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日,2020年北京公務員考試舉行。人民視覺供圖

在公務員考試圈子里,考生最終被錄取稱為“上岸”。 今年6月,100人報名參加了位于濟南的一個公考培訓班,目的是考上山東省公務員。按照通常的錄取比例,他們中最終“上岸”的,將只有兩三個人。

據統計,2020年山東省考招錄7360人,最終過審人數約41萬人,平均競爭比約為56∶1。

培訓班的教室是濟南章丘一間酒店的會議室。這里沒有窗戶,時間從早9點到晚9點被幾近均勻地分割成了6塊,每一塊都包含一堂時長90分鐘的課程。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粉筆教育在山東開辦的第一個為期30天的培訓班,包食宿。

分數在選拔中的價值不是絕對的。公務員招收的名額有限,且各地考情不同,有人考了120分就“上岸”了,有人考了180分,依然落榜。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信自己通過考試。

對于“你為什么想考公務員?”的追問,培訓班多數人回答:“爸媽想讓我考。”

這間教室承載的希望遠遠超出了100個。公務員考試是一個家庭的大事,每一場公考的考場外都有許多陪考父母,他們中有人會在考前特意回鄉祭祖,為孩子求神拜佛。

在培訓班,有人在咖啡攪拌棒上寫“金榜題名”。邵真/攝

培訓結束時,距離7月19日的山東省考筆試只有十幾天。在“上岸”之前,他們要經過最后的沉潛。教室的桌子上擺著咖啡、藥片、零食,也有人在用過的咖啡攪拌棒上寫“金榜題名”,供在紙杯里——那是他們在“水下的氧氣”。

孩子

到了一年中最熱的時候,教室里的空調老是壞,隔幾天就有人站在桌子上修理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調。酒店老板精明,不愿意花錢換個新空調,說人太多,換了也沒用。

坐在教室后排的王辰叉開腿,不停地搖著扇子,扇子正面是毛澤東、周恩來頭像,背面是十大元帥頭像。前幾日,他在樓下小賣部特意挑了這把扇子。

只有晚上11點以后,人少了,屋里才慢慢涼快下來。為了這次考試,王辰跟單位請了長假,想“爭口氣”。他29歲,老家在山東一個地級市,已經在體制內工作了7年。出于某些原因,他是現單位里最后一個事業單位編制的員工,如果不參加公務員考試,他就失去了晉升空間。

大學畢業后,王辰想當律師,父母不同意。在他們的認知里,“只有公務員和老師是正經工作”。班上多數同學都有類似的經歷。有人說父母不讓自己找別的工作,因為“找了也會后悔”。還有人說父母讓自己回老家,方便互相照顧。對于那些去了國外的孩子,父母覺得“就跟丟了一樣”。

班里同學報名時,最搶手的崗位之一是獄警,因為可以倒班,上三休二,假期多。由于疫情,渴望“穩定”的人越來越多。班上有人畢了業找不到工作,有人被辭退了,還有人原本所在的公司突然倒閉。考公務員有無數種理由,有的人想“為人民服務”,也有人認為,這只是一份能帶來穩定收入和生活的工作。

學員們的年齡從20歲出頭到30多歲不等,但都是父母口中的“孩子”。“孝順是第一位的。”王辰緩緩地說,他是個聽話的孩子,就連自己的婚姻,也是在兩家父母的期望和催促下倉忙完成。

他父母家的墻上,掛著一幅寫著“家”的字畫。有的同學家里掛著全家福,有的貼著“百孝圖”。7年前,王辰走出事業編制考試現場,對等在外邊的父母比了個成功的手勢。他覺得那是父母這輩子最開心的時刻,“他們可能在想,這兒子20多年沒白養”。

在培訓班所在的酒店房間里,藏著許多未竟的夢想。有人床邊鋪著瑜伽墊,有人在桌上擺著相機,有的墻角放著吉他。但是在父母看來,瑜伽教練、視頻博主或歌手都不如做一個公務員來得體面、穩當。

2019年12月7日,2020年江蘇公務員考試筆試開考,現場人山人海。人民視覺供圖

山東分校是粉筆教育規模最大的地方分校,也是今年粉筆教育進行線下班擴張的第一站。在粉筆教育北京總部,CEO張小龍在幾個高管的建議下,把疫情以來他的第一次出差地點選在了濟南。他曾經在公開課上講過《論語》,說孔子就是“一個做公務員培訓班的”。

