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修訂實施一年以來，各級紀委問責案件的數量不斷上升，充分反映了問責的常態化，問責已經成為執紀的重要方式，并成為推動督促各級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的“利器”

● 黨委（黨組）應當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紀委應當履行監督專責，協助同級黨委開展問責工作，兩者緊密結合。基于此，圍繞黨中央中心工作和重點工作進行執紀監督，正是黨內問責制度的一大特色

● 在問責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需要加強的方面：一是問責成效層層遞減，基層的假問責、亂問責現象仍然存在；二是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具有復雜性問題的問責力度仍然不足，導致類似相關問題很難鏟除。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不斷提升問責制度運用的規范性、精準性和科學性，發揮問責制度的綜合效應

□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陳磊

□ 見習記者 劉紫薇

截至今年9月，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實施已滿一年。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信息發現，一年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集中通報的問責典型問題和案例有240多起，問責領域涵蓋扶貧、疫情防控等。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問責條例》修訂實施一年以來，各級紀委問責的數量不斷上升，充分反映了問責已經成為執紀的常態和重要方式，成為推動督促各級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的“利器”。

問責成為執紀常態

有效督促干部履職

近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稱，青海省副省長文國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目前正接受審查調查。

文國棟還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書記、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書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初被曝光的祁連山木里礦區非法采煤問題，就發生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這意味著，青海省紀委監委針對木里礦區非法采煤問題啟動的追責問責風暴仍在繼續，此時的文國棟被任命為青海省副省長還不滿兩個月。

文國棟生于1968年，青海西寧人。

根據公開資料梳理，文國棟的仕途從秘書起步，曾任青海省湟中縣委辦公室秘書、海北藏族自治州委辦公室秘書、海北州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等職。

2001年6月，文國棟轉任青海省門源縣委書記。4年后，赴任海西州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躋身副廳級領導干部。

2012年8月，文國棟被明確為正廳級，次年2月擔任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州委書記，隨后3年多一直主政玉樹州。

2015年7月，文國棟回到海西州，擔任海西州委書記，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書記。今年7月22日升任青海省副省長。

木里礦區非法開采問題曝光后，今年8月5日，青海省紀委監委調查組成立，同步啟動追責問責程序。

今年8月9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稱，針對木里礦區非法開采問題，青海省紀委監委成立調查組，對涉嫌失職失責等問題立案調查。

經初步調查核實，海西州委常委、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常務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梁彥國，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委員、管委會專職副主任兼木里煤田管理局局長李永平，對非法開采問題，在監管上失職失責，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經青海省委研究決定，免去梁彥國、李永平職務。

9月6日，作為梁彥國、李永平的直接上司，文國棟主動投案。

9月9日，青海省委召開會議，傳達中央文件精神，通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文國棟進行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決定。

會議指出，文國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是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表現，是理想信念不堅定的表現，是以權謀私私欲膨脹的表現，是放松世界觀改造的表現，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頭腦不清醒的表現，既破壞了自然生態，也破壞了政治生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文稱，新修訂的《問責條例》實施一年來，以問責“利器”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已成為各地各部門的行動自覺。

《法治日報》記者統計發現，一年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已經集中通報問責典型問題和典型案例240多起。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向《法治日報》記者稱，《問責條例》修訂實施一年以來，各級紀委問責案件的數量不斷上升，充分反映了問責的常態化，問責已經成為執紀的重要方式，并成為推動督促各級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的“利器”。

問責防控疫情不力

推動中央決策落實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央高度重視疫情防控。

今年1月25日，農歷正月初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強調，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工作，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

今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研究加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對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懲處。

同一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4批各地集中通報疫情防控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其中河北3起、湖北6起、浙江兩批10起。

次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4批典型問題，其中包括“湖北通報省紅十字會有關領導和干部失職失責問題”。

針對反映湖北省紅十字會在捐贈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關問題，湖北省紀委監委進行了調查核實。經調查，湖北省紅十字會有關領導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間接收和分配捐贈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題。“決定免去張欽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職務，并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

湖北省紀委監委在通報中總計點名處分3名領導干部，除了張欽之外，給予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黨內警告處分。

“抗疫斗爭開展不到一個月，防控任務較重的湖北、廣東、浙江等6省市紀委監委，共查處疫情防控不力等問題9600多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文稱。

《法治日報》記者統計發現，今年1月至8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總計集中通報100多起與疫情防控相關的典型問題與案例，200多人被點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對《法治日報》記者稱，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未有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目前全球有2800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國家深陷其中，而我國則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勝利，創造了眾多奇跡。

任建明認為，我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些，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和問責工作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使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得到全面、及時、準確的貫徹和執行。

在宋偉看來，疫情防控是今年以來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重中之重，直接影響到人民的生命安全，直接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對疫情防控的問責力度，這不僅是推動中央決策部署落實的重要舉措，也體現出紀檢監察機關認真履行監督職責的政治意識。

假問責亂問責仍存

問責規范性須提升

今年1月，因陽市煙花廠重大爆炸事故和謊報事件，湖南省紀檢監察機關對29名公職人員追責問責。

2019年12月4日，瀏陽市碧溪煙花制造有限公司13號工房發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1944.6萬元。

湖南省紀委省監委調查認定，這是一起由瀏陽市澄潭江鎮原黨委書記劉法裕指使，鎮黨委鎮政府部分班子成員參與，瀏陽市個別領導干部默許縱容，部分領導干部失察造成的有組織的重大生產安全事故謊報事件。

湖南省紀檢監察機關按照干部管理權限，依規依紀依法對事故事件中失職失責和謊報的澄潭江鎮、瀏陽市、長沙市和湖南省省應急廳總計29名公職人員進行追責問責。

其中，湖南省紀委省監委對在爆炸事故及謊報事件中失職失責失察、負有領導責任的瀏陽市委副書記、市長吳新偉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長沙市委常委、瀏陽市委書記黎春秋黨內警告處分；給予長沙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夏建平誡勉。同時，對湖南省應急管理廳副巡視員龔偉兵等相關部門相關責任人，分別給予問責處理。

問責的領域并不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還包括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不力。

今年8月12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山東通報5起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不力受到問責典型問題。

山東省淄博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理事長彭建林因黨委領導弱化及班子成員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問責，正是其中一起典型問題。

通報稱，2013年1月至2017年10月，彭建林擔任淄博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黨委書記期間，奉行“好人主義”，導致醫院黨委會和行政辦公會合并召開，變成原院長段明福的“一言堂”，醫院黨委會和黨委書記職權弱化，黨內監督乏力，民主集中制形同虛設，破壞了單位政治生態，其后段明福因嚴重違紀違法被追究刑事責任。

因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彭建林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的信息，還有扶貧領域因失職失責被集中通報的典型案例。

例如，今年7月10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稱，陜西通報4起扶貧領域失職失責典型案例。

2019年2月，鳳縣扶貧辦撥付唐藏鎮林麝產業扶貧基地建設資金120萬元，但由于合作洽談進展緩慢，直至2020年4月唐藏鎮才與合作方簽訂協議。2020年3月縣扶貧辦撥付唐藏鎮資金25萬元用于修建香菇扶貧示范園，截至2020年5月，僅有17.8萬元形成實物工程量，近30%資金處于閑置狀態。這兩起脫貧工作落實不力問題的發生，影響扶貧產業發展。

對此，唐藏鎮黨委書記張繼軍、鎮長楊曉東，負有重要領導責任。2020年5月，張繼軍、楊曉東受到談話提醒處理。

《法治日報》記者統計發現，一年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重大安全事故、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扶貧攻堅等領域總計通報典型案例和問題140多起。

在任建明看來，根據《問責條例》，黨委（黨組）應當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紀委應當履行監督專責，協助同級黨委開展問責工作，兩者緊密結合。基于此，圍繞黨中央中心工作和重點工作進行執紀監督，正是黨內問責制度的一大特色。

宋偉認為，這些領域問責案例較為集中，反映出當前領導干部失責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領域性特征，也說明各級黨委紀委緊盯這些與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相關的領域，發現問題即通過問責方式倒逼責任落實。

“《問責條例》實施一年以來，問責“利器”的運用得到了整體性提升，然而在問責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加強的方面：一是問責成效仍然存在層層遞減，基層的假問責、亂問責現象仍然存在；二是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具有復雜性問題的問責力度仍然不足，導致類似相關問題很難鏟除。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不斷提升問責制度運用的規范性、精準性和科學性，發揮問責制度的綜合效應。”宋偉稱。