唯一隸書印。聞一多犧牲前一月,還熬夜為民盟云南支部趕刻了數枚應急用章:“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劉宓之印”代表秘書處,“祖范之印”代表組織部,“楊念萱印”代表宣傳部。時任云南民盟主委的楚圖南拿到這4枚精美印章后,大為感動,后來在《紀念戰友聞一多》中寫道:“這件事已過去30多年了,每當我想起時,當時的情景好像還歷歷在目。這最清楚地表明了一多對革命斗爭的忠誠,對革命事業的忘我精神。”

西南聯大的馮友蘭、吳晗、浦江清、朱自清、吳有訓、葉公超、尚鉞、高崇熙、何善周、季鎮淮、范寧、王瑤等許多教授,都曾得到過聞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書章。聞一多贈送給華羅庚的印章,邊款為“甲申歲晏,為羅庚兄制印兼為之銘曰: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華羅庚視若珍寶,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誦下來,他在《知識分子光輝榜樣》中感慨地說:“在幾十年遷徙輾轉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當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難之交的革命情誼,成為鞭策自己不斷進步的動力。”

聞一多為好友孫毓棠刻的名章亦別有意義,其邊款“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戰以還,居恒相約,非抗戰勝利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矣,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倉坡寓廬”。這段邊款真實地刻畫了他與華羅庚、孫毓棠之間同患難、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統一的愛國熱情,傳為印壇佳話。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編輯:楊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