有圈內人說,很多公考培訓機構都是從山東起家的,有的推銷電話直接撥打給考生的家長,電視廣告也傾向于在地方電視臺播放——因為這些電視臺的受眾很多都是考生家長。

有的應屆生畢業之后不好意思回家,一些培訓機構就開設了長達半年甚至一年的培訓班,條件簡陋,收費便宜,讓學員有地方學習。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有地方吃飯睡覺,不用回家面對來自父母的壓力。

王辰想快點長大。他從小被父母帶著參加酒局,每個座位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功能:沖著大門的是主陪,是這個酒桌上最核心的人。小時候的王辰通常坐在一個不重要的位置,經常被安排些倒水、敬酒的活兒。他那會兒心想,什么時候能坐在主陪的位置上,主導一場酒局,自己就長大了。

為了讓父母不再操心,這一次王辰 “拼了命也要考上”。每晚9點下課后,他喜歡去路邊喝酒、吃燒烤,釋放壓力。幾個月下來,以前的襯衣已經快系不上扣子了。吃完夜宵,他會回到教室,繼續自習到零點后。

女孩子

于智慧的座位在王辰前面。她今年剛從山東一所二本學校畢業,經歷了考研和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失利,她把這次山東公務員省考當作自己為數不多的求職機會。

她跟家里借錢報了這個培訓班。父母不同意她去外地工作:“一個女孩子,跑那么遠干什么。”她從小就被告知,公務員或老師是“最適合女孩子的工作”,收入穩定,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有時間照顧家庭。

于智慧和正在做飯的母親。邵真/攝

于智慧很早就知道,女孩子是不一樣的。母親懷孕時檢測是女孩,爺爺奶奶不相信,直到她出生,才嘆了口氣。吃飯的時候,大人們讓小孩子多吃,會有人特意告訴她別吃太多,因為“女孩胖了不好看”。

于智慧圓臉,戴眼鏡,齊到下巴的短發是參加培訓班之前剛剪的。她覺得剪得很丑,在被窩里偷偷哭了好幾次。前男友經常說她“又矮又胖”,他把于智慧的照片給自己母親看,得到的評價是“皮膚黑,眼睛小”。有一次她在火車上被人偷拍,照片被對方發到了“真實偷拍群”,她很害怕。前男友知道了,說“就你這樣的還有人偷拍”。小學時,老師讓她回答問題,她無意識地用手纏著頭發,老師對全班同學說,“你們看她,真臭美。”

分手之后,于智慧的前男友很快有了新女友,是他在醫院的同事,比她高,比她瘦。于智慧決定減肥。她開始每晚跑步,睡前量腰圍和腿圍。她覺得分手是自己的錯,因為自己不夠好看,也沒有體面的工作。

化妝會讓于智慧感覺自信一點。高中同學和她一起報了公考培訓班,住在一個房間。兩個女孩會趕在上課前化好妝,互相交換新買的口紅,分享哪個牌子的眼影便宜又好用。她們抱怨課桌的間距太小,需要跨過椅子才能坐下,不能穿好看的短裙。同學想做美妝博主,家里的口紅已經積攢了80支,可父母不同意,覺得“不穩定”。

在家里,廚房是母親的領地,她讓于智慧學做飯、收拾房間,說女孩子必須會做這些,不然結婚之后“會被婆婆打死”。父親幾乎不管家務,身旁的女性長輩也說“他一個男的會干什么”。母親會掐著父親下班點做好飯,盡管父親回來后會先洗個澡,玩會兒手機,等坐在桌邊時,飯已經涼了。于智慧覺得這很不尊重母親的勞動。有時她跟父親吵架,母親說她“大學白上了,這么跟你爸說話”。她轉頭也跟母親吵,說父親不幫家里干活兒,是母親“活該”。

于智慧的母親小時候上不起學,早早就去服裝廠工作了。母親的弟弟上到了大專,當了醫生。40多歲的時候,母親又生了個男孩,終于彌補了自己的遺憾,幫家庭完成了“傳宗接代”。弟弟今年5歲,家里人都覺得于智慧要找個離家近的工作,方便照顧弟弟。

“女孩子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要,還是得嫁個好人家,別太辛苦。” 母親一邊把切好的肉糜捏成肉丸,一個個下到鍋里,一邊說。

弟弟說以后想做廚師,因為“想幫媽媽”。母親聽了,輕輕打了幾下兒子的屁股。“廚師多辛苦啊,要給別人做飯的。你以后要當大官,讓別人給你做飯,知道了嗎?”她抱著兒子說。

為了保險,于智慧一共報名了3個考試,都是體制內的崗位。她覺得所有的過往都在將自己往同一個方向推。備考焦慮的時候,她會拉扯手腕上扎頭發的皮筋,小臂被打出一片紅色的印記。

班上有兩個同學報了同一個崗位,但招錄名額只有一人,成績稍差的那個會在做題的時候突然大哭。教室在3樓,旁邊有一個通往室外樓梯的小門,原本為了安全,封上了。開班后,封條很快被想要透氣的學員們扯掉,他們三三兩兩地倚在樓梯欄桿上,地上一片煙頭。

這也許是于智慧最后一次報名公考的培訓班了,將近7000元的學費對她來說并非小數目。從小,父親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她把不用的燈關掉。她會給前男友買零食,卻不舍得給自己買,有時會因為錯過了幾包瓜子的優惠價氣得在床上蹬腿。高中那會兒,她攢了1萬元,父母拿走的時候跟她說,在媽媽肚子里的時候也沒找她要過房租。有一次,大姑囑咐她要“過日子”,意思是要節儉。她突然覺得委屈,大聲說:“你怎么知道我不過日子呢!”

王辰告訴身邊的女同學,如果她們考上了,“能找到更好的對象”,“會被人撕碎了似地搶”。他的妻子也在體制內工作,職級比他高。剛結婚時,他在縣里工作,妻子在市里。岳父岳母覺得他不如自己的女兒優秀。后來他努力考回了市里。這一次,他想著如果考上了公務員,岳父岳母對自己總該“高看一眼”了。

共生

王辰在培訓班的室友總叫他“領導”,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室友在縣里,王辰在市里。采訪時,室友會不斷推辭說,不想搶了“領導”的風頭。

在老家,王辰的工作和生活集中在新修的市政府大樓周邊。這是整個城市環境最好的區域。大樓背后的山坡是新壘的,在當地,好的風水要有“靠山”。每個工作日的早上,王辰都要提著公文包,踏上17級臺階,進入那座從正面看像“黃”字的大樓——據說因為修建大樓時,市領導姓黃。根據公開資料,該黃姓領導在2011年因貪污受賄被調查,并免去職務。

考生們正在排隊等待面試入場。邵真/攝

王辰清楚,在老家的環境里,一份體制內的工作能給自己帶來什么。他的父母都是從農村考到城市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體制內工作。家里的房子從平房換到了單位宿舍,再換到現在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家具是紅木雕花的,客廳里擺著一口一米多長的封閉魚缸。

在王辰整個童年時期,父母的兄弟姐妹們為了到城里讀書,會陸續住進他家,跟他擠在一張床上。他很小就知道,父母是對整個家族貢獻最大的人,也是地位最高的人。他覺得,在一個家庭里,誰付出多就該聽誰的,“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辰的孩子今年兩歲。父母早就幫他在老家買好了房子,就在自己住的小區旁邊。他和妻子上班忙,沒時間做飯,就每天帶著孩子去父母家吃。在當地,王辰是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的典型,是外人挑不出毛病的兒子、丈夫和父親。

他覺得,“每作一個決定都需要犧牲很多別的東西”。大學同學中有人做了律師,王辰很羨慕,覺得對方始終在提升自己,而他長的“只有體重”。天天在辦公室寫材料讓他覺得厭煩,“來來回回就是那些話”。

在公考面試培訓班,王辰學到了很多“規矩”:面試時,身體要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處,雙手平放。不能染發,不能文身,不能戴飾物,最好不要談自己在國外的經歷,不能說人類控制不了人工智能,不能有“不正確的價值觀”。不能大笑。面試是公務員考試的最后一關。

代價

在一門事業編制考試的前一晚,于智慧突然決定不去了。她覺得自己考不上,也不想做這份工作。她把這個決定告訴父母,被母親打了幾下屁股。但她“就是不想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高考報志愿的時候,父母把她所有的志愿都填報成教育或師范類的,但最終被調劑到了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她覺得4年的大學生活幾乎沒學到什么東西,也很難有可供選擇的就業機會。畢業后,除了進入體制內工作,班上許多同學去做了互聯網公司的內容審查員。

周圍的朋友幾乎都進入體制內工作了,有時于智慧家里來了客人,大人們就坐在一起教育她,仿佛這是一場賽跑,她是最后一個還沒有沖過終點線的。考上的朋友也替她著急,特意把她約出來,要“罵醒她”。舅媽想給她介紹周圍同在備考的人交流經驗,她躲在廁所里,直到舅媽離開。有一次,于智慧和父親在大姑家吃飯,她煩躁地對大姑說“你想考自己去考”。氣得父親飯都沒吃完,拉著她回家了。

大人們覺得她“不聽話”。父親有時在院子的藤椅上抽煙,于智慧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倆人常隔著一堵墻,背靠背坐著,不說話。于智慧討厭父親在家里抽煙,但是每次說出來,她得到的回應都是“怎么能跟大人這么說話”。她不理解:“難道大人就沒有錯嗎?”

母親希望于智慧穿得“像個女孩”,讓她穿超過膝蓋的裙子、緊身一點的上衣和高跟鞋。還要學點唱歌跳舞,以后單位如果有才藝展示的機會,領導也用得上。但她偏愛穿寬大的T恤和闊腿褲。有時候她化完妝出門,父親會跟母親說:“你看她化得跟鬼一樣。”她就趁父親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化。

母親只上到小學,日常看得最多的是關于解夢和算命的書。家里專門有一間小屋用來供奉“各路神仙”。于智慧嘲笑母親“封建迷信”。

可于智慧“遇到害怕的事也會求一下老天爺”。她出遠門之前一定不會剪指甲,考試前一晚也不洗頭,因為聽說“會把知識洗掉”。奶奶告訴她做了噩夢要對著西墻說出來,家里的西墻聽了她許多噩夢。

父親嫌豆角和肉價貴,她說,“一個大男人計較這些有意思嗎。”她不喜歡媽媽幫弟弟洗澡的時候用她的拖鞋和毛巾。但她會認真地跟家人說,以后家里的財產都留給弟弟,反正自己結了婚,就是“別人家的人了”。

張小龍曾說,由于公考的錄取率低,報名的學生中其實大部分是考不上的。他不想把考上公務員作為課程的唯一目標。他覺得,學生在培訓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技巧,而是知識和學習習慣。最近幾年,他開設了各種類型的網絡公開課,講哲學,講《論語》,講時事。他一直在課上說,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體制內像個圍城。”班上有學員這么說。教室兩側的桌子直接抵著墻,墻上貼著學員編號。每一列課桌中間的過道只能容身一人。

培訓班的老師見過很多連續考了多年公考依然沒有“上岸”的學員。他們覺得,其實公務員不一定適合每個人,如果沒有考上,可以試著找其他的工作。有位教面試的老師原本就是一名公務員,但他“不喜歡一成不變的生活”,也想靠自己的能力買房,體制內的收入水平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于是就辭職了。

于智慧不覺得自己有別的選擇。放棄考試之后,她每天早上醒來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玩手機,直到母親回家做飯。她覺得待在家里很壓抑,又不知道能去哪里。“不敢邁出那一步。”于智慧穿著睡衣,癱在沙發上。“至少在家有地方住,有人做飯,也挺好的。”

家的另一面

于智慧的父親于峰喜歡在院子的魚缸旁抽煙,看著魚兒跳來跳去,一天能抽一包。他是當地一家私人礦石廠的會計,“就是給老板記記流水賬,能看明白就行”,每月能拿4000元。這是全家幾乎所有的收入來源。他的上一份工作是一家玻璃瓶廠的倉庫保管員,干了幾個月,一直沒領到工資,就走了。“這個年紀工作不好找。”于峰把煙灰彈在地上,旁邊散落著兒子的玩具。

他15歲就學會抽煙了,那年他剛初中畢業,進入一家國有汽車配件廠工作。進廠考試的時候,有一大半都是廠里的老職工子女,有人不會答題,就在考場給每個人發煙,考官也不管。那會兒“大家都愛往企業跑,當工人”。有的國企里還有專門的水龍頭,每天會在固定時間流出汽水。

于峰以為之后的日子會跟汽水一樣甜。一開始他在廠里做鍛工,全身只有眼周和牙齒是白的,大姐心疼,就幫他找關系,轉到了質檢科。直到2001年開始跑銷售,于峰的月收入才過千元。

結婚后沒多久,妻子所在的服裝廠就破產了,妻子連遣散費都沒拿到。后來,她只能在一些私人的服裝廠幫忙,按件計費,一天賺三四十元。有很多年,在服裝廠工作的妻子沒穿過新衣服。她把廠里的瑕疵品帶回家,給孩子穿。有時孩子想吃西瓜、榴蓮,于峰舍不得買。在游樂場,他會告訴兒子,“花錢的東西不玩”。前些年,他每周都會買彩票,總想“中個大的”,可現實是中的獎金從沒超過50元。2008年,于峰和妻子從村里搬到了現在的房子,買房花了19.7萬元,12萬元是借的。

家里好幾個燈是光禿禿的燈泡,洗手臺是水泥壘的,衛生間墻面的瓷磚只貼到了頭頂,馬桶上方的天花板裸露著鋼筋,廚房用的調料都堆放在灶臺下面的地上——在這個家,實用是第一位的。無處不在的“福”字是為數不多的裝飾。

院子里一間小小的平房是于峰給哥哥蓋的。哥哥生下來就是腦癱,不會走,也沒法自己洗澡,整天在小房間里聽收音機。于峰的母親和哥哥一直和他一家住在一起,直到兒子出生,家里顧不過來,大姐就把母親和哥哥接了過去。于峰一直覺得,大姐和大姐夫是他的恩人。他從不敢反駁他們的話,“哪怕是錯的”。

于智慧頂撞大姑,他格外生氣。“她也不想想,沒有她大姑,咱家哪還能撐下去。”于峰說。于峰不愛和女兒說話。在于峰的記憶里,父親也不怎么跟自己說話。

他算過了,一家四口一年的開銷大概需要8萬元,現在的收入遠遠不夠。前幾年,于峰所在的那家國企改制,員工從600多人降到了100多人。改制之后,他的辦公桌上再也沒長時間放過什么私人物品,“心理上沒有歸屬感”。客廳的墻上貼了幾張兒子識字用的動物圖案,膠帶上印著工廠的全稱。這是他工作了30年來幾乎所有的證明。后來企業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了。

有時于峰會想,等過幾年退休了去新疆、西藏轉一圈,但他心里明白,“實力不允許”。“人不是光為了自己活著,不能隨心所欲。”他笑了笑,“咱們小老百姓,想想就罷了。”

于峰不想讓于智慧走自己的老路。他希望女兒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不至于像他和妻子一樣,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于峰的大姐覺得他在記者面前說這些話丟人,把他罵了一頓。于峰沒注意,一直坐在一旁不說話的于智慧突然跑進房間,哭了。

自由

2020年8月29日,山東省公務員考試全部結束,王辰考了本崗位第一。未來,他的每月工資會漲1700元,也將被調到更理想的科室。

按照他的計劃,等自己在體制內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和資源,就轉行成為一名律師,開一間自己的律所,到更大的城市生活。

他對自己的孩子沒有什么別的要求,唯一一條是,不能接受孩子丁克。他不想晚年孤單。

于智慧沒有通過筆試。公考結束后,她經常夢到自己在答題。題很多,她怎么也寫不完,最終在驚惶中醒來。

后來,大姑幫她找了一份在小學代課的工作,教一年級語文,一個月2000多元。如果想轉正,還是需要通過考試。那所小學是于智慧的母校,她和那位曾經說自己“臭美”的女老師成了同事。

她始終覺得自己“不配當老師”。跟培訓班一樣,班上的小學生也是兩人用一張長桌,墻上的藍色大字寫著“做優秀娃”。她不確定自己能讓這些孩子有多“優秀”,才能在面對未來的時候有足夠的勇氣選擇自由,并承擔隨之而來的代價。(文中王辰、于智慧、于峰為化名。韓萌、田宇、邵真對本文亦有貢獻)(記者 玄